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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草原 这张照片摄于现代，展现了草原开阔景致。这片草原横亘欧亚大陆，从西部的匈牙利一直绵延至东部的中国。远景中正在吃草的牛羊养活了游牧人口。他们统一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征服了当时最大的帝国，立下赫赫战功，为当世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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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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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蒙古传统，成吉思汗要将财产分给四个儿子。其中一个先于成吉思汗去世，他的那一份直接传给儿子，即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为有效统一各“汗国”（蒙古每部分政权的称呼），成吉思汗将蒙古驻军统率权转交给儿子窝阔台（在位时间1229年—1241年）。虽贵为成吉思汗之子，但窝阔台仍需要蒙古军官和近卫辅佐，方能令突厥人、中原人和其他民族臣服。通过这种政权组织方式，蒙古帝国的统一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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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窝阔台统率下，蒙古胜绩如前。1234年，最后一位女真统治者被蒙古人俘获。中原北方成为蒙古人的天下。他们决定恢复中原吏治办法，任用儒家弟子征收税金，管理地方事务。虽然改朝换代，但对普通农民市民影响不大。因为，中原南方地区直到1279年才最终平定。在此之前，草原骑兵不时出没于中原地区。1279年南方平定后，蒙古人纵贯南北，远征缅甸（1287年）、暹罗（1289年）。虽征伐不断，但在日常层面上，蒙古的统治大势并不明显。儒家学者管理行政机器，中原地区除在最高层级外仍受本族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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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向东西两方同时扩张。1237年至1241年间，征服除诺夫哥罗德之外的俄罗斯所有行省和城市。俄罗斯南部的丰美草原变成了“金帐汗国”的基地。该政权将统治中心设在伏尔加河中部城市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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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要求俄罗斯人像中原人一样进贡。实际上，蒙古人可能把从中原获得的经验作为帝国管理样板。因为俄罗斯没有现成的收贡制度可用，蒙古人便将这项任务委托给中亚商行，人员是为成吉思汗记账的原班人马，但效果不好。所以当俄罗斯王公自告奋勇担任税吏时，蒙古统治者点头同意。这意味着，俄罗斯王公可自建收税队伍，并掌管人事任免权，不用听命于遥远的蒙古可汗。后世俄罗斯政权即由此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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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世界，蒙古人实施了和中原、俄罗斯一样的行政模式。麻烦在于，大多数穆斯林不愿自征自税，让蒙古人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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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在中东的弱势地位还体现在，为蒙古统治王朝——伊儿汗国服役的多数士兵都是突厥人。这些人与之前穆斯林化的突厥人有很多相似之处。1295年，伊儿汗国当权者被同化为穆斯林，遵从古老的穆斯林、突厥人和中东帝治模式。而在1257年，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也奉行此道，皈依伊斯兰教，与基督徒子民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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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统治下的元朝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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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蒙古铁骑和统治阶层中的突厥元素浮出表面，远东影响减退。但在此之前，在忽必烈统治下元朝的国力达到巅峰。1251年至1259年间，忽必烈的哥哥掌管帝国。在这两位可汗任下，元朝帝国西及太平洋，东抵波兰，将东欧、中东大部、中原全境及中间地区划入一个宏伟的帝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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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权力建立在对正统蒙古军的统率基础上。只有少部分军队分给了其他汗国。忽必烈所在中心与其他可汗朝廷通过高效邮驿系统保持联系。每隔32~48千米设有驿站，马匹骑兵可随时就位。在飞奔的马上，消息从一个驿站传到另一个驿站，最后抵达终点。古亚述人和波斯人也曾用过这种办法，但蒙古邮驿系统的涵盖范围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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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也精于刺探情报。他们有时利用商人或乔装打扮成市井百姓的情报人员打探消息；有时派出侦察员先行于主力部队320千米探听虚实。进攻时，每天遣送信使确保各纵队互通有无。有了通畅的信息，各队就能准时集合，做到攻守兼备，从侧翼后方围剿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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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在元朝帝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比如，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在忽必烈朝廷中数次担任要职，而他在自己的家乡不过是一介珠宝商贩。实际上，忽必烈对身怀各种技艺的陌生人敞开大门。元朝统治阶层一直对自己信得过的怀有文明技艺的人持欢迎态度，尤其是能识文断字的人。在他们眼中，这些得到厚薪要职的外人是可汗亲自委任的，不可能不遵从。这一用人原则也应用到了军队和行政管理中，都收到了实效。虽然地方税收由地方官收取，但与制订最高政策的统治者相关的文书工作和职位均由外人承担。蒙古人虽擅长带兵打仗，但不识字，不能胜任文书工作，因此不得不委用像马可·波罗这种远道而来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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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狩猎图 在征服亚洲大部分地区时，元朝帝国的统治者希望在乐享文明舒适生活的同时守护游牧传统。在他们接触过的所有文明中，数中华文明最有魅力，这幅中原画家迎合蒙古品味的画可为证明。画面上的狩猎和草原景致再现了蒙古人的游牧历史。画上有几处彩色亮点，说明画家受到了波斯细密画的影响，但整体画风仍然是典型的中国风格。这幅画表明，蒙古促进了亚洲各地人员的频繁往来，实现了不同文明传统中技艺思想的交会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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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帝国的朝廷，三教九流交会融合。来自欧洲和亚洲各地的人先是会聚到成吉思汗时期的都城哈拉和林。忽必烈建立元朝后，又来到元大都（今北京）。该都城建于1264年，由忽必烈亲手创建。各种宗教在两大都城百姓中传播，这跟蒙古政策完全契合。成吉思汗和继任者认为，每一宗教必有可取之处。因此，让各种信仰的专家听命于可汗，防止神祇动怒是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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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基督徒完全误解了蒙古人的宗教态度。当他们发现忽必烈允许基督徒入朝，且时而委以要职后，教皇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以为元朝帝国要改信基督教，便多次派传教士前来布道。其中有两位确实被忽必烈迎上朝堂。忽必烈对他们彬彬有礼，但继续执行原有宗教政策。忽必烈本人可能信奉喇嘛教，但在他的世界观里，从来没有宗教偏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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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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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距离”这一个因素就能构成蒙古军取胜障碍。1241年，在攻下俄罗斯后，蒙古铁骑进军中欧，在西里西亚挫败波兰和日耳曼军，占领匈牙利全境。但因窝阔台去世，蒙古军不得不返回家园，参与选择皇位继承人。皇位之争告一段落后，又有其他战事要处理，蒙古铁骑再未返回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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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和印度情况大致相似。1259年，继承危机再起，蒙古主力部队从中东撤离，再未返回，埃及因此一直是未征之地。1250年，阿尤布王朝覆灭，马穆鲁克奴隶兵统治埃及。这些奴隶多来自黑海东部的高加索山脉，年轻时被奴隶贩子运到埃及，靠打仗为营生，少数擢升为将。1798年前，埃及一直受这群奴隶兵统治。马穆鲁克英勇彪悍，于1260年从伊儿汗国手中收复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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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方面，蒙古主力部队从未大举进犯。1285年至1303年间，伊儿汗国发动了几次小型突袭，但有喜马拉雅山相阻，且国内也要用兵，因此未能占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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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朝统治者看来，在叙利亚和印度所受的挫折微不足道，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打算把大军调到如此遥远的地方攻城略地。但1281年征服日本不成却是元朝帝国遭遇的第一个重大挫折。忽必烈派重兵攻打日本，但日本早有防备。台风肆虐，船运不通，元朝军队补给供应受限，只得仓皇撤退。兵败之后，忽必烈心有不甘，再次备战，为此专门组织海军远征。其中一支队伍曾于1292年至1293年间远抵爪哇，部分目的就在于演练敌方海岸登陆兵法。但最终成效不佳，再次出征日本似乎不可行。1294年，忽必烈去世。继任者忙于维护帝国已有版图和平，无暇征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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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去世后，有三个因素相互叠加削弱了元朝帝国，并最终导致其毁灭。第一个因素是元朝军力减损。毋庸置疑，很多元朝军人因战阵亡、染病身亡。而且，跟生活在条件艰苦的蒙古草原上的祖先相比，战场得意的元朝军人享受着安逸奢华的生活，能吃苦耐劳的将士不多。这些将士和成吉思汗统率的横扫世界的蒙古人不一样，不能在一周多的时间里日夜兼程、不寐不食。失去了忍耐极端艰苦条件和疲惫辛劳能力的元朝军队，不再具备非同寻常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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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是，中央权力弱化，不能有效控制帝国全境。如果元朝军队不能在数周内横扫亚洲，伊儿汗国和金帐汗国的可汗便对远在中国的忽必烈无所惧怕。忽必烈一死，这种情形愈发明显，帝国统一局面无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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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因素是，驻扎在三大主要农业区的元军分歧日深。忽必烈身边的士兵和官吏对中原情况越来越了解，与中亚文明失去了联系。金帐汗国和伊儿汗国则与之相反，越来越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对渗入元朝朝廷的中原生活方式日愈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