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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细密画最终发展成为诗歌绘本。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波斯诗歌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最重要的高雅教育形式。土耳其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如果想要让别人觉得自己有修养、有文化，都要从伟大的波斯诗人那里学几句箴言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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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多西（940年—1020年）用波斯语描绘波斯历史宏伟场景，开启了波斯语言的复兴。但波斯诗歌的最高成就呈现在赞颂爱情的抒情诗句里。有三位波斯诗人采用这一主题创作。第一位是鲁米（1207年—1273年）。他信奉苏菲派神秘主义，以华美欢悦的笔触歌颂真主对人类的爱。另两位波斯伟大诗人萨迪（1208年—1291年）和哈菲兹（1320年—1389年）在这种稍稍令人震惊的语言效果上走得更远。他们在诗中比较了人类情爱与信徒真主之爱的关系。这些徘徊于亵圣边缘的诗句撼人心魄。鲁米、萨迪和哈菲兹的诗歌为伊斯兰教内的苏菲神秘主义运动创造了既能激发灵感又充满模糊意境的文字载体。在正统逊尼派穆斯林眼中，这些诗人和苏菲派圣人一样，常常徘徊在异教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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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想领域，伊斯兰没有回归哲学和科学。但地理学家和旅行者满怀热忱，精确描述日益扩大的世界。北非人伊本·赫勒敦（1332年—1406年）的世界史见解深刻。他以游牧人和农民的差别立论，提出了政治重复模式。他认为，牧人常常征服农民，但在统治三代后，因纪律涣散失去作战能力，陷入了征服和衰败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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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1200年至1500年间，伊斯兰国家实现了蓬勃发展。毋庸置疑，穆斯林旧世界中心的经济生活未能复苏。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面积减少，人口减少。1492年，西班牙最后一位穆斯林统治者被西班牙人推翻。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欣欣向荣。在中部草原和伊朗东部，一座座城市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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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究过1475年世界史的人都不会否认，未来属于伊斯兰。这种判断似乎再明显不过。在欧洲航海发现改变世界关系以前，中部草原的商人、圣人和武士以迅猛之势将穆罕默德的信仰传到欧亚非三洲。世界局势在公元1500年后发生转折。但虔诚穆斯林仍对真主青睐穆斯林社群的时代记忆犹新，很多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在现代几个世纪里，穆斯林会在与异教徒的斗争中突然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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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干和俄罗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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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条件，巴尔干基督徒还是更愿意顺从于土耳其人，而非西欧基督徒。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我们刚才已经了解到，基督徒统治者压榨剥削巴尔干农民和手工艺人的程度比土耳其人深。第二，西欧基督徒不论何时获得巴尔干半岛统治权后，都要强迫子民改信天主教。这令希腊正教徒深为憎恨。在他们眼中，只有自己信仰的宗教才是基督教的唯一正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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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年左右，希腊正教教会经历了一场极为关键的变革。修士和神秘主义者在街头暴徒的支持下，宣布只有修士有资格当选主教和大主教。出台这条规定的目的是，推翻希腊教会内部主张与教皇谈判、从西方获得军事和财力支持的一派。虽有反教皇运动的压力，正教主教仍于1439年参加佛罗伦萨大公会议，认同教皇对基督教信条的定义。但这一决定在君士坦丁堡极不受欢迎，因此在1453年被奥斯曼征服之前即已遭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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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二世入主君士坦丁堡后，立即委任正教新主教，并授予其照管整个奥斯曼帝国基督徒的职责。亚美尼亚的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也采用类似组织形式。后来，穆斯林社群也用这种办法实施管理。在信仰正教的巴尔干基督徒眼中，教会类似于国中之国。基督徒之间的诉讼不能呈递给穆斯林法官，因为后者判案的依据是伊斯兰教教法。基督徒之间的争议通过两种方法裁决。一是，教会负责人裁定；二是，参照当地基督徒社群的非正式协议和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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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都有人从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在奥斯曼帝国建立之初，穆斯林宣教活动如火如荼。但随时日迁移，宣教活动频度减弱，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越来越少。只是在穆斯林和基督徒连年征战的边境地区，大规模的改教活动才于公元1400年后上演。因此，巴尔干半岛绝大多数人口仍信仰基督教，土耳其人只是当地的统治阶层。不过，在几个小城镇里，也有手工艺人信仰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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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北方的俄罗斯森林里，一群基督教正教徒也变成了穆斯林的子民。起因是，1312年，金帐汗国定伊斯兰教为国教。但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俄罗斯王公和正教教会可以自行其是，只要能按时纳贡，就不会受到远方统治者的干涉。也许是为了交上贡金，俄罗斯不得不提高生产效率。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俄罗斯在蒙古统治时期实现了农业和贸易的增长。在莫斯科大公掌控下，强大的行政管理新机器逐渐成型。大公的主要职责是为金帐汗国征收贡金。多余贡金可自留，而在某些年份，根本无须上贡。因为，1419年后，蒙古内部争执不断，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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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帐汗国的权力衰退在1480年鲜明展现。那一年，伊凡三世大公（在位时间1462年—1505年）宣布不再纳贡。蒙古人发起突袭，但无果而终。随后，以莫斯科为政权中心的莫斯科公国重新获得独立，统治俄罗斯大部分土地。该公国具备强大中央政权，以强势税收官僚体制和虔诚顺从的教会为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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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必须在异族统治者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俄罗斯人和巴尔干半岛基督徒一样，青睐穆斯林可汗，而非西欧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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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对西欧的普遍不信任、不喜欢集中体现于第三罗马信条。信条思想如下：罗马因信仰异教而陷于蛮族之手。君士坦丁大帝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建立的新罗马——君士坦丁堡也被信奉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攻陷。原因是，教皇在佛罗伦萨大公会议上犯下错误，拜占庭政府却信以为真，背弃了真正的基督教信条。因此，真正的基督教只剩下一个庇护所——莫斯科。这里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罗马。莫斯科永远不会背弃正教信仰，会在审判日到来前永久存在。从那时起到现在，俄罗斯人一直抱有坚定信念，坚信自己在守护宝贵真理，注定拯救全世界。不过，在列宁领导下，俄罗斯开始以唯物主义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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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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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蒙古铁骑未能侵入印度，印度社会生活没有受到席卷喜马拉雅山以北的政治风暴的直接影响。但在1200年至1500这三个世纪中，印度遭遇政治剧变。虽然在1336年，信奉印度教的毗奢耶那伽罗王朝在南方兴起，并一直统治到1565年，但控制印度大部分土地的是穆斯林。不过，在这期间，毗奢耶那伽罗王朝时而会雇佣穆斯林兵，而穆斯林统治者也经常雇佣印度教徒参战、从事吏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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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时间一长，伊斯兰教和印度教通过交流互动改变了彼此。印度教一些宗教教师认为，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传达的信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二者基本上都是一神论神秘宗教。在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中，以迦比尔（生活于15世纪）最有影响力。时至今日，锡克教徒仍将迦比尔视为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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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印度并未发生巨变，生活照旧，圣人仍像几百年前一样，超越纷繁的日常生活场景，追求超验真理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痛苦与奢华，胜利与挫败都归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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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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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帝国的异军突起以及随后的崩溃瓦解对亚洲民族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原因是，蒙古人最初信奉异教，征服其他民族后，接受了新的文化和宗教传统。随着元朝帝国条件的改善，各民族展开了一定的交流融合，但都局限在不太重要的领域。比如，波斯细密画里出现了中国主题，却为何没有结出交流硕果？原因不难找到。在蒙古人到来之前，每一个亚洲大文明——中国、穆斯林和印度都各自发展出了高超精致的传统和技艺。所以，即便有新生事物出现，也都处于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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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故意拒绝吸纳新技术、新思想的观念根深蒂固。当人们感觉所有重要问题都已解决时，就会强烈反对引入新思想、新方法。异国他乡的新奇东西常常会引起麻烦，不值得引入。因此，虽然忽必烈统一了亚洲北部，但留下的痕迹并不多。在蒙古印记最鲜明的元朝，明朝君主采用系统举措，清理外来的东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基本上也是这种态度。他们更倾向于深化发展蒙古征服以前自己文明内部出现的趋势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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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挫败元朝军队后，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羁绊。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西欧人面临相似境遇。不用同蒙古军短兵相接的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殚精竭虑向周边地区求教，向遥远的中国学习。因此，欧洲人比别的民族更有能力抓住新机遇，为1200年至1500年间的全球扩张打下了根基。而那时，美洲之外的文明世界正遭受、抗击蒙古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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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一章中，我们将去回顾在那些岁月里西欧发生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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