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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得到承认后，整个西欧被分成若干大主教区，每位大主教各管一区。而大主教区又分为主教管区，受主教管辖。主教管区又分成教区，由牧师掌管。有多种牧师委任方式。一般来说，地主有权选择候选人，但只有主教才有权授予圣职。所以，主教对牧师候选人有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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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委任方式大体相同。主教座堂神职人员有权提名主教，但大主教和教皇有权监督选举。实际上，一般都要让大主教和教皇提前了解选举事宜。自1059年改革以来，教皇由罗马红衣主教选任，而在任教皇有权委任红衣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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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是教会的关键管理者。建造主教座堂、安排宗教仪式只是主教职责的一小部分。收取租金等收入、管理教会财产才是重中之重。另外，教会法律对圣事中引起的任何纠纷都有规定。这意味着，任何法律诉讼都应提交到教会法庭，根据教会法律判决。但地方统治者从未接受这种对教会权力的宽泛阐释。为此，教会和地方政权达成了各种协议，商定哪些讼案应提交教会法庭，哪些呈递国王贵族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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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诉讼管辖权问题极其重要。审理案件的法庭以诉讼费和罚金为收入。而且，因财产所有权诉讼较多，法官权力凸显。例如，教会常在教徒死亡忏悔时，得到赠予地产。一般来说，死者没有时间走完法定手续。即便死者已清楚表明意图，其继承人不一定认同教会拿出的遗嘱受益人证据。在这种情况下，是国王法庭，还是主教法庭解决争端，就显得至关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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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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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竭力让所有主教配合工作。信函和更为正式的训令是基本沟通手段。遇有重要事宜需要及时处理，则委派特使行使教权。教皇也可能会召集所有主教，或选定部分主教参加大公会议，或发布训令，或就特定事务寻求主教的支持和建议。比如，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时间1198年—1216年）召开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这次会议解决了多个信条问题，规定每名基督徒都应接受告解圣事，并遵从教区牧师，每年至少忏悔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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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人都尊崇、服从教会。原因不外乎三种：教会仪式恢宏壮观；基督教信条富有威力，而布道、讲解这些信条的人都是欧洲的饱学之士；地狱烈火恐怖骇人。当然，绝大部分基督徒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那方面达不到基督教倡导的道德标准，只能依靠圣事洗清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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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虔诚的灵魂不满足于这种领受圣事即得救的粗糙解释，希望去修道院辅仁行善，过有规律的修行生活，践行严格的崇拜形式。这些人被称为“修会教士”，而牧师和主教被称为“世俗教士”。因修会教士特别神圣，身负罪恶重压的老年人常常把财产捐给修道院，换取修士为其死后祈祷的承诺，受赠的修士自然非常富有，继而放松对圣洁的追求。改革因此而起。但实行此项改革、决意推行圣洁修行的修道院乘机得势敛财，新一轮改革箭在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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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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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096年至1099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来，教会在把骑士转换为基督徒一事上成绩斐然。但响应教皇乌尔班二世召唤的骑士不仅效力于教会和基督教世界，还顺势为自己寻找新土地。那种骑士扶危济弱、匡扶正义、仅为善事而战的思想早已在现实中渺不可见，只能写到书页里，变成诗歌赞颂的主题。宫廷城堡里回响着亚瑟王和骑士、查理大帝的骑士罗兰、德国帕西法尔和尼伯龙根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体现了“位高应不负众望”的基督教理想。贵族和骑士阶层的孩子从小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按照基督教理想塑造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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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在市镇上面临更复杂挑战。因为主教是大地主头子，意图统治全城，限制地方自治权，所以遭到城里人反对。此外，城市居民对不学无术、贪婪无道的牧师也心怀不满。异教言论开始传播，尤以意大利北部和法国南部受影响最深。其激进表达形式是摩尼教，因盛行于法国南部小城阿尔比，又被称作“阿尔比异端”。跟多数异教徒一样，阿尔比派寻求更为严正的道德和宗教关系，而教区牧师无力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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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和市镇敌对气氛，教皇英诺森三世允许圣方济各组织非正式修士会。圣方济各虽是神秘主义教派平信徒，但全身心敬奉基督。他四处传道，赈穷济弱，是喜乐无私的楷模。他和追随者一道汲汲而为，致力于以简单直接的方式效仿基督和使徒。他们弃绝所有财产，凭大众施舍满足口腹之需，广行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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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踏实践行基督教义的人才能满足城里人的苛刻要求。但从牧师和主教的角度来看，托钵修会修士与教会形成竞争关系，令神职人员处境尴尬。毕竟，主教才是教会认定的使徒继承人。这些平信徒有什么权力模仿基督和使徒？有什么权力按照福音书的描述规划生活方式，与教皇和教会其他管理者的奢华富足形成如此鲜明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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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批准圣方济各建立修道会时，教皇英诺森三世犹豫不决。他坚持认为，托钵修会修士必须隶属于明确的组织。看到教皇要对自己的追随者施加管制，圣方济各感到很为难，便辞去了修道会领导职务。圣方济各知道，要满足教会要求，就必须购置地产，建造修道会所，并设置专人负责。这与自己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圣方济各却一直向追随者强调要顺从教皇。最终，在修道会组织一事上，圣方济各勉强同意了教皇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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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方济各的顺从和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手腕释放了方济各会运动的能量。方济各会修士将此前通过异教渠道抒发的感情导入到教会框架内，让基督教理想在西欧市镇里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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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道明（1170年—1221年）也组织了一个托钵修会。他希望专门培训修士，使之精于布道，比教区牧师懂得更多，信念更坚定，从而说动阿尔比异端及其他异教徒改信基督教。训练立竿见影。道明会修士在欧洲大学崭露头角。在组织机构方面，圣道明为道明会创建代议制。该制度成为圣方济各去世后方济各会的重组模型，并影响了后世王权政府代议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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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对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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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对所有文化生活形式都产生了强烈影响。音乐、赞美诗、教会仪式上的华袍，以及遍布欧洲的新哥特式教堂各领风骚。描述圣徒生活的文学作品不胜枚举，使基督教教义更加丰富。“圣迹剧”让圣人圣事再度上演。嘲讽挖苦牧师的传奇故事风靡于市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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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控制着几乎所有的正式教育渠道。中世纪的小学生要学习拉丁语。这种语言虽然与西塞罗所讲不同，却是教会用语，西欧全境的文化人每天都在用。这种拉丁语使用简化语法，包含很多古人不知道的词汇。除拉丁语外，中世纪学生还要在上大学以前，修习语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等古代人文学科。成绩优异者可去大学深造，为职业生涯打下根基。中世纪大学教授法学、医学和神学。医学院学生以拉丁语版的盖伦和阿维森纳著作为教科书。法学学生要研读《查士丁尼法典》，了解古罗马法，还要掌握当代教会法。英格兰另制有王室法。因中世纪大学隶属教会，学习此法的学生需前往专门机构——律师学院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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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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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大学的所有学科中，神学排在第一位。神学家的任务是阐释基督教教义，让信徒明白上帝拯救人类灵魂的计划。为此，必须使基督教信条有逻辑、能保持连续性。1200年初，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被译成拉丁语。神学家发现他们想要的清晰逻辑就呈现在亚里士多德的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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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一些神学家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代表异教思想，不应受到重视。基督教一流神学家大胆借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向世人展现，基督教信条与人类理性推出的可知真理珠联璧合。巴黎大学成为此类研究中心。致力于该研究的学者因执教于大学院校，而被称为“经院哲学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论证方法被称为“经院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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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经院哲学家是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是他的代表作。其写作风格是：先提出问题，以多种观点解答，阐明各自利弊，再提出作者自己的观点，同时说明原因，最后以批驳或重新阐释反面观点结尾。在这本书中，阿奎那列出了当时神学家争议的所有问题，并给出了合理中肯的解答。阿奎那在世时毁誉参半。原因是，他完全信任理性，认为理性能揭示几乎所有的真理，让人类获得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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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丁的《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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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以文学形式表达中世纪世界观的是诗人但丁·阿利吉耶里（1265年—1321年）。但丁生于意大利佛罗伦萨，于1302年遭政敌放逐。这些人与教皇结盟。因此，但丁强烈反对教权，但虔诚信仰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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