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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失去法兰西领地后，两国渐行渐远。英格兰宫廷不再使用诺曼法语。一个新的语言——英语渐渐成型。这种语言融汇了普通老百姓说的盎格鲁-撒克逊语和统治阶层的法语、拉丁语。自此，贵族失去了与法国的联系，一个新的民族诞生。与之相比，法国的统一进程要慢得多。旧封建公国分歧日显，置法兰西国王所有子民的共通性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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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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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半岛分裂成五个独立的基督教王国，其中以葡萄牙王国、卡斯蒂利亚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势力最强。阿拉贡和法国南部最相似，但西班牙其他地方与法国有重要区别。比如，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市镇中扮演重要角色，国王和市民由此产生隔阂。西班牙君主一直抱有十字军东征念头，想把穆斯林赶出伊比利亚半岛。在同一目标的召唤下，贵族军事阶层和半岛各国王之间保持密切联系。而在西欧其他地方，国王通常与市镇联手，对抗贵族。因此，早在1492年西班牙发现美洲，自此在世界事务中扮演独特新角色之前，其政治社会已经与拉丁基督教世界其他地方存在根本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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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综合体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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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0年，法国国王圣路易（即路易九世）去世。两年后，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也撒手人寰。他们的继任者不太虔诚，且野心勃勃，不愿意给教皇留下太多权力空间。几乎与此同时，市镇发展变慢，贫富摩擦升级，同业公会在技术工匠和日薪工人间分裂，政治权力日趋集中在少数有影响力的人和实力强的同业公会手中，贫穷阶层被挤出。1200年至1275年间那种市民、统治者、神职人员合力建设城镇，没有尖锐矛盾的开放气象和灵活态度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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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权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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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最具戏剧性的标志莫过于教皇领导地位的破坏。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位时间1294年—1303年）与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在位时间1285年—1314年）就国王是否有权对生活在法国境内神职人员征税而争论不休。卜尼法斯八世禁止对神父征税，腓力四世回绝后觉得此事重大，便召集法国所有权势阶层——神职人员、贵族、市民代表聚集一处，解释与教皇争执始末，并寻求帮助。这就是第一次三级会议。后来，法国国王不时召开三级会议，就特别征税等问题寻求全国支持。三级会议与一代人之前出现的英格兰政府的固定机构——英格兰议会紧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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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定自己获得国内支持后，腓力四世遣送一支小别动队进入意大利，绑架了旅居小镇阿纳尼的教皇。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出离愤怒，基督教世界一片骇然，而腓力四世手足无措。虽然法国很快释放了自己手中的囚徒，但1303年阿纳尼教皇绑架事件迅速成为教权衰落的标志。而与之相反，1077年亨利四世卡诺莎受辱事件标志着教皇凌驾于世俗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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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卜尼法斯八世获释几个月后去世。红衣主教选法国人克雷芒五世为教皇。上任后，克雷芒五世立即在所有争议点上让步，与腓力四世讲和。新教皇没有去罗马，而在紧邻法兰西王国边境的罗讷河小镇——阿维尼翁建立教会中心。在长达七十多年的时间里，历任教皇一直留在阿维尼翁，与法国国王相处融洽。实际上，教皇和国王达成了一致意见，不断加重底层神职人员的税赋，并分割收入。英格兰国王和教皇也达成了类似交易，但从来没有紧密合作过。在欧洲其他地方，阿维尼翁教皇想方设法增加教皇收入，令虔诚基督教徒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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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方济各会修士认为，这种形式的教会背离基督教义，背弃基督典范。他们铭记圣方济各对贫穷的赞美，坚信追随基督和使徒的唯一办法是放弃能产生收入的财产，依靠施舍维生。这些方济各会修士被称作“属灵派”。他们对贫穷的歌颂招来了教皇和所有富裕神父的抨击。教皇宣布，否认使徒财产的信条为异端邪说。一些坚守立场的属灵派修士被施以火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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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个异端遭受迫害威胁后，另一异端又起。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威克里夫（约1330年—1384年）持有极端观点，在英格兰备受推崇。威克里夫运动从英格兰传到波西米亚。扬·胡斯对威克里夫的一些观点深表赞同。1415年，扬·胡斯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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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教皇英诺森三世和圣方济各结成的纽带伸向了两个极端。一端是官方教会追逐财富和排场；另一端是一些人怀抱强烈宗教热忱，竭力致圣。重重张力之下，纽带极有可能断裂。而双方争斗不休，仅靠搜捕异教徒、骚扰当权者不可能化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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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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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君主虽然在与教权冲突中显强居上，但在14世纪也遭遇厄运。1328年，法兰西卡佩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去世，继承权传到瓦卢瓦家族。但十年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挑战瓦卢瓦王位继承权法定原则，出兵侵夺法兰西王位，“百年战争”开始。这一叫法并不准确。因为从1337年至1453年，英格兰和法兰西断断续续打了116年的仗，中间还有长时间的停战和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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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常年战事，英格兰国王不得不找雇佣兵出征法国。而法国国王也发现，骑士不顶用，要想打赢战争，必须雇佣专业弓箭手及其他专门部队。两国君主都无力支付兵饷，常在打完每一仗遣散士卒时，扣留部分饷钱。士兵解散后，无事可做，只能成群结队劫掠为生，等待再被雇佣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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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战争的大部分年头里，英格兰军先发制人，在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具备主动权。此外，法国各省分歧严重，也对英格兰有利。在英格兰入侵之前，勃艮第公爵经常联手英格兰对抗法国国王，希望沿莱茵河全线、在法德两国间缔造独立王国。但当敌军压境时，一种身份认知感在法国人中油然而生。大敌当前，各省分歧让位于对侵略军的共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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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在位时间1413年—1422年）年富力强，英军攻击力度加大，法军战事不利。圣女贞德带领法军奋起反击，扳回法军颓势，但在1431年被捕遇害，初胜告一段落。不过，自此之后，法国扭转战局。1439年，三级会议召开。法国国王可以不受时间限制自主征税，以便筹资兴兵，将英国人永久逐出法国土地。1453年，战争结束，法国差不多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只有加来还在英国人手上。而且，法国国王获得了自由征税权，比基督教国家任何一位君主都更富有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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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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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战争之初，西欧黑死病肆虐。1347年至1349年两年之中，疾疫蔓延大小城镇，西欧人口三分之一染病身亡。那时的人们不知道疾病是如何传播的，以为是自身犯下罪恶，遭到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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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对欧洲经济影响深远。疫情初次爆发后，仍时有发作。每次疫情过后，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准确数字已经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在1480年后，西欧才恢复到1346年的总人口规模。这期间，西欧经济严重受挫，生活水平下降，工资上涨，所有传统经济关系偏离正轨。900年至1270年间的繁荣气象消失不见，经济陷入不景气，不确定性增加。而与此同时，市镇贫富矛盾加剧，百年战争旷日持久，民不聊生，西欧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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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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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局也推动了新型经济组织的产生。这些经济形式在后世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羊毛布料生产中，“家庭包工制”和“外包制”对同业公会形成了补充。在这种制度下，纺织工人生活在不受市镇同业公会管辖的乡村。他们在农闲时纺织，由资本家或中间商提供原材料。纺织工人不占有毛料，有时连纺车和织机都是雇主提供的，所得报酬按码数或绞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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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毛料外包加工的中间商也只是大机器上的小零件。虽然在贫穷的纺织工眼中，中间商有钱有势，但他们也不过是佛兰德或佛罗伦萨大商人的代理人而已，任务就是买卖原材料，在欧洲全境批发销售成品布料。在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提高，专业化程度提升。但当贫穷的纺织工人把生计寄托于百里外城市的市场条件时，一种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随之产生。时局维艰，生计难保。面对失业，贫者没有任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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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矿石开采也成为大买卖。在德国中部和南部，矿主掌握了深度挖掘和抽水办法。波西米亚和匈牙利探到新矿。白银需求量最大，但因为采矿技术高度发展，欧洲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金属的严重短缺，而且一直都有丰富和相对廉价的铁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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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大金融家管理着欧洲大部分采矿企业。因国王皇帝常需借款，金融应运而生。对一个统治者来说，贷款的最好抵押物是地下矿产开采权。罗马法规定，地下财产为国家所有。欧洲统治者乐于行使此权，以便从放债者手中筹到巨款。他们常常还不上贷款，就把采矿权转给放债者。而为了能把钱收回来，放债者不得不组织效率高、规模大的采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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