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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仍然采用同业公会组织经济活动的行业常常停滞不前，甚至走下坡路。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依然兴盛发展。这一地区的日耳曼市镇与瑞典、俄罗斯、波兰建立了商业关系。北欧第一次和西欧产生了紧密联系。北海和波罗的海鲱鱼捕捞量实现增长，这是因为渔船更大，设备更全，渔网更致密结实，但关键的创新还是因鲱鱼卤水保存和桶装运输体系的发展。为此，需要相对大量的资金购买盐（多数来自地中海）、桶和船舶以便捕捞、保存和配送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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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元1300年后，欧洲市镇虽然陷于困境，但经济活动没有完全停顿。羊毛、食品、采矿产业以资本主义组织生产，区域分工加强。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现象，导致教会关于经济行为的规定日益与现实情况脱节。比如，教会禁止有息放款。但欧洲的大企业运转靠的就是这样的贷款，而且包括教皇在内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负债累累。给他们放贷的人与扶持大型产业发展、为每一笔款子收取利息的人是同一群人。不管《圣经》怎么说，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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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邪恶行径让属灵派方济各会修士及其他反对教权王权的异教徒震怒不已。面对诘难，教会和世俗君主虽不时感到良心受谴，但仍不惜诉诸武力，镇压异己。之前形成的中世纪综合体就此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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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世纪综合体瓦解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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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愤懑满怀、大声抱怨，但欧洲人不会任由事态发展。对他们来说，三种回应更具积极意义，足以改变欧洲生活。分别是：（1）发展代议制，防止教权皇权滥用；（2）宗教神秘主义；（3）人文主义。下面我们对这三种回应逐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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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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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会议至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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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烈支持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是教会。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世袭教会职位。根据教会法，主教应由主教座堂神职人员选举产生，经信徒批准后任职。同样，修道院院长应由修士选举产生。其他重要决定由主教和神职人员投票通过。方济各会和道明会发展出了一套完整明确的代议制体系，规定每一修会应派代表参加大会，就全局性政策和修道会领导的选举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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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皇君主制传统仍然具备强势，但教会也有大公会议传统。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及此后的二三百年里，教会召集全体主教参加大公会议，就主要事宜做出裁定。教皇虽自称是圣彼得继承人，有权要求他人在一定程度上顺从自己，但也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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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敌人一直强调大公会议至高无上。比如，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争执就是通过大公会议解决的。1309年至1378年教皇居留阿维尼翁期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教会会议至上主义。1326年，巴黎大学教授、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发表名著——《和平的保卫者》，认为所有合法的政治权力都来自人民。教会应受大公会议管理，不应插手世俗政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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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批评教皇不在罗马守职。最终，有一位教皇从阿维尼翁回到罗马，于1378年在罗马逝世。新旧交替之际，一群教徒愤然呼吁新教皇必须在罗马任职。重压之下，红衣主教会面，选举新教皇。后来，他们再次会面，选举出第二位教皇，这位教皇定居阿维尼翁。两位教皇互相指责对方为假，宣称自己才是教会之首，一出愤怒敌对剧在欧洲上演。这次事件被称为“西方教会大分裂”，一直持续到1417年才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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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争吵的唯一办法似乎就是召开大公会议。巴黎大学教授提倡采用这一解决方法，但第一次会议以失败告终。1409年，两大敌对阵营的红衣主教在比萨参会，另立教皇，但已选出的两位继续执任。1414年，康士坦茨大公会议召开。西吉斯蒙德皇帝（在位时间1411年—1437年）联合比萨选出的教皇召集了此次会议，主教悉数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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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士坦茨大公会议旨在改革教会，打击异端邪说，终止分裂。幸运的是，参会主教说服三位教皇中的两位辞职，剩下的那一位无人支持。1417年，与会者再次选举教皇。这位教皇得到了拉丁基督世界的认可。在打击异端邪说方面，康士坦茨大公会议宣布约翰·威克里夫观点虚妄不实，并将参会的波西米亚异教徒扬·胡斯烧死在火刑柱上。胡斯本不想参加会议，但西吉斯蒙德皇帝承诺保证其人身安全，结果还是遭遇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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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改革难度更大。巴黎大学教授希望以后定期召开大公会议解决重要问题。因此，于1431年召开巴塞尔大公会议。但教皇认为大公会议削弱教权，双方发生争执。一怒之下，巴塞尔大公会议的主办者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提议选举教皇，招致普遍反感。一个教会，两位教皇，分裂风险再次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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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形势对自己有利，教皇于1439年召集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对抗巴塞尔方。教皇组织的会议似乎取得了辉煌胜利。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主教代表认可此次会议，而君士坦丁堡是教皇定义中的基督教信仰中心。此后，巴塞尔大公会议声势渐弱，于1449年最后一次聚集后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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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无力大刀阔斧改革教会，教会会议至上运动以失败告终。教皇君主制恢复。此后，教皇插手意大利政治，与王公贵胄争权夺势，对信徒的宗教要求置若罔闻。此时的教会除了对圣事实施常规管理外，忙于为战争外交筹款埋单，忙于兴建教堂，开办医院、学校和修道院，为主教筑造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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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政府中的议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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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教会相比，代议制政府的思想和理念在多数皇室政府中影响范围较小。比如，1439年后，投票表决赋予国王征税权的法国三次会议不再具备重要意义。不过，国王仍偶尔召开会议。因此，三级会议一直持续到1789年才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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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百年战争对英格兰产生了相反的影响。为打赢战争，英格兰国王借款数目越来越大，但贵族平民不太乐意借给他。他们通过议会表达自己的情绪。英格兰议会是由贵族召集封臣商议、宴饮、裁定未决司法问题的习俗演变而来。在1216年至1272年亨利三世执政期间，英格兰国王的磋商圈子扩大到市镇代表和郡县小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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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年的议会成为后世典范。每郡选出两名代表，持有皇家特许状的市镇也派两名代表参会。这两方面代表组成了下议院，与国王亲自邀请的大贵族、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组成的上议院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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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期间，议会仍继续召开。由于下议院在批准新税种、继续实施旧税种方面速度变慢，国王不得不承诺“化解民怨”。“民怨”都开列在单子上，得到国王认同后，由下议院批准实施新税。这种程序限制了国王权力，尤其是税收权。而与此同时，法国国王的权力却在扩大。这种程序也意味着，王室政府不得不关注议会中有产阶层的愿望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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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议院并不能钳制大地主贵族。1455年至1485年玫瑰战争期间，议会几乎不起作用。贵族结党，互相倾轧，为的是让自己的候选人坐上王位。许多贵族家庭在权力争夺战中殒命。1485年，亨利·都铎成为赢家，登上宝座，受封为亨利七世，在英格兰建立极权君主制。此后，议会仍继续召开，但常常俯首听命于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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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其他地区，代议制政府也遭遇挫折。总体来说，国王和王公的势力不断增强，而制衡其权力的三级会议或议会的势力日趋减弱。但德国情况有所不同。权威得到巩固的并不是帝国中央政权，而是第二等级的王公——公爵、侯爵和主教。每位皇帝凭借家产多寡施政用权，与日耳曼其他王公处在相同层级上。当然，皇帝从未完全放弃努力，以便光复原有部分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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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市镇政府控制着大部分乡村。1250年前，这些市镇一直受同业公会联盟管理。但时间一长，共和制政府解体的次数越来越多。部分原因是，贫富矛盾尖锐。致命缺陷是，公民不愿意放下手中事务，应征入伍，所以市镇只能将军务委托给雇佣兵。如果突发政变，本应捍卫城市安全的雇佣兵司令官变身市长。但只要发生一次政变，就会有下一次政变。阴谋、反阴谋轮番上演，政局起伏无定。在意大利几乎所有城市里，帮派同盟关系错综复杂，政治生活四分五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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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三个最重要的城市是威尼斯、米兰和佛罗伦萨（教皇执政的罗马除外）。三市所行政治道路各不相同。威尼斯于1297年后落入几个贵族家庭手中。米兰于1277年至1447年间遭受维斯孔蒂家族的暴政统治，1450年至1535年间被斯福尔扎家族执掌乾坤。佛罗伦萨最初实施民主政治，允许小同业公会参与城市管理。从1434年起，金融业望族——美第奇家族成为幕后政治老板，但保留了佛罗伦萨的共和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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