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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教皇英诺森三世和圣方济各结成的纽带伸向了两个极端。一端是官方教会追逐财富和排场；另一端是一些人怀抱强烈宗教热忱，竭力致圣。重重张力之下，纽带极有可能断裂。而双方争斗不休，仅靠搜捕异教徒、骚扰当权者不可能化解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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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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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君主虽然在与教权冲突中显强居上，但在14世纪也遭遇厄运。1328年，法兰西卡佩王朝最后一任国王去世，继承权传到瓦卢瓦家族。但十年后，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挑战瓦卢瓦王位继承权法定原则，出兵侵夺法兰西王位，“百年战争”开始。这一叫法并不准确。因为从1337年至1453年，英格兰和法兰西断断续续打了116年的仗，中间还有长时间的停战和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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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常年战事，英格兰国王不得不找雇佣兵出征法国。而法国国王也发现，骑士不顶用，要想打赢战争，必须雇佣专业弓箭手及其他专门部队。两国君主都无力支付兵饷，常在打完每一仗遣散士卒时，扣留部分饷钱。士兵解散后，无事可做，只能成群结队劫掠为生，等待再被雇佣出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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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战争的大部分年头里，英格兰军先发制人，在作战时间和地点的选择上具备主动权。此外，法国各省分歧严重，也对英格兰有利。在英格兰入侵之前，勃艮第公爵经常联手英格兰对抗法国国王，希望沿莱茵河全线、在法德两国间缔造独立王国。但当敌军压境时，一种身份认知感在法国人中油然而生。大敌当前，各省分歧让位于对侵略军的共同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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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在位时间1413年—1422年）年富力强，英军攻击力度加大，法军战事不利。圣女贞德带领法军奋起反击，扳回法军颓势，但在1431年被捕遇害，初胜告一段落。不过，自此之后，法国扭转战局。1439年，三级会议召开。法国国王可以不受时间限制自主征税，以便筹资兴兵，将英国人永久逐出法国土地。1453年，战争结束，法国差不多完全实现了这一目标，只有加来还在英国人手上。而且，法国国王获得了自由征税权，比基督教国家任何一位君主都更富有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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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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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百年战争之初，西欧黑死病肆虐。1347年至1349年两年之中，疾疫蔓延大小城镇，西欧人口三分之一染病身亡。那时的人们不知道疾病是如何传播的，以为是自身犯下罪恶，遭到天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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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对欧洲经济影响深远。疫情初次爆发后，仍时有发作。每次疫情过后，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人口死亡。准确数字已经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是在1480年后，西欧才恢复到1346年的总人口规模。这期间，西欧经济严重受挫，生活水平下降，工资上涨，所有传统经济关系偏离正轨。900年至1270年间的繁荣气象消失不见，经济陷入不景气，不确定性增加。而与此同时，市镇贫富矛盾加剧，百年战争旷日持久，民不聊生，西欧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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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组织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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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局也推动了新型经济组织的产生。这些经济形式在后世扮演着重要角色。比如，在羊毛布料生产中，“家庭包工制”和“外包制”对同业公会形成了补充。在这种制度下，纺织工人生活在不受市镇同业公会管辖的乡村。他们在农闲时纺织，由资本家或中间商提供原材料。纺织工人不占有毛料，有时连纺车和织机都是雇主提供的，所得报酬按码数或绞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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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毛料外包加工的中间商也只是大机器上的小零件。虽然在贫穷的纺织工眼中，中间商有钱有势，但他们也不过是佛兰德或佛罗伦萨大商人的代理人而已，任务就是买卖原材料，在欧洲全境批发销售成品布料。在这种制度下，生产效率提高，专业化程度提升。但当贫穷的纺织工人把生计寄托于百里外城市的市场条件时，一种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也随之产生。时局维艰，生计难保。面对失业，贫者没有任何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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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晚期，矿石开采也成为大买卖。在德国中部和南部，矿主掌握了深度挖掘和抽水办法。波西米亚和匈牙利探到新矿。白银需求量最大，但因为采矿技术高度发展，欧洲从来没有遭遇过任何金属的严重短缺，而且一直都有丰富和相对廉价的铁器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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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和德国南部的大金融家管理着欧洲大部分采矿企业。因国王皇帝常需借款，金融应运而生。对一个统治者来说，贷款的最好抵押物是地下矿产开采权。罗马法规定，地下财产为国家所有。欧洲统治者乐于行使此权，以便从放债者手中筹到巨款。他们常常还不上贷款，就把采矿权转给放债者。而为了能把钱收回来，放债者不得不组织效率高、规模大的采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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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仍然采用同业公会组织经济活动的行业常常停滞不前，甚至走下坡路。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依然兴盛发展。这一地区的日耳曼市镇与瑞典、俄罗斯、波兰建立了商业关系。北欧第一次和西欧产生了紧密联系。北海和波罗的海鲱鱼捕捞量实现增长，这是因为渔船更大，设备更全，渔网更致密结实，但关键的创新还是因鲱鱼卤水保存和桶装运输体系的发展。为此，需要相对大量的资金购买盐（多数来自地中海）、桶和船舶以便捕捞、保存和配送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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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元1300年后，欧洲市镇虽然陷于困境，但经济活动没有完全停顿。羊毛、食品、采矿产业以资本主义组织生产，区域分工加强。但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现象，导致教会关于经济行为的规定日益与现实情况脱节。比如，教会禁止有息放款。但欧洲的大企业运转靠的就是这样的贷款，而且包括教皇在内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负债累累。给他们放贷的人与扶持大型产业发展、为每一笔款子收取利息的人是同一群人。不管《圣经》怎么说，现实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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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邪恶行径让属灵派方济各会修士及其他反对教权王权的异教徒震怒不已。面对诘难，教会和世俗君主虽不时感到良心受谴，但仍不惜诉诸武力，镇压异己。之前形成的中世纪综合体就此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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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世纪综合体瓦解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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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很多人愤懑满怀、大声抱怨，但欧洲人不会任由事态发展。对他们来说，三种回应更具积极意义，足以改变欧洲生活。分别是：（1）发展代议制，防止教权皇权滥用；（2）宗教神秘主义；（3）人文主义。下面我们对这三种回应逐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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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议制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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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会议至上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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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烈支持建立代议制政府的是教会。原因很简单，没有人能世袭教会职位。根据教会法，主教应由主教座堂神职人员选举产生，经信徒批准后任职。同样，修道院院长应由修士选举产生。其他重要决定由主教和神职人员投票通过。方济各会和道明会发展出了一套完整明确的代议制体系，规定每一修会应派代表参加大会，就全局性政策和修道会领导的选举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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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教皇君主制传统仍然具备强势，但教会也有大公会议传统。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以及此后的二三百年里，教会召集全体主教参加大公会议，就主要事宜做出裁定。教皇虽自称是圣彼得继承人，有权要求他人在一定程度上顺从自己，但也不过是罗马主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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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敌人一直强调大公会议至高无上。比如，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争执就是通过大公会议解决的。1309年至1378年教皇居留阿维尼翁期间，越来越多的人认同教会会议至上主义。1326年，巴黎大学教授、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发表名著——《和平的保卫者》，认为所有合法的政治权力都来自人民。教会应受大公会议管理，不应插手世俗政府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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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人批评教皇不在罗马守职。最终，有一位教皇从阿维尼翁回到罗马，于1378年在罗马逝世。新旧交替之际，一群教徒愤然呼吁新教皇必须在罗马任职。重压之下，红衣主教会面，选举新教皇。后来，他们再次会面，选举出第二位教皇，这位教皇定居阿维尼翁。两位教皇互相指责对方为假，宣称自己才是教会之首，一出愤怒敌对剧在欧洲上演。这次事件被称为“西方教会大分裂”，一直持续到1417年才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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