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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波又一波致命疾病袭来，很多印第安部落遭受灭族之灾。在墨西哥和秘鲁，数以百万计的农民聚居生活。科尔特斯和皮萨罗初来时，染病身亡者人数更巨。有人估计，科尔特斯踏上墨西哥土地时，墨西哥中部人口在1100万至2000万之间。到了1650年，因天花、麻疹、疟疾感染，只剩下了大约150万人。存活下来的这些人中有混血儿，当然还有西班牙全体移民。换言之，在130年里，85%以上的人口消失不见。类似的人口剧减也在秘鲁以及南美其他地方出现。只要与欧洲人有过接触的稠密人口，此类情况都会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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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世界人口对此反应不同。新瘟疫和流行病随海船到达欧洲和亚洲港口城市。虽然进出每一港口的船只数量不一，频度不等，但感染的差不多都是同一种病菌，不同的只是当地气候和生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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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变为地方病后，人口死亡率下降。患上各种典型地方病的儿童不外乎三种结局：要么死于襁褓之中，要么幼年夭折，要么获得足够的免疫力存活下来。如此一来，有一种情况不可能再发生，即某镇居民对某种疾病有获得性抵抗力，五十多年后该疾病再次爆发，导致半数以上人口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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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死病爆发时间最早，危害程度最深，在一个夏天里就能让某城镇大多数人口死亡，但只是突发疾病中的一种。到了1750年左右，整个文明世界沟通越来越频繁，染病水平达到一致，黑死病等瘟疫不再侵袭欧洲，对印度、中国和中东的影响也在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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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50年起，染病人口对流行病获得了新的免疫力，世界各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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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作物和牲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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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海洋通航产生的第三个变化是，一些重要粮食作物和牲畜传播到新地区。美洲把烟草、玉米、土豆、甘薯、木薯、花生、西红柿传到世界各地，换来的是欧洲饲养的牲畜——马、牛、绵羊和山羊。马成就了北美大草原印第安人的生活革命。骑在马背上的印第安人能猎捕到更多水牛。他们过上了崇武善战的狩猎生活，与欧亚草原上生活的游牧人有一些饶有趣味的相似之处。顺便说一句，正是这样的印第安人走进了现代美国的西部传奇故事。但当东部牛仔来到西部，与印第安人就草原所有权发生纠纷时，还觉得印第安人的生活方式很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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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和土豆变成欧洲和非洲的重要作物。在中国南部和西非，甘薯成为主粮，木薯和花生也繁茂生长。烟草改变了欧洲人和土耳其人的生活习惯，为英属北美第一个殖民地创下了财富。西红柿给印度人和中东人提供了宝贵的维生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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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粮食作物从美洲到世界各地的传播增加了人类食物供给。比如，在玉米从美洲传入之前，非洲从来没有找到哪种高产谷物能适合非洲大陆的气候条件。玉米传入后，食物供给增加，非洲人口开始增长，能够承受奴隶贸易导致的损失。在中国南方，农民在不适宜种稻的陡峭山地上种植甘薯，大大增加了当地的食物来源。1650年后，土豆和玉米也在欧洲发挥了与之类似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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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供应增加，流行病发病率降低，旧世界人口增长。世界其他地区流行新疾病，人口减少，为抗病经验丰富的文明人口的扩张提供了便利条件。总而言之，欧洲地理大发现彻底改变了文明社会与形式比较简单、更封闭隔绝的社会之间的平衡，使得结构更复杂、武装更先进、患病次数更多但更有抵抗力的文明人口更具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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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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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0年后，葡萄牙、西班牙的扩张冲劲和活力渐渐消退。葡萄牙人靠收取通行费，开展贸易，维持亚、非两洲海岸驻地的运转。西班牙人在新大陆从事白银开采，实现了新帝国的自给自足。但那个大胆探险、做出惊人大发现、得到意外之财的时期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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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欧洲地理大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文明关系。世界各海岸成为最重要的区域，不同文明在此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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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自斯基泰人和亚述人时代起，曾在人类政治军事史上书写重要篇章的边境地区仍然是草原游牧人和文明民族交会的疆场。实际上，在欧洲大发现打开世界各大洋的几个世纪后，中国和印度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被北方草原人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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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欧洲海船停泊的港口开始赶超原有的草原边境，成为文明会合的关键区域。在这些港口，欧洲人有机会了解到其他民族的奇风异俗，而其他民族有机会学到欧洲的技艺和思想。商品、思想、殖民者、疾病、技术和艺术风格在海上迅速传播，速度超过内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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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海上运动新模式似乎没有在远东和印度产生多大影响。在葡萄牙船绕道好望角、抵达印度群岛前的几百年里，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平静水域上一直都有商船来来往往。新来的葡萄牙人掌握了部分贸易权，占领了一些战略性港口，但随船而来的欧洲商品没有引起远东和印度人的多大兴趣，欧洲思想对他们来说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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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人精通航海术，擅于在战舰上加装火炮，明显比这些地区有优势。即便如此，当地人也不愿改变原有的方式方法。在他们眼里，向葡萄牙人看齐，成本太高，需要就原有技艺做出诸多变动。传统造船办法价格低廉，完全能够满足普通贸易需求。在当地商人和航海者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付给葡萄牙人通行费，根本不用建造像葡萄牙人带到印度洋上的那种漂浮城堡，从而节省开支，无须应对彻底创新带来的所有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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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美洲，欧洲人的到来改变了一切。美洲印第安文明被西班牙征服者无情抹杀。原有祭司和首领威信扫地。普通老百姓转而顺从西班牙人。本土传统降到乡村水平，阿兹特克和印加祭司的传说故事几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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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紧密。海上贸易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西非和南非受惠最多。此前，非洲通过两种途径与文明世界联系——穿越撒哈拉沙漠向北而去；组织商队穿过开阔的稀树草原。在这两个方向上，与非洲社会产生联系的文明都是伊斯兰。但通过葡萄牙人的探险活动，非洲创建了与基督教的联系。从此，非洲常面临穆斯林和基督教文明风格的两向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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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不仅在非洲，而且在东南亚和东南欧继续扩张。虽然欧洲地理大发现曾在一段时间里干扰了穆斯林香料贸易的开展，但几年之后，穆斯林再次占据上风。中国和穆斯林的陆路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洲和中国海上联系的影响。但因为奥斯曼土耳其人不断在战场上打赢基督徒，欧洲大探险活动似乎未能对伊斯兰教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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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恩里克王子所愿，伊斯兰已被侧翼包抄。整个美洲融入欧洲文明圈中，至少潜在形势是这样。欧洲船运渗入南部海域。也就是说，即便穆斯林商人不被葡萄牙人驱逐出海，也遇到了危险新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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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来看，欧洲地理大发现的长期效果到1550年时才开始显现。实际上，新世界的发现最终使远西文明超越了亚洲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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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发现的最重要影响是，欧洲在世界各大洋开展航运，完成了自我发展。新财富、新思想、新视角、新历险全都涌进欧洲。那些似乎将欧洲文明冷冻在“中世纪”模式的多种内部僵局很快被甩在后面。欧洲大胆前行，持续不断实现自我转变。因此，历史学家将1500年至1650年定为中世纪和现代的分界线。我们将在下一章对转变的一些方面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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