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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名为洗刷罪恶、拯救信徒，实为集资的手法让路德震惊不已。1517年，趁赎罪券在附近城镇兜售之际，路德公然质疑赎罪券效用。他按照惯例，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前张贴了自己写的几篇论文。路德在论文中以简短声明形式，提出了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并表明自己愿意参加公共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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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多闻的神学家立即认定路德观点会导致异端邪说。如果基督徒仅需信仰就能得救，那牧师还有什么权力，通过教会仪式将上帝恩典赐予罪人？最终，路德公开承认在这一点及其他方面上，赞同扬·胡斯的看法。而胡斯是捷克异端，于1415年被烧死在火刑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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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被迫承认自己所持观点会产生极端影响，但路德依然不改信念。他认为教皇绝对有错，深信自己有《圣经》语句为证，在信仰，以及最重要的事情——救赎上正确无误。1520年，他接连撰写了三个小册子，向德国公众发放。标题分别是：《告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教会的巴比伦之囚》和《论基督徒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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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铿锵有力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指责教皇歪曲真正教义，邀请德国贵族遵照《圣经》改革教会。实际上，诉诸《圣经》、认为《圣经》是宗教真理的唯一可靠源泉，是路德论点的最有说服力之处。人们很快看清楚，教会许多仪式根本在《圣经》上找不到确切根据。比如，忏悔只是在1215年才被教皇英诺森三世定为圣事，但显然没有得到《圣经》任一段落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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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众反应强烈。路德的观点打动了很多人。几乎每一个人都赞成教会需要改革，而且没有一个人愿意看着自己的钱被船拉到罗马去，建什么圣彼得大教堂。路德指责牧师，说他们手中的权力实际上就是每一个虔诚基督徒应该享有的权利。此话一出，很多人认同。毕竟，灵魂得救至关重要。而且，如果路德是对的，那就说明几个世纪以来教皇一直在误导基督徒。如果真是这样，有一些事情必须马上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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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和教皇利奥十世 这两幅画像暗示了宗教改革初期对立两方反差鲜明的性格特点。左图中，马丁·路德的清癯脸庞和沉思凝视揭示了其内心万千思绪和坚定信念。正是这份信念驱使他反对右图中深陷繁忙事务的教皇利奥十世。1513年，年仅37岁的利奥十世执掌基督教会。八年主政期间，教会经历风云变幻。身为文艺复兴期间佛罗伦萨统治者——洛伦佐·德·美第奇之子，利奥十世所作所为与自己身份相称。他让罗马成为艺术中心，盛况空前。兴建圣彼得大教堂只是他实施的众多计划之一，而兜售赎罪券也只是他的筹款手段之一。他更关注的是意大利政治。法国和西班牙侵略者两面对峙，要求包括教皇在内的意大利地方统治者结盟。面对此情此景，教皇不得不从中斡旋。相比这些形势危急的现实事务，路德对赎罪券销售的抗议也就微不足道了。1520年，利奥十世谴责路德持有异端邪说，但未做其他表态。次年，利奥十世去世。他的继任者仍卷在意大利战争（1494年至1559年）旋涡中不能自拔，无暇顾及路德教派和德国民众关于宗教方面的其他质疑。直到16世纪40年代，才将目光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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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查理五世一上台，就召集帝国议会，邀请与会者讨论路德问题。会议时间是1521年，地点设在沃尔姆斯城。路德在皇帝承诺其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参会，重申了被神学专家斥之为异端邪说的观点。这正中皇帝下怀。查理五世说服议会，对路德下达帝国禁令。也就是说，任何杀死路德的人都不会在帝国法庭受审。这一禁令实际上置路德于被刺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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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萨克森选帝侯，即路德的直接君主坚持保护自己这位饱受争议的子民。出于安全起见，他让路德藏身于瓦尔特堡。路德在此隐姓埋名生活了近一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将《新约》翻译成德文。后来，在懂希伯来语的人的帮助下，又翻译了《旧约》。路德翻译的《圣经》传者甚众。德国许多普通老百姓靠翻看这本书，自我找寻宗教真理。但他们对《圣经》的不同部分有着迥然不同的阐释，因此出现了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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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再洗礼派教徒”的少数激进者认为，婴儿不应受洗。因为《圣经》记载的洗礼只包括成年人在内，而且其他教义也包含这一思想。贫困愁苦的人们仔细回味着《圣经》中的末世段落，期望天空随时都能打开。如果末世真的临近，人们就应该放弃日常追求，不再犯下罪恶，在祈祷中等待末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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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谴责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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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宗教观点很容易引发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的抗议。1524年至1525年间，德国西南部农民发动起义，摆脱向地主交常租、服徭役义务。激进宗教观点也成为该运动一部分。这令路德极为惊恐愤怒。他认为，农民歪曲了自己在小册子中阐释的基督教自由的含义。在他眼中，虔诚基督徒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为他们按照自由意志自发帮助邻人，而不是因为他们对别人不负有任何义务和责任。路德还害怕农民和其他激进主义者会让德国王公贵胄对自己的宗教改革产生怀疑。为此，他又撰写了一份小册子，极力谴责农民起义者，敦促地主毫不留情杀死反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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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农民起义的确遭到血腥镇压。此后，路德派运动失去了在宗教改革前八年里的热忱与冲劲。路德及其追随者动手规范教会，也就是按照《圣经》规定，呼吁世俗统治者承担改革任务。很多，但不是所有德国王公和路德一起开展此项任务。这些王公都收到不少进益。因为路德决定，教会没有必要持有财产，修道院应遭到限制，教会人事任免组织应为政府官僚机构的一个分支（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分支）。认可路德原则的统治者顺理成章没收了教会财产，大大扩充了自身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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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546年路德去世之际，德国北部大部分地区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坚持沿上述纲领推行改革。查理五世在意大利等地忙得不可开交，无力有效制约路德教派。等有时间顾及德国内政时，为时已晚。土地被没收，修道院遭废弃，想要让德国王公让步，非战不可。查理五世动用武力贯彻意志，但以失败告终。1555年，不得不在《奥格斯堡和约》上签字。和约规定，每一位德国君主都有权让子民信奉路德教或罗马天主教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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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加尔文和归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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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挑战教权的消息并没有封锁在德国国境之内。长期以来，法国、瑞士、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市民一直对教皇心怀不满。所以，来自德国的消息如星星之火燃遍了整个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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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许多地方，改革派没有能力控制政府，只能审时度势，建立自己的教会组织。但在瑞士，地方州（或行政区）和城市实施自治，宗教改革者仅需说服市议会中的多数派，便可开展改革。1518年，乌利希·慈运理（1484年—1531年）以激情满怀的布道，在苏黎世启动宗教改革。慈运理的思想与路德有很多相似点。但两位改革者在圣餐这一圣事的含义上见解不同。教会改革也传到了瑞士其他城镇，但山区的基督徒多持保守看法。内战爆发，慈运理在战役中身亡。没过多久，瑞士重归和平，允许各州自由选择宗教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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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慈运理的去世让瑞士宗教改革者失去了领导人。法国人让·加尔文（1509年—1564年）填补了这一空缺。1536年，加尔文初到日内瓦。1541年，他选择永久定居于此。加尔文远比路德头脑冷静。对自己的观点仔细斟酌、深思熟虑后，他会再用钢铁般的意志坚持到底。他博学多识，信念坚定，打动了周围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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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路德一样，加尔文也把《圣经》当作是宗教真理的唯一可靠来源。总体而言，他从《圣经》中获得了与路德同样的教益。他以《圣经》篇章为论据，写作《基督教要义》。该书论证严密，条分缕析。任何想要找出《圣经》关于拯救、宿命、信仰等说法的人都能在书里找到答案。《基督教要义》因此成为归正会的标准参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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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与路德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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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一些问题上，加尔文与路德看法不同。跟慈运理一样，加尔文将圣餐阐释为耶稣基督与使徒的最后一顿晚餐，具有纪念意义，仅此而已。另外，加尔文强调宿命的意义，而路德仅接受宿命这一概念，并不认为有多大意义。在他看来，信仰上帝才最要紧。加尔文逻辑严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些人因信仰而得救，另一些人没有信仰，注定永世受罚。是得救还是受罚，要由上帝决断，个人对此无能为力。上帝自有主张，凡夫俗子无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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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加尔文认为上帝兼具裁判和统治者之职。不过，加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并没有静坐观望，无所事事，等待上帝裁决。相反，加尔文宗信徒遵循强烈的道德驱动。的确，没有人能完全确定上帝选择自己、拯救自己。但一个人可以竭力而为，按照注定升入天堂的上帝选民的标准生活起居。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变成了公义的学堂，不同意见消失。道德在布道训教下强化。如果布道训教不起作用，则由市政府自由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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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关于教会和国家之间的正当关系的见解与路德大相径庭。1525年后，路德求助于德国王公，同意让他们在教会管理之外的所有领域实施完全控制。加尔文认真梳理《圣经》，寻找早期教会在管理方面的证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一圣会应由牧师和长老负责。普遍性问题应由牧师和平信徒参加的代表大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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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轻人受加尔文吸引，来到日内瓦，认真观摩研究加尔文宗教会，也即归正会。回去后，把加尔文的思想传遍欧洲全境。在苏格兰，约翰·诺克斯（1514年—1572年）激情四溢的布道打动了在皇权下焦躁不安的贵族，让整个王国改信加尔文宗。但在其他地方，加尔文宗主要为市民推崇。因此，加尔文宗信徒在法国和莱茵兰一直是少数派。1568年至1648年，荷兰与西班牙交战，最终独立。战后，加尔文宗在荷兰诸省变成主导教派。在波兰和匈牙利，加尔文宗拥护者甚众，以贵族信徒最多。后来，天主教传教士又让波兰几乎所有的加尔文宗信徒改信罗马天主教。在匈牙利，绝大多数人也回归天主教。但在匈牙利东部，几个重要的加尔文宗信徒群体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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