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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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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不倦去观察、测量和计算的科学家有自己的特殊理由。当时，有两大关于世界的理论相互冲突。一种理论建立在亚里士多德逻辑及其他著作的基础上；另一理论带有神秘色彩，提倡数学推理，是对柏拉图的回顾。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已经由圣多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巧妙融进了基督教模子中。公元1500年前，学者又根据最新信息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天文学进行了修正。也就是说，这些领域已经没有什么重要东西值得人们去探索发现了。因此，罗马天主教会将亚里士多德科学定为官方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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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文艺复兴期间，人们又重新发现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尼古拉·哥白尼（1473年—1543年）在意大利帕多瓦大学求学期间，接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字的神秘力量和特殊性质的思想。后来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认为地球沿正圆轨道围绕太阳转动。约翰内斯·开普勒（1571年—1630年）对哥白尼理论进行了修正，发现行星轨道不是正圆形，而是椭圆形。要得出这一结论，必须一丝不苟地观察和测量行星位置，还要算出不同行星运转轨迹之间的数学比例。这一比例创造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所写的“音乐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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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学领域，也有一位卓异不凡的人物挑战了盖伦权威。这个人自称“帕拉塞尔苏斯”（1493年—1541年），认为自己超越了古罗马名医凯尔苏斯。自此之后，安德雷亚斯·维萨里等外科医生经过认真研究，发现盖伦用猪替代人体做解剖，导致结论错误。盖伦权威遭到质疑之后，医生开始实验新药、新疗法为患者治病。当然，这种做法给病人带来的伤害可能要大于疗效。但不管怎么样，知识不断增长。例如，英国医生威廉·哈维（1578年—1657年）发现心脏像是一台水泵，通过动脉静脉实现血液的全身循环，从而为现代生理学奠定了基础。但是他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受到了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这两位古希腊先哲认为，人体就像是一个微型宇宙，心脏等同于太阳。而根据哥白尼的新理论，万事万物围绕太阳旋转。反观人体，心脏的地位也应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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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勒内·笛卡尔同时代的思想巨人还有弗兰西斯·培根（1561年—1626年）和伽利略·伽利莱（1564年—1642年）。他们将欧洲科学引入新时代。培根是一位律师，在英格兰名气很大。但他利用业余时间，创造了一种新逻辑法则，改进了亚里士多德理论。培根认为，如果人们不再对抽象事物争论不休，转而利用多种感觉观察自然，认真记下所见所闻，就能发现一切有用新知识。培根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笛卡尔那样的数学家。在世时，他的思想一直位于科学发展主流之外。而且，没有一个人采用他的科学法演绎，得出重要新思想、新理论。但培根挑战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赋予了英格兰人独特的思维方式——现实具体、注重实际。而欧洲大陆人更侧重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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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也是欧洲大陆人。但他不仅关注理论，更注重实践，因伟大发明发现留名青史。与笛卡尔不同，伽利略没有用数学推理构建完整知识体系，而是找到测量天体运动的具体办法，并用数学形式表达结论。他从来没有像笛卡尔那样，尝试用数学回答所有问题，而是专注于有限范围，即我们今天所称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他以天才巧思设计实验，开创望远镜应用新途，不仅发现了木星的卫星和土星环，还看到了太阳黑子，于不经意间反驳了亚里士多德天体正圆形运行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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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利略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科学奠基人。他通过观察实验检验理论，并以非凡的文字表达才能阐释清楚。晚年时，他被宗教法庭所迫，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的天文学发现虚假不实。但在私下里，他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并没有因教会当权人士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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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理论方和实践方之间的张力和摩擦结出了丰硕果实。理论方意欲建立完整信仰体系，解答所有问题；实践方注重细节，不断探寻新信息、新知识。虽然有此差别，但两方都没有安于其成，认定不需要再发现新东西、捍卫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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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沿多条路线追求真理。这也许是因为，不确定性如此之大，令人惊恐。消除不确定性意味着，知识迅速增加，每一思想和信仰都得到充分验证。现代科学产生了人们意想不到的结果。人类思维从未深入到如此富有成果、具有决定性的活动中去。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和技术、思想和信仰、力量和风险都来源于伽利略、培根和笛卡尔引领的那个时代中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实际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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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科学 伽利略生于意大利中部比萨城，原为比萨大学数学老师。在比萨大学校园里，能看到左上图中的大教堂钟楼。因地基设计失误，钟楼塔身倾斜。在伽利略时代，钟楼即因倾斜之姿闻名遐迩。在伽利略提出自由落体学说，反驳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说之后，有人编造了这样一个故事，说他为了验证观点，在比萨斜塔上扔下了几个尺寸不一的铁球。实际上，在伽利略从事这项数学物理新研究时，他远在意大利北部城市帕多瓦，从来没有返回故乡做这样的实验。左下图的伦勃朗名画《解剖课》揭示了欧洲科学的另一面——仔细观察，并使用绘图法，记录发现成果。通过这种方法，人体解剖学成为精确科学，引起了画家和图中医学学生的浓厚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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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的舒适生活 尽管出现诸多宗教政治冲突，欧洲市镇在16至17世纪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体验到舒适生活新标准。这幅画由荷兰画家扬·弗美尔（1632年—1675年）所作，展现了普通家庭渴望拥有的一些东西：采光透亮、遮风挡雨的玻璃窗；成套餐桌椅；银餐具；地图；铺在桌子上、搭在椅背上、能剪裁成衣的各种布料。弗美尔去世后，妻子生活潦倒。而他在世时，很可能也是家乡代尔夫特镇上的穷人。但他的画舒展着静谧闲适的气息，描绘了当时富裕市民的生活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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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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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至1650年间，欧洲经历纷繁变化。其共同特征是：西欧学会了在人类关注的每一领域拓展并强化活动。这意味着，西欧文明在欧洲内部以及其他文化传统交流中力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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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组织形式让一大群人无论和平战争都能通力合作。比如，1600年后，股份公司制形式完善。人们参照公司章程，购买股票，按股份享有公司所有权。如果公司破产，共有人仅按出资额履行债务。当然，只要公司能继续发展壮大，共有人可高于买价出售股份。现代公司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建立的。这种形式的商业组织能让成千上万人在长时间内按照一小群经理人设定的目标配合工作。与家庭企业、合伙制相比，股份制企业能会聚储蓄、分担风险、充分利用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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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欧洲没有创造出类似股份制公司的新奇组织。官僚制和常备军都是非常古老的制度安排。但在这一时期，这两种制度变得更有效率，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活动。地方自治制度和市镇政府的权威受损，贵族对农民的支配权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商人无须遵从地方同业公会规则，买卖活动遍布王国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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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公国学会了调动子民拥有的大量资源，用于公共目的，以应对复杂时局。由地方农民扶持的一小撮骑士在战场上不再具备任何价值。十几门火炮、上千支滑膛枪和熟练使用这两种武器的人才能打赢战争。要创建、维持这样一支军队，需要的是能工巧匠、资本家、矿工、冶炼工、车夫、教官，以及成千上万名在其他领域有专长的人。因为，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在缺失军力的情况下防御邻国进攻，每一项新发明、新进展只要行之有效就会迅速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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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和文化方面，欧洲人也找到很多新方法激发更大能量。比如，得益于书籍的印刷和销售，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人能以著书立说为生，无须在大学或教会谋取职务也能养活自己。剧院通过收取入场费，为演员和莎士比亚等剧作家创造了收入来源。所有这一切变化拓展了世俗文学的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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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机在快速准确传播新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路德的小册子让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了解到路德本人对教权的质疑，还能看到反对者的观点，无须再听别人转述。在争议较小的领域，印刷机也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效率。不论是旅行者讲述的新大陆故事、描绘新发现的木版画、根据最新信息绘制的地图、解剖图、植物图谱，还是数学验算、哲学神学观点，都能通过印刷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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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任何人都能轻松获取最新、最可靠信息，解答心中疑问。就算距离新发明、新发现之地非常遥远，也能如愿以偿。人类对广阔领域的热情和活力再次充分释放。每一项进入欧洲知识界的新思想都给人们提供了更多思维素材。正如装备精良、组织有力的军队能打胜仗一样，博闻多识的人也能以观点打动别人。正是这些学人丰富、扩大、拓展了欧洲的智力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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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至1650年间，世界其他地区仍固守成规，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虽然欧洲的坚船利炮出现在亚洲海岸，世界那一部分的古老文明却并没有多大改变。穆斯林、印度教徒、中国人、日本人热衷于维持原状，仅在迫不得已时才会转变。只有欧洲人发现，从根本上质疑祖先提出的假设既有可能，又有必要。这种质疑让他们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此，欧洲人缓慢但坚定地将其他民族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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