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16766
1625年，丹麦加入新教徒一方，但并未能扼制住皇帝的军队。1630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参战，暂时扭转了战争平衡。几个世纪的积贫积弱之后，瑞典突然以强国形象出现在欧洲历史舞台上。登台实力源自两方面：一方面，瑞典国王发动农民力量，制伏瑞典贵族；另一方面，荷兰与波罗的海诸国开展海上贸易，向瑞典交纳通行费。古斯塔夫二世用这笔钱建军强军。他笃信新教，渴望开疆拓土，意欲在日耳曼土地上一展身手。
1707316767
1707316768
瑞典打了几次胜仗，但不能摧毁对手。1632年，古斯塔夫二世战死沙场。两年后，斐迪南二世最劳苦功高的将领华伦斯坦遭暗杀。华伦斯坦曾与皇帝发生争执，可能打算拥兵自立，称雄德意志。
1707316769
1707316770
此时，战争破坏力空前，人人倦战。1637年，风烛残年的皇帝斐迪南二世去世。斐迪南三世继位（在位时间1637年—1657年），意欲讲和。因为当时的情况是，将领们矜攻自居，帝国军队劫掠成性，危及哈布斯堡家族安全，统一德意志似乎得不偿失。但战争还是打到了1648年。主要原因是，1635年法军介入，意图让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忙于战事，无暇救援西班牙亲眷。法西之战始于1622年，一直打到1659年，以西班牙战败，被迫割让荷兰几个城镇，以及比利牛斯山边境给法国而终局。
1707316771
1707316772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三十年战争画上句点。德国惨遭重创，分裂为上千个小诸侯国。荷兰共和国和瑞典被正式承认为独立国家，不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法国和瑞典脱颖而出，一个称强于西欧，一个傲视欧洲东北部。哈布斯堡王朝羸弱不堪，再也不是法国、瑞典和新教德国的对手。一个法国主导欧洲政治的新时代降临。
1707316773
1707316774
内部政局发展
1707316775
1707316776
1500年，欧洲几乎每一个君主都得和子民在税收上讨价还价。为解决争执，通常是召集“三级”会议、帝国议会、国会，授权国王、王公就特定用途，在有限时间里征收一定税种。三级代表有贵族、神职人员和市民。其职责是纳税，或帮助国王向农民征税。仅意大利政府有常备军，有足够多的收入发给文官薪水。
1707316777
1707316778
到1650年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德意志诸侯国的统治者都成为极权君主。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为所欲为，但却意味着，他们不必向代表机构征求意见就能征税，可以把税收收入用于统治者本人及其佐臣视为正当合理的任一用途。法国宗教战争、意大利反宗教改革运动、西班牙内乱就是这种极权的结果。
1707316779
1707316780
实际上，欧洲统治者时刻把子民利益放在心上。他们很清楚，要想保住权力，就得向军队供给枪支弹药、衣食饱暖，以及士兵需要的所有东西。要想武装军队，就必须发展工业和贸易。因此，必须尽可能在王国内多收现钱，才能做到缺什么买什么。简而言之，武装军队有赖于银行家和商人合作无间。
1707316781
1707316782
欧洲有一个重要政权不遵此道。西班牙统治者大肆迫害非天主教徒，把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改信基督教的穆斯林）驱逐出境。犹太人和摩里斯科人曾一直是西班牙最活跃的商人。他们的离去将西班牙经济带到衰退边缘。1600年后，西班牙尝到苦果。总体来说，西班牙政府最关心教会和神职人员利益。这种政策让西班牙人团结在国王周围，但削弱了本国经济。其他国家的君主并不热衷效仿。
1707316783
1707316784
1650年前，位于欧洲中心周边的国家没有成为极权君主政体。不过，1485年—1603年间，英格兰在都铎王朝统治下离君主专制相去不远。议会差不多成了亨利八世和伊丽莎白一世的橡皮图章。但在伊丽莎白之后的斯图亚特王朝，议会在王室政策制订中再次发出声音，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后来，英格兰内战爆发。1688年后，英格兰建立了完善的议会制政府。葡萄牙、爱尔兰和苏格兰贵族拥兵自重，继续伺机反叛国王。在波兰和匈牙利，贵族议会执掌政治军事大权，当选国王没有行政机器有效贯彻意志。
1707316785
1707316786
四散在欧洲腹地的是中世纪残留下来的城邦。在荷兰共和国和瑞士，这些城邦创造了强有力的联邦。荷兰成为世界海上强国，掌控欧洲全境大型商业团体的利益。至于瑞士人，他们精于战事，以充当雇佣军而声名远播。瑞士联邦由日内瓦、苏黎世、伯尔尼等自治市主导。荷兰共和国由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和几个较小的城市主导政局。在意大利，威尼斯和20多个脱离德意志帝国的自由市发扬了中世纪共和自治政府的传统。但在这些老式城邦里，政治权力无一例外集中在享有特权、生活富足的社会上层手中。
1707316787
1707316788
只有少数持宗教极端见解的人认为，人民有权实施自我管理。上帝创造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或者说人们通常所称的“三个等级”，这一点似乎不言自明。一些人生为农民，一些人生来做工，还有一些人贵为国王贵族。社会就像人体，既要有头，也要有双脚双手。每一阶层，每一等级，都有不同角色需要扮演。如果哪一阶层拒绝履行特定职能，那么这个身体就会生病。失序状态持续下去，什么事情都做不对。穷人和富人、受教育者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农民和主子之间的差距非常大。瞥上一眼，看看服饰的不同，就能看出尊卑高下。行为方式、步态腔调也能显露出一个人的社会阶层。每一阶层都享有自己的权利，也要履行相应的义务。而且，总有一些天资聪颖、运气好的人能进入政府做事，并受益于国王、王公的特许状签发权，变身为贵族。富商能买到这样的头衔，官员也可因尽忠职守，受封贵族。
1707316789
1707316790
在整个制度的最高一层耸立着国王和王公。二者享有上帝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是受了上帝的挑选。因此，他们以神权实施统治，而他们的子民要按照上帝的意志听命服从。以这样的标准衡量，革命永远有错。这个世界的任何不公正行为都应该在来世得到纠正。只有那些无望升入天堂的人才会信奉伪教，行谋反之事。因此，以下这一事实也就不足为怪了：在1500年至1650年的一个半世纪里，战争连绵，叛乱四起，参与者无一不是打着宗教的旗号。
1707316791
1707316792
这种社会理论上存在一个明显的缺陷，即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不受任一规则限制。每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的领土上行使绝对权力。每一位都有权与邻国发起战争、握手言和。学者孜孜以求，寻找自然法则，指导、引导统治者处理好彼此关系。荷兰人胡果·格劳秀斯（1583年—1645年）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但国王和王公只会在自己高兴的时候，才遵循格劳秀斯的法则。
1707316793
1707316794
实际上，这一问题自封建时代起就一直困扰欧洲人。到了16世纪，如何维持社会治安不过是转移到了不同层面而已。欧洲统治者镇压了作乱的贵族，实现了各自王国内的安定秩序，这是罗马帝国时代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但他们使用的手段并没有发生变化，依然是用军事力量互相征伐，最终导致了灾难性后果。德国三十年战争就是明证。
1707316795
1707316796
思想领域
1707316797
1707316798
在本章涵盖的历史时期内，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不确定性四处可见。宗教改革让宗教权威问题变得尖锐。欧洲地理大发现证明，古代经典作家在地理上常常出现错误，对新世界动植物一无所知。公元1600年前，一系列重要发明问世，技艺专长者观察和测量事物的精度远超从前。1590年发明的显微镜、1593年的温度计、1608年的望远镜、1643年的气压计、1656年的钟摆都使人类感觉更加灵敏，观测领域相比一个世纪前极大拓展。跟木星卫星的发现一样，水滴中微生物的发现也在当时引起了强烈震撼。以前人们做梦都想不到的东西突然间变得直白明显。但这种新知识也让旧权威不可信。那么，我们还该相信谁？还该相信什么？《圣经》真的是正确无误吗？
1707316799
1707316800
对确定性的找寻
1707316801
1707316802
欧洲人以两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应对1500年至1650年间产生的巨大不确定性。一些人，很可能是绝大多数人，竭力填补原有的世界观缝隙，靠信仰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重要问题的答案。比如，加尔文和他的新教徒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假设：上帝已经在《圣经》中告诉了人类所有应该知道的东西。认真学习《圣经》就能回答所有重要问题。《圣经》中没有的东西都是细枝末节。至为重要的事是得到拯救，寻找公义，而这正是《圣经》的题中之意。加尔文宗之所以有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两方面：第一，加尔文给出的假设简单易懂，符合逻辑；第二，加尔文有办法、有技巧，能在《圣经》中为当下热门话题找到答案。受到新教挑战的罗马天主教也提出了一套完善的信仰体系。这套体系由教会法和天主教神学组成。其中，天主教神学是在教父、自然理性、罗马法、教皇和大公会议决议，以及《圣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会法起源更复杂。如果二者不足以应对所有情况，则由天主教牧师为个人行为制订详细规则和知识体系。
1707316803
1707316804
1707316805
1707316806
1707316807
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痛苦 这是一幅圣坛装饰画的局部。由德国画家马蒂亚斯·格吕内瓦尔德于1515年宗教改革前夜在法国阿尔萨斯伊森海姆镇创作。从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抹大拉的马利亚站在十字架下，看见基督即将死亡而绝望哀戚。她的两只手鲜明体现了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痛苦。基督的追随者都能感受到这种痛苦，他们本指望弥赛亚去耶路撒冷光复大卫王国。这种折磨也让路德的追随者感同身受。他们谴责教皇将基督徒带离获得拯救的正确道路。这幅画暗示着，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激发了强烈的宗教情感。这一推断并非臆想猜测，因为画家本人晚年时成为路德教徒。
1707316808
1707316809
在宗教找寻之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勒内·笛卡尔（1596年—1650年）也在为每一个重要问题寻找权威解答。笛卡尔生于法国，曾受过耶稣会训练。他酷爱数学，将代数和几何思想融合一起，发明了解析几何法。笛卡尔认为，数学推理能得出人人认同的真理。整个推理过程逻辑严密，每一步都能由上一步推出。通过推理，数学家仅用几个简单直白的假设，就能得出令人惊异的结果，并产生实际效用。为什么不把数学推理也用在解决神学和哲学问题上呢？要知道，人们对这两个领域的问题苦争已久，却依然找不到明确答案。
1707316810
1707316811
笛卡尔汲汲求证，发现除了不能从逻辑上证明自身存在之外，可以对一切问题提出质疑。“我思故我在”是他的至理名言。从这一简单假设出发，他又使用逻辑推理回答了所有重要问题：上帝的存在；灵魂的本质；太阳、月亮、星辰等世界机器的运转方式；动物身体的功能机理。笛卡尔认为，只要认真推理，这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论证。
1707316812
1707316813
当然，麻烦在于《圣经》记述、天主教教义和笛卡尔的数学答案互不一致。三者虽然都有完整体系，言辞富于说服力，但不能让所有欧洲人信服。其实，这就是所有争论的焦点所在。如此多的迫害与杀戮也是因此而来。
1707316814
1707316815
面对这一令人沮丧的局面，少数思想家选择将精力集中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对大问题避而不答。各门科学及不同分支取得了很大进展。有时，科学成就会动摇旧有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官方基督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如何应对这种情况？有两种不同意见。专家认为，应关注细节，务求精确。另一部分人认为，整体确定性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加尔文虽然没有像教皇设立的宗教法庭那样，谴责伽利略做出的天文发现，但也不愿意看到专家学人推翻《圣经》教义。但最终专家学人取得了胜利，靠的是越来越认真谨慎的观察、测量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