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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语言——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分别在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宫廷出现，文学才免遭停滞之险。伊斯兰逊尼教派对中世纪波斯诗人推崇备至。因此，土耳其语和乌尔都语作家广泛借鉴波斯文学大家，但被逐出故土。原因是，波斯经典诗歌以微妙模糊措辞见长，蕴含宗教疑问，这让什叶派宗教教师无法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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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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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5年后，只有遥远的巴厘岛还存有印度教独立政权。但印度教文化并未瘫痪。相反，印度教进入崭新发展阶段，抵御了穆斯林的冲击，让基督教传教士无功而返。之所以发生这一切，是因为有两位诗人和一个圣人让印度教找到了新焦点。这位圣人名叫柴坦尼亚（卒于1527年）。柴坦尼亚生为婆罗门种姓，年轻时开始强烈感受到神秘体验。据此，追随者认为他是印度教三大神克利须那的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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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印度，道成肉身也非常事。一个宗教派别很快发展起来，在柴坦尼亚生活的孟加拉尤为兴盛。该派别摒弃种姓观念，伊斯兰教对印度人的主要吸引力由此大减。在柴坦尼亚出生前，孟加拉的低等种姓一般信仰伊斯兰教。等到这个新派别出现后，很少有人改信伊斯兰教。柴坦尼亚追随者通过公共仪式热烈表达执着信念。这种公共仪式远比伊斯兰教，甚至比苏菲派神秘主义更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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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伟大的印度教诗人苏尔达斯（卒于1563年）和杜勒西达斯（卒于1623年）从印度教两部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汲取素材，改用印度北部的日常语言娓娓道来。这与新教徒将《圣经》翻译为西欧通俗语言相似。有了这样的改造，就连普通人也能大段背诵两位诗人的诗句。孩子们在学校里朗诵识记。诗中强调的虔诚善行上升为行为标准。印度教徒的自觉意识和宗教均一性就此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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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位诗人中，苏尔达斯影响较小。苏尔达斯晚年入仕阿克巴朝廷。他的诗带有波斯色彩，以克利须那为歌颂对象。而杜勒西达斯将宗教热忱倾注在罗摩身上，强调罗摩人神合一的角色，不掺杂任何异族色彩。他的诗歌深深浸润了后世印度教徒的宗教和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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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就是三个人对印度教的影响。崇拜者认同人神合一的圣人。印度教传统中的其他神祇和神话并没有完全被抛弃。但在实践中，每一个信徒只信奉一位神人。因此，印度教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宗教派别。有的宗派崇拜克利须那，有的宗派倾心于罗摩。但这两位神祇都是毗湿奴的化身，因此不存在根本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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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早期印度教另一主神——湿婆的崇拜有所减弱。以简单魔法见长的密宗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但印度教的最古老元素——梵语仪式在人生所有危机事件中继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婆罗门在出生、成年、婚姻和死亡之时都要念诵外人听不懂的梵语经文。只有柴坦尼亚的追随者拒绝尊崇以种姓为念的婆罗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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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际层面上，印度教也仍然在莫卧儿帝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皇帝阿克巴大力启用印度教徒，管理政务，收取税金。他去世后，继承人仍遵循其道。很多印度教徒占有广阔封地，和说波斯语的土耳其人一同参军打仗。土耳其人是莫卧儿力量的核心所在。印度教徒上层吸收了穆斯林统治者的世俗文化，赞助拉杰普特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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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印度人仍然信奉印度教。他们把维持莫卧儿帝国运转的一少部分异族视为一种形式的种姓，一个可以忍耐，但不会被仿效的外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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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态度下，伊斯兰教宣教力量被钝化。普通老百姓从柴坦尼亚和两位诗人那里找到了印度教的情感吸引力，感觉没有必要再跟穆斯林辩论偶像崇拜问题。除了在印度最南部外，印度教神庙都被损毁。新的崇拜形式在户外公共场所举行，不再关注偶像，而以赞歌、祈祷词为庆祝形式。印度教徒认为，印度教经文历史久远、博大精深，远在《古兰经》和基督教《圣经》之上。换言之，印度教深植于印度全体人民的情感思绪中，外来信仰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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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爪哇，我们已经了解到，印度教败给了伊斯兰教。不过，在东南亚大陆和斯里兰卡，佛教依然充满活力。部分原因是，佛教能让缅甸人、暹罗人、越南人和僧伽罗人在面对伊斯兰等异族压力时，保留民族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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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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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3年，葡萄牙人首次抵达中国南部海岸。当时的明朝已经有衰退之征。农民苦于苛税，随时准备暴动。将领心生不服，阴谋夺权。朝廷税收不畅，北方和西方的边境游牧人躁动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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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明朝政府还要应对声势迅猛扩大的海盗攻击。这些海盗多数来自日本。到1555年时，日本海盗人多势众，驶入长江，远及南京，并包围了这座大城。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威胁，明朝统治者手足无措。朝廷组建海军巡逻海岸，打击海盗。但任务完成后，皇帝为节约成本，不时将队伍解散。遣散的水手常加入海盗队伍。朝廷本来就对水手怀有疑虑，见此情形，不得不再次组织行动，打击海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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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日本的宫殿城堡 左图是中国的皇宫。1420年至1911年间，中国皇帝在这里居住休憩、处理政务。图中可见，“紫禁城”内外游人如织。但正如名字所示，这在当年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与朝廷有公事来往的人才获准进入。但我们要知道，让闲杂人等不得入的不是要塞城防，而是中国社会的秩序纪律。中国人没有使用炮火就能守卫皇宫，想来让人惊诧不已。因为，在紫禁城布局形成之初的一个世纪里，战事革命正在进行，重炮投入使用，可以摧毁所有局部防御设施。在日本，军事革命产生了剧烈影响，从右图姬路城堡可见一斑。该城堡建于1581年，高耸在坚固的石头堡垒上，两侧精心设计缓坡，可在炮火下岿然不倒。军阀新贵丰臣秀吉建造此堡，意在辖制本州岛南部地区。两处建筑屋脊轮廓很相似，可见日本与中华文明的联系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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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葡萄牙人趁机而入。中国人很快意识到，葡萄牙商船具备超强的作战能力，便与之结成非正式联盟。葡萄牙人得到的报酬是，获准在广州附近的澳门从事贸易活动。1557年，他们向中国人承诺说自己会出手相助，打击日本海盗。但其实葡萄牙人也常见机行事，转为海盗谋取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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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2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预备征服中国，建功立业。他派一支日本大军侵入朝鲜，明朝军队被迫迎战。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这一漫漫苦战仍未决出胜负。其继任者直接撤兵。为稳定国内政治局势，日本新统治者江户幕府先是限制、后来完全关闭日本对外交流通道，立法禁止日本船出港远航。当然，也禁止外国船驶入日本港口，目的是肃清海盗威胁。因此，中国人再也不必殚精竭虑地提高海上防御能力，但也因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两个世纪后，欧洲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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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当时的日本统治者为镇压海盗、肃清海上活动而采取的激进策略产生了很大副作用。从16世纪50年代开始，欧洲人迅速填补了中日官方政策的真空，从美洲运输白银到亚洲，满足了亚洲人的需求。从1567年开始，每年都有西班牙大帆船载着墨西哥白银，直穿太平洋抵达马尼拉。美洲白银也经大西洋从欧洲本土运达亚洲。欧洲人用白银换回来的是一批批亚洲出产制造的原材料和商品：瓷器、茶叶、香料、丝绸、平纹细布等等。一个全球经纬的交流网络第一次在世界历史上形成，将新世界矿产与亚洲手工作坊连成一个市场，并在很大程度上由欧洲人管理。虽然这个网络最初只为昂贵奢侈品而设，但现代全球经济的晨曦仍冲破黑暗，迎来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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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南下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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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海防让明朝内不能镇压叛乱，外不能应对北方攻击。1615年，满族骑兵结为同盟，蚕食中原领土。1644年，满族同盟指挥官以帮助明朝镇压叛乱为由，进入北京城。但入了城的满族人露出真实面目，不再效力于明朝皇帝，转而自立新王朝。满族军很快占领中国其他地方，但一直到1683年才攻下台湾，让其俯首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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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之前很多草原征服者一样，满族人将本族人与汉人分离开来。他们在大城外设立战略要地，驻守满族将士，严格执行军规军纪。但在吏治方面，仍完全依照汉人制度。实际上，早在南下中原前，满族人已被中原文化吸引，完全不带有让蒙古人不得人心的异族喇嘛教色彩。但满族军队仍招募了很多蒙古人。原因是，满族人口有限，不足以制衡中原汉族。一些汉族人也入编满族军，但职位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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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皇帝忙于加强战备，防范西面草原游牧人来袭，取得了丰硕战果。1762年，草原危险彻底消除。满族攻城略地，将西藏、新疆、蒙古，当然还有满洲纳入统治版图，缔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中国。中国皇帝统辖区域几乎翻了一番。传统上，中国仅在半空置的边境地区扩张领土。在满族皇帝治下，中国人从腹地出发，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迁徙拓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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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人也培育新儒教文化，在内政管理各环节效法历朝先人。中国人口迅速增加。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国内安定和平；另一方面，从美洲引入甘薯等粮食作物。这些作物适宜生长在无法种植水稻的陡坡上，对中国原有食物来源形成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