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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更趋谨慎保守。1608年，德川家康定新儒学为官学。其继任者扶持中国学术流派发展。原因是，儒家强调尊上顺从，有利于德川家族施政。但在内战时代快速形成的恣意而为的城市生活并没有随着政局的稳定而消失。相反，和平的到来为日本各岛之间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更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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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人阶层和其他市民仍然喜欢流行于丰臣秀吉时代、注重感官享乐的大众文化。与这种传统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武士阶层推崇英雄主义理想，摒弃所有形式的自我沉湎和放纵。在他们眼中，忠诚和英勇是至德。为尽忠显勇，身家财富皆可抛弃。如果不能实现武士理想，则可选择剖腹自尽，以守全节。在艺术领域，这种理想在华美剑器制造和茶道、插花等业余休闲活动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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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日本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双面性。在表面，是官方控制的、深受中国模式影响的传统。但在深层里，尤其是在城市，流行着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基调。这两个世界之间的摩擦在所难免。横生的张力折射着政治压力，显现了德川家族和外部领主、幕府和天皇之间的权力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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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这种局势影响，日本人保持开放心态，容易接受新思想。这一点与中国不同。在中国，理论和实践紧密契合。清朝建立后，没有人敢对世代相传的智慧和技艺的正当合理性产生怀疑。日本人与之相反。他们满怀好奇打量这样一种制度：强调武士技艺至上，但武士阶层却没有用武之地；在官方定义中，商人位于社会底层，但实践中却允许他们比忠诚的武士还富有。这种理论和实践的不相称意味着，德川政权就像是日本社会的紧身衣，把一些互相矛盾的东西包裹在内，却很难让这些东西融进官方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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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独裁政权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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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力强大的火器，加上像丰臣秀吉这样雄心勃勃的战争领袖，实现了日本统一。俄罗斯帝国在整个东北亚的迅猛扩张与之相似，也是火药武器推动战争革命的直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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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多年里，除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外，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市镇都要向金帐汗国纳贡。金帐汗国是一个游牧同盟，受成吉思汗后裔统治。政令中心位于伏尔加河上的喀山城。1480年，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拒绝臣服喀山政权，但继续收取贡金，发展军队和官僚体系。莫斯科由此成为俄罗斯最强大的城市。但与西方邻国瑞典和波兰相比，仍处于军事劣势。在财富、军备、商业发展和文化水平上，两国均比俄罗斯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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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给伊凡四世（在位时间1547年—1584年）和继任者出了一道难题：如何防止西方邻国侵吞俄罗斯土地。很显然，俄罗斯应该壮大军力，提高战备，但政府没有相应财力。伊凡四世的应对之策是发动上层革命，因此人们又称他是“恐怖伊凡”。具体措施是，没收贵族土地，分给亲信。伊凡自称“沙皇”，要求分到土地的人尽忠顺从。为让土地产生价值，强迫农民垦殖耕种，并收缴租金。为保证充足人力资源，俄罗斯政府制订法律，禁止农民弃田逃入森林，或南迁草原地带。一种负担沉重、近于奴隶制的农奴制枷锁牢牢捆在俄罗斯穷苦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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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圣瓦西里大教堂 这座美轮美奂的教堂建于1552年至1556年间，由沙皇伊凡四世敕造，目的是庆祝战胜喀山和阿斯特拉罕的鞑靼人。其穹顶、塔楼色彩绚丽，排列怪中见巧，展现了拜占庭、波斯和意大利的建筑传统，但主要设计元素是纯正俄罗斯风格。中世纪，人们以木头为建筑材料，筑造穹顶拱门齐备、气势恢宏的教堂。伊凡四世的建筑师改用石头为建筑材料。这座建筑丰碑永久展现了伊凡四世及其前人的政治功勋。他们迫使鞑靼人和欧洲人为莫斯科大公国效力，将沙皇的专制独裁权力用到极致。从这座教堂上我们可以看到，外国艺术传统与俄罗斯风格融会贯通，但又服从于俄罗斯风格。这一点与俄罗斯统治者借鉴外国军事管理技巧、满足自身需求的手法高度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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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论上，这种制度大致公平。农民尽忠领主，领主尽忠沙皇，沙皇保护俄罗地土地和正教信仰不受外来侵蚀而尽忠上帝。而且，这种制度最终起到了一定作用。只要伊凡四世还活着，就能在割让小块边境的情况下钳制住西面的敌人。之前已经提到过，俄罗斯已消灭草原游牧人，向东南两个方向扩张领土，收益颇丰。但伊凡四世之子懦弱无能，皇位无人继承，俄罗斯陷入“麻烦时期”。波兰人侵占莫斯科数年之久。瑞典人也从波罗的海出发，占领了俄罗斯内陆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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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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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国内，局势混乱不堪。贵族意欲光复权力。一群剽悍勇猛、倡导平等精神的哥萨克武士出现在遥远的南方草原上。哥萨克人反对贵族，同情穷苦农民，但在游荡过程中也劫掠乡人。伊凡四世扶持的“服役贵族”在沙皇合法继承序列中断后丧失了凝聚力和领导力。皇位争夺战打响，数人自称伊凡四世之子，局面更加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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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局之中，商人、市民和正教领袖扮演了关键角色。波兰人信奉天主教。他们入侵俄罗斯的部分目的就是要发起东征，把俄罗斯土地收归教皇。1595年，教皇同意东欧教会继续使用教会斯拉夫语主持宗教仪式，并保留自己的一些特色，比如，用三根手指而非两根表示十字架。乌克兰高层神职人员也相应做出让步，认可教皇为整个基督教会之首。同意这种让步的人组成了东仪天主教会，隶属于罗马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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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俄罗斯的民族感情里，正教会只有一个。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正教信仰在俄罗斯找到了归宿。在多数俄罗斯人看来，承认教皇的教会统治权不啻固守异端邪说。为此，俄罗斯教会之首、莫斯科主教呼吁俄罗斯人驱逐波兰天主教侵略者。商人和市民应声而起。受其鼓舞，伊凡四世的“服役贵族”和农民也团结起来，力图赶走波兰人，重建沙皇政权，捍卫正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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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3年，俄罗斯各阶层派出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选择莫斯科主教之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沙皇。不久之后，重新编排的俄罗斯军将波兰侵略者驱逐出境，再建独裁政权。早期的罗曼诺夫家族和德川家族一样，小心谨慎，采取疏离外来异族政策。区别在于，日本地处海岛，可完全封锁。而俄罗斯边境绵延千里，很难与外界绝缘。但罗曼诺夫家族在执政之初还是想办法减少了对外交流联系。比如，要求外国商人必须在城中特定区域生活；俄罗斯人无故不得与外国人联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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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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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西方不断施压，尤以耶稣会最为强势。在波兰，耶稣会肃清新教，大获成功。他们还不断向正教发起攻击，批驳正教“错误”。麻烦在于，俄罗斯的教会书籍的确因为误抄误译而错误连篇。耶稣会学者乐见其“误”，而且有一些错误太过明显，根本不可能视而不见。但俄罗斯神职人员害怕危及正教教义，不便于承认耶稣会学者所言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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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年，莫斯科主教尼康决定扳牛角驯服公牛，直面问题。他以希腊语原文为参考，修改俄罗斯祈祷书和宗教仪式手册，对几百年里积累的错误一一修正。毋庸置疑，希腊教会成立时间要比罗马教会早得多。因此，向希腊教会书籍求解似乎最能抵挡天主教的宣传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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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多俄罗斯人对教会习惯用语的变化大为震惊。有人成立了“旧礼仪派”，拒绝接受尼康改革，并指责他是“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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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很快也将矛头指向尼康，解除其宗教职务，但继续实施教会改革。此时，沙皇面临这样一个严峻问题：如何对付那些拒绝接受教会修订仪式的人？最终，他诉诸宗教迫害，但未能把宗教异己赶尽杀绝，只是把他们逼到地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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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礼仪派遍布俄罗斯，在沙皇权力薄弱的边缘地区势力最强。其中一些组织发展了极端教义，期待世界末日即刻到来，《圣经》《启示录》预言成真，沙皇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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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初次与西方交流的付出及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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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严重分裂。上层接受沙皇统治，认同教会改革。但“阴暗失聪”的穷苦农民认为，主子背弃纯正宗教信仰，亵渎社会公义。农民起义爆发，但常遭镇压。惨痛教训更让旧礼仪派相信，“敌基督”正大行其道，世界末日为时不远。他们虽渴望上帝匡扶正义，但大部分时间仍处于沉默被动状态。当时，沙皇彼得大帝（在位时间1682年—1725年）发动新一轮上层革命，俄罗斯得以充分接触西欧世界。但彼得大帝启动改革的时间是在1698年，我们将在下一章探讨其人其事及对俄罗斯和世界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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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里，有必要强调一点：虽然俄罗斯在与西方打交道、扼制波兰人和瑞典人时遇到了大麻烦，但在东南两个方向春风得意。也就是说，正是俄罗斯与西方尖锐对抗时，俄罗斯大帝国成型。罗曼诺夫家族的前几位沙皇征服了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流域远东地区，并于1667年吞并乌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