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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就不详细讨论欧洲主要作家的文学作品了。只作以下简要说明。悲喜剧两种类型的诗歌、戏剧在法国和英格兰蓬勃发展。路易十四时代法国三大“古典”剧作家分别是：皮埃尔·高乃依（1606年—1684年）、莫里哀（1622年至1673年，原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让·拉辛（1639年—1699年）。约翰·弥尔顿（1608年—1674年）和亚历山大·蒲柏（1688年—1744年）是同时代最杰出的英格兰诗人。英格兰也是现代小说奠基人塞缪尔·理查森（1689年—1761年）和亨利·菲尔丁（1707年—1754年）的诞生地。其他国家未能产生享誉欧洲内外的作家。不过，在这一时期即将结束时，德国涌现出了一群才华横溢的作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1729年—1781年）、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年—1805年）、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年—1832年）是其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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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大德国作家和英国文坛巨匠——罗伯特·彭斯（1759年—1796年）、威廉·华兹华斯（1770年—1850年）都从人民群众的日常语言中寻找创作灵感。他们认为，个人情感和自我表达是打开伟大艺术之门的钥匙。这种“浪漫”思想强调自觉意识，与早期“古典”正确原则形成对立。和“哲学家”的批判思想、新蒸汽工厂冒出的烟雾一样，“浪漫主义”运动指向了一个推翻旧制度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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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和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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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制度不是一个视觉艺术大变革的时代，但在这一时期，欧洲音乐快速演变为“古典”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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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建造的宫殿专为彰显皇室气派。为达到这一效果，建筑师让门窗和装饰元素实现了尺寸和形式上的平衡。公元1700年后，每一部分严格平衡的风格被刻意抛弃，轻盈优雅的洛可可风格成型。但到了18世纪末，“古典”简洁和几何规整风格重新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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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风格流变多从法国兴起，再传播到欧洲大部分地区。绘画趋于多元化。法国的安东尼·华托（1684年—1721年）、英格兰的托马斯·庚斯博罗（1727年—1788年）、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年—1828年）、荷兰的梅因德尔特·霍贝玛（1638年—1709年）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民族传统。但他们之间差别甚微。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阐发的绘画理想仍是欧洲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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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至1789年间欧洲音乐经历的变化与两个半世纪前的绘画颇为相像。欧洲音乐家在新乐器或新加改进的乐器上弹奏音符。其中以小提琴和拨弦键琴最为动听。通过研究声音，音乐家从理论角度深入了解音高、音阶、音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画家发展了油画颜料、画布画架。现在，欧洲音乐家也有了自己赖以谋生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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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贵族 这两幅肖像画虽然一个来自法国，表现的是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帕杜尔夫人，一个来自中国，刻画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宫女，但却惊人相似。两幅画都创作于18世纪中期。当时，中国式装饰风格风靡欧洲。为蓬帕杜尔夫人画像的弗朗索瓦·布歇就受到了中国风的影响。这两幅肖像画之所以有相似点，可能与此有关。18世纪以前，文明交流以宗教异同为出发点，鄙视跟自己信仰不同的民族。而欧洲人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没有半点鄙薄之意。这意味着，世界主义生根发芽。这就是两幅肖像画的真正相似之处，即在欧亚大陆东西两方的宫廷里，画中的女性都扮演着装饰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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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新工具的帮助下，一个又一个伟大作曲家创造了今天仍然盛行的音乐形式和作品。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年—1750年）、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亨德尔（1685年—1759年）、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1756年—1791年）、弗朗茨·约瑟夫·海顿（1732年—1809年）蜚声国际，最为我们耳熟能详。总体来说，他们取得了以下两方面成就：第一，器乐成为核心，声乐退居其次。当然，当时的音乐家也尝试混合乐声和人声，创作各种风格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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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歌剧、交响乐等世俗音乐发展得和教堂音乐一样精致典雅，甚至在重要性上超过后者。这反映出了音乐家在宫廷和贵族宅邸扮演的演艺角色。他们仅比仆人高一等级。也就是说，在那个时代，莫扎特和海顿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要想让音乐跻身艺术之列，得到更多人认可，就必须建设音乐厅，面向公众开放，销售演出门票维持日常运营。这种情况直到1789年后才变为常态。在不能凭借公共表演谋生以前，音乐家只有两条出路，要么依靠富人赞助，要么像巴赫一样，去教堂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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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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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分析虽然简略，但有一点清楚无疑：在旧制度时代，欧洲获取知识和权力的速度远超以往。欧洲人继续全方位拓展，从未间断。随着拓展力度越来越大，欧洲社会变化更快，更加多元复杂。宗教战争之后达成的政治和社会平衡不断发生变动。到1789年时，工业主义在英格兰兴起，民主政治思想在法国和美洲找到主阵地。法国爆发革命，绵延四分之一世纪，旧秩序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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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革命后的几代人激烈抨击革命不彻底，使得旧制度留有残余。但我们这些后人不应该无视旧制度漫长历史中欧洲取得的积极成就。没有哪个时代能比这一时期更辉煌灿烂、成绩斐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欧洲人与中世纪框架决裂。这一过程充满艰辛，但在旧制度时期见到成效。旧制度下的欧洲处于相对和平状态，能够理解和欣赏世界百态，与各种各样的民族通商、交战。至于欧洲旧制度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将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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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1707312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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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年文明启示录 第十八章 世界对欧洲扩张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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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袋鼠狩猎 18世纪和19世纪初，世界人口交往越来越频繁。这意味着，居住在澳大利亚的狩猎者和采集者曾在一千年间一直维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现在不得不突然做出改变，适应闯入的陌生人。而这些闯入者在与澳大利亚原住民同处一地时，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其改变力度要比原住民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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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年至1700年间，在几乎每一个宜居海岸，都能看到欧洲商人、探险者、士兵和传教士的身影。当地人对这些初来乍到者心怀好奇，有时给予盛情招待。但从一开始，穆斯林和中国人就对外来者持怀疑态度、冷漠相向。一旦欧洲人威胁到，或者可能威胁到当地人珍视的东西时，统治者就会切断联系，害怕招来麻烦。而在旧制度下，欧洲各国国力增强，其他民族越来越觉得受到威胁。除俄罗斯外，世界其他地区的反应是切断或减少与欧洲这一麻烦源头的联系。1700年至1850年间，亚非两洲的民族和政权就采用这一政策，处理对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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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人避而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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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强地远的民族能隔绝欧洲影响，但距离欧洲较近的弱小民族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每一个亚洲文明社会都切断了与欧洲人的有效联系。虽然奥斯曼帝国和穆斯林统治下的印度不得不忍受外族人生活在本国土地的现实，但他们采取了这样的政策，即固守旧传统、旧行为模式，对欧洲人说的话充耳不闻，希望闯入者会在一段时间后自行离去。日本人和暹罗人（今天的泰国人）把这项政策执行到极端，完全禁止国人与欧洲人接触。中国人将对外贸易局限在广州港，并将此项业务委托给专门的商业群体——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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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世界其他地区，势力较弱、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无法抽身而出，隔绝掉欧洲人带来的影响。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太平洋诸岛民族、澳大利亚土著人、南非人的命运。在所有这些地区，欧洲人、欧洲人后裔，或受欧洲文化影响的人不断追捕土著人，攫取农田牧场，传播疾病，蔑视、摧毁传统社会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