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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至1850年间，穆斯林虽然在伊斯兰腹地时运不济，但稍可安慰的是，伊斯兰宣教活动仍然在非洲和东南亚取得成功。个人和小团体，尤其是初涉贸易领域的人感到伊斯兰律法很有用处。伊斯兰教为他们踏入大千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19世纪90年代前，欧洲商业活动尚未发挥重要作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阿曼人便以桑给巴尔群岛为基地，活跃于东非奴隶贸易中。在印度洋彼岸，马来海盗和商人往来于中国南海上，同棉兰老岛、婆罗洲等周边岛屿开展贸易。和几个世纪前的先人一样，这些商人扮演着伊斯兰教宣教者的角色。印度洋曾是穆斯林的势力范围，现在却已完全自治。因此，这些地区虽然皈依伊斯兰教，也只能算是品质不佳的替代品。不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穆斯林江河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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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印度教和佛教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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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很难接受欧洲人。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对欧洲人的态度要随和得多。此前，穆斯林侵入东南亚，强迫印度教徒和佛教徒服从统治，并与其开展贸易。所以，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已经对闯入者习以为常，感觉欧洲商贸公司和穆斯林并没有多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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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印度教徒视角来看，与穆斯林打交道时形成的习惯也完全适用于欧洲人。他们把欧洲人看作是另一个种姓。如果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不得不与欧洲人打交道，而且感觉自己受到了亵渎，他会立即举行适当仪式清除污秽。也就是说，印度教充满活力，能抵御基督教的传教攻势。宗教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印度教徒没有意愿探寻欧洲思想，对欧洲文明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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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和欧洲文化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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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印度充满好奇。1837年前，印度一直采用乌尔都语作为政务语言。这种融汇了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的语言是莫卧儿帝国的通用语言。这意味着，和莫卧儿人打交道的英国官员和信奉印度教的文职人员必须学说乌尔都语。学习的结果是，英国人多多少少开始用穆斯林的眼光打量印度。但还有一些英国人对印度其他语言产生了兴趣。威廉·琼斯爵士（1746年—1794年）是这方面的先驱。他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翻译成英语，并创建了孟加拉亚洲学会。他发现梵语和欧洲各语言之间存在关联。这一发现让欧洲学术圈子大为振奋，梵语学习一时成风。这些热情四溢的学者推测，梵语是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从这一点推测出发，他们认为梵语比其他任何人文传统都更接近欧洲先祖的思想和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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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学者的梵语学习热情也来源于印度教哲学及其神秘教义的吸引。许多思维敏锐的欧洲人对基督教教义充满怀疑，但又觉得牛顿论证的宇宙机械空洞，因此对强调感官世界空虚本质的印度教教义很感兴趣。实际上，对印度的兴趣成为德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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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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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传教士为印度教世界和欧洲世界开辟了第二个迥然不同的沟通渠道。1813年前，东印度公司刻意与传教士保持距离，不允许其担任公司贸易职位。他们认为，任何攻击地方宗教习俗的行为都会损害贸易，危及公司地位。但到了1813年，英国议会要求东印度公司聘用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到了印度后，决定使用当地方言传达信息。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需要发展印刷业，规范语言使用。现代书面语孟加拉语即由此发展而来，并很快被印度教作家采用。这些传教士还开办教会学校，教习基督教教义，设立世俗学科，让印度人接触到了欧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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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退隐和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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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前，类似这种联系并没有缩小东南亚佛教民族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差距。这些民族生活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其中多数王国遭到两种势力挤压。北面有强大的中国，海上有英国等欧洲列强虎视眈眈。中国皇帝依照传统对东南亚所有国家，以及来往中国港口的英国和其他欧洲商人行使概念模糊的统治权。1766年至1769年间，清缅战争爆发，清朝巩固权威，但只在短时间内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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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些政权来说，海上强国英国更难对付。1802年，斯里兰卡的康提王国屈服于英国的炮口之下。1824年至1826年间，缅甸将沿海部分地区割让给英国。1768年至1824年间，泰国失去了马来亚控制权。在这期间，马来亚的穆斯林统治者投靠东印度公司代理人，不再向暹罗国王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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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此不利局势，东南亚佛教民族从未在中国和英国的压力下彻底改变传统生活方式。和阿富汗、伊朗的穆斯林一样，这些民族和王国虽然明显缺乏自我防御能力，无力抵抗欧洲侵略者，但因远离欧洲踩出的文明路线，所以能够循规蹈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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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角色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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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先后在康熙与乾隆两个皇帝统治下繁荣发展。这两位皇帝在位时间都很长。1662年至1722年间，康熙执掌皇权，第一次成就清王朝的稳固政局。1736年，乾隆皇帝登基，1795年逊位。乾隆在位时间虽然短于康熙，但在1799年去世前一直幕后掌局。在这两个皇帝统治期间，中国实现了安定重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界定的“德”蓬勃展现。学术一派繁荣。皇家赞助的瓷器厂生产出了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绘画和诗歌在万千笔端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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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一派祥和。在遥远的中亚边界线上，中国军队摧毁了最后一个藐视清朝皇帝意志的游牧政权。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罗斯承认蒙古和突厥斯坦属中国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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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至1850年间，中国人口从1.5亿迅速增长到4.3亿。手工制造业和出口贸易兴盛发展，为少部分新增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但中国绝大多数人仍生活在乡村，稻田近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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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儒家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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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以前，似乎一切皆好。新增人口只是令中国庞大的人口根基更加厚实而已，并未造成危机。想开辟新地无非是再向山上爬爬，往沼泽地深处走走，再找找其他边际耕地。只要下力耕种，就能填饱肚子、养家糊口。除此之外，农民别无他求。农民人口增加后，养活了更多地主。地主子孙学习儒家经典，一级级地参加科举考试，以期谋得一官半职。求得官职后，就有机会积累财富，享受权力，赢得声望，因此入仕之争愈发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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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得功名，相应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中国人幼年即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夜以继日，苦读不辍。因为一次考不中，还可以再考，很多人一直学到中年。为通过科举考试、变成社会统治者和领导阶层，中国知识分子被装进了儒家模子中，对考试之外的任何东西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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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也直接赞助读书人，委托博学多识者整理古代典籍，编纂各种参考书籍，如文献、引语、字典、百科全书、“佳作”表等等。劳动规模之宏大难以想象。比如，1728年，中国学者编纂完成了厚达5020册的百科全书。与如此浩繁的劳动量相比，新作贫乏。中国统治者将注意力放在过去。在他们眼中，有一点似乎不言自明：东西越老，越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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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通过科举考试。落榜者形成了一个自我沉湎的地下文化世界。小说、浪漫文学等反映了这种悠然闲适，但无法行走仕途的人的生活。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曹雪芹的《红楼梦》。这种作品常被视作对学问无所进益，因此作者在世时没有公开发表。《红楼梦》详尽描绘了一个中国大家族的家庭生活。现代读者会觉得饶有趣味，但在曹雪芹的同时代人看来，似乎有揭扬家丑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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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遭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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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欧洲思想和技艺，中国学者官僚没有时间玩味这些“细枝末节”。1715年前，中国皇帝常聘用耶稣会传教士完成各种技术类任务，如铸造火炮、根据天文观测绘制中国地图等。这些都是传教士的专长。但在欧洲，教会对儒家问题已激烈争执多年。1715年，教皇认定耶稣会对儒家礼仪认识有误。这在深以学问为傲的中国皇帝眼中是奇耻大辱。因为，皇帝刚刚在几年前肯定了耶稣会对“上帝”一词的中文译法。中国人义愤填膺，认为教皇班门弄斧，竟然要教中国人学用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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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朝廷开始全面质疑基督教传教活动。耶稣会会士因擅长编制精确历法，被许可留在中国，但不得传教。如若不然，即视为亵渎法律。因此，传教活动只能转为地下，信徒以城市里的穷苦老百姓为主。但在学者阶层眼中，地下传教活动让他们更加坚信欧洲思想没有什么可取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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