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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中国的新旧气象 这两幅画疑是耶稣会传教士郎世宁（1688年—1766年）所作。郎世宁第一次将欧洲绘画技巧引入中国。对中国君子而言，绘画是重要造诣。因此，郎世宁用的明亮色彩和达到数学精确程度的透视画法在中国宫廷里一时引起轰动。至于外国新奇事物能在中国走多远，我们可以从图中身着欧洲铠甲的皇妃身上窥出一二。在色彩运用方面，中国画家认为明亮色彩庸俗不堪，而欧洲使用单一消失点的画法似乎限制了卷轴画创作。因此，欧洲新奇事物被斥之为无用无益。中国朝野仍继续忠于古代模式。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后，这种观念才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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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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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的一场农民起义搅乱了中国的和平秩序。虽然此次起义遭到镇压，但与之相关的秘密社团组织，如白莲教等继续发展壮大。原因是，人口增长，可耕地供应有限，穷苦农民在传统生活方式下无以为继。如果还不上所欠债务，则连耕地也会失去。一个心怀怨愤的无地阶层就此产生，各地起义不断。有的仅仅产生了轻微动荡，有的则让朝廷处于守势。清王朝精心维系的和平繁荣局面于1775年后以最让人忧心的方式出现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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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问题引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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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贸易开始出现严重问题。1757年，皇帝下诏仅开放广州港，供外国商船停靠。东印度公司是中国主要对欧贸易伙伴，享有英中贸易法定垄断权。荷兰和法国商船偶尔也可停靠广州港。1784年后，美国商船也获准进出广州港。但中国通过公行这一商人协会完全控制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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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人视角来看，最大的问题是找到中国人想要买的东西。中国商品在欧洲市场和世界各地紧俏抢手，但中国人只想要白银做交换。欧洲人不愿看到自家白花花的银币在中国有进无出。后来，他们发现鸦片市场行情旺盛，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件能同中国人交易的商品。鸦片产于印度，成本低廉。有了鸦片在手的英国人第一次发现自己能从中英贸易里获得滚滚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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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的法定垄断权，将对中贸易放在与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同等基础上。法令一下，私商涌入广州港，渴望从鸦片贸易中分得一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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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在中国吸食成风，中国朝廷很快警觉。皇帝下诏禁止鸦片生产销售，但不起作用，鸦片买卖转入地下。欧洲商人和社会三教九流交易往来，大规模流氓走私团伙甚嚣尘上。1839年，清政府决意出手整治。作为朝廷钦差的林则徐领旨从北京出发，打击鸦片非法贸易，开展禁烟运动。短短几个月里，这名钦差就收缴了近两万箱鸦片，大有收拾乱局之态，因此与英国当局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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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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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起于一件小事。有几名英国水手在广州斗殴，并杀害了一名中国人。中国人强烈要求将其中一位水手正法。从中国人视角来看，这只是一起普通命案，行使主权合情合理。但英国人从拒不配合的视角来看，没有罪证、不经审判就将人砍头骇人听闻，损害正义。因此，当事人所在的商船船长拒绝交出嫌疑人，并得到了英王亲命的贸易专员的支持。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以中国禁止鸦片为由派出皇家海军特遣舰队向中国施压。遭到拒绝后，便诉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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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海岸的英国海军舰队发现局面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中国港口没有海防设施，中国军队行进缓慢，不能应付威胁。双方爆发冲突后，中国士兵的战斗力远在英国特遣舰队之下。1842年，满怀疑惑又气愤填膺的中国人不得不求和，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另外开放四个港口，方便英国贸易，进口关税统一为5%，割让香港，并正式承认英国商船停泊于中国港口时，不代表英国女王向中国皇帝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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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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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美国紧随其后，与中国签订类似条约，进一步渔利。1844年，美国获得治外法权。也就是说，在中国土地上犯法的美国公民，只能由美国领事按美国法律审判。同年，法国获准在中国港口城市传播基督教。这些条约都载明“最惠国条款”，即中国授予某国的特权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短短五年里，中国就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受害者，无力抵御外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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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深受打击。所有蛮夷都应纳贡的天朝顷刻间不复为世界中心。不为孔子所知的陌生民族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古圣先贤并没有告诉中国人该如何处理这种局面。最初，中国学者和官僚深感惊异、沮丧。震惊之下，他们无暇采取任何建设性行动。而新一轮战火——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一直烧到1864年。清王朝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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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中国衰落是何等迅速。1839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内忧。儒家行为模式久经验证，运转良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坚信，中国威临蛮夷，天经地义。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高度同质化，面对突然而至的危机茫然无措。庞大的中国凌乱无助、盲目愤怒，对中华民族遭遇的一桩桩角色逆转事件完全没有任何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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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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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至1850年间的日本历史几乎与中国完全相反。在中国陷入边境战争时，日本安定和平。在中国人口实现三倍速增长时，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变动。当中国学者沉浸于过去、排斥万物时，日本知识分子在官方强力实施隔离政策之际，仍探索若干知识领域，并高度关注欧洲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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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的政治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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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德川幕府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挥之不去的尴尬问题。作为统治集团的德川幕府和被排斥出中央政府的“外部领主”都意识到，整个体制可能会再次瓦解。因此，日本人没有中国人的自鸣得意。对连绵内战的痛苦回忆和对幕府的政治警惕意识维护着和平局面。但日本人没有忘记，曾经有一个时代，德川幕府与其他贵族平起平坐。也没有忘记，天皇虽然被幕府隔离出权力中心，但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谁篡改历史，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幕府靠篡权夺位才执掌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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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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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在维持和平局面的同时也面临着另一重难题：武士阶层在无仗可打时变成无业游民。1603年，德川家康下令所有领主每年必须在都城东京待上一段时间，受幕府直接管理。若离开东京，则需留下后嗣及其他近亲属为人质。因此，所有领主都不得不在都城建房立宅，但他们在此处无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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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领主要把以大米为形式的部分收入兑换成金钱，以便在都城买地置业。这就需要商人从乡村买进大米，销往东京等城市。因此，城市变成人口和其他资源会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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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织大米和其他必需品流通的商人变富，而以商人价格买进卖出的领主变穷。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领主的财富达不到东京等城市快速发展起来的奢侈生活水准。为迎合富商品味，这些城市专辟娱乐休闲区域，提供歌舞节目，佳肴美食，专人相陪。在城市无所事事、消磨光阴的武士很难抵挡住此类诱惑，为此不惜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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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现实状况和多数日本人心中期望之间存在尖锐差距。与商人相比，武士和统治者更穷。但根据儒家观念，商人是害虫、社会寄生虫，社会地位应低于辛苦劳作的农民。领主和农民决定一道抨击现状，竭力纠正社会不公。政府有时出面直接没收商人财富，但多以诏令形式，全部或部分否认商人持有债权，或者将货币贬值，便于债务人偿款。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了。商人通过提高服务价格，很快弥补损失。只要幕府禁止领主常年待在封地上，商人的服务就不可或缺。因此，商人占有经济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