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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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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起于一件小事。有几名英国水手在广州斗殴，并杀害了一名中国人。中国人强烈要求将其中一位水手正法。从中国人视角来看，这只是一起普通命案，行使主权合情合理。但英国人从拒不配合的视角来看，没有罪证、不经审判就将人砍头骇人听闻，损害正义。因此，当事人所在的商船船长拒绝交出嫌疑人，并得到了英王亲命的贸易专员的支持。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以中国禁止鸦片为由派出皇家海军特遣舰队向中国施压。遭到拒绝后，便诉诸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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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中国海岸的英国海军舰队发现局面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中国港口没有海防设施，中国军队行进缓慢，不能应付威胁。双方爆发冲突后，中国士兵的战斗力远在英国特遣舰队之下。1842年，满怀疑惑又气愤填膺的中国人不得不求和，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另外开放四个港口，方便英国贸易，进口关税统一为5%，割让香港，并正式承认英国商船停泊于中国港口时，不代表英国女王向中国皇帝进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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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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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和美国紧随其后，与中国签订类似条约，进一步渔利。1844年，美国获得治外法权。也就是说，在中国土地上犯法的美国公民，只能由美国领事按美国法律审判。同年，法国获准在中国港口城市传播基督教。这些条约都载明“最惠国条款”，即中国授予某国的特权适用于所有国家。因此，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起短短五年里，中国就成了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受害者，无力抵御外族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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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深受打击。所有蛮夷都应纳贡的天朝顷刻间不复为世界中心。不为孔子所知的陌生民族出现在中国土地上。古圣先贤并没有告诉中国人该如何处理这种局面。最初，中国学者和官僚深感惊异、沮丧。震惊之下，他们无暇采取任何建设性行动。而新一轮战火——太平天国运动从1851年一直烧到1864年。清王朝元气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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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需要强调一下，中国衰落是何等迅速。1839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内忧。儒家行为模式久经验证，运转良好。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坚信，中国威临蛮夷，天经地义。换句话说，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高度同质化，面对突然而至的危机茫然无措。庞大的中国凌乱无助、盲目愤怒，对中华民族遭遇的一桩桩角色逆转事件完全没有任何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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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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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年至1850年间的日本历史几乎与中国完全相反。在中国陷入边境战争时，日本安定和平。在中国人口实现三倍速增长时，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变动。当中国学者沉浸于过去、排斥万物时，日本知识分子在官方强力实施隔离政策之际，仍探索若干知识领域，并高度关注欧洲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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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的政治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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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德川幕府就不得不面对一些挥之不去的尴尬问题。作为统治集团的德川幕府和被排斥出中央政府的“外部领主”都意识到，整个体制可能会再次瓦解。因此，日本人没有中国人的自鸣得意。对连绵内战的痛苦回忆和对幕府的政治警惕意识维护着和平局面。但日本人没有忘记，曾经有一个时代，德川幕府与其他贵族平起平坐。也没有忘记，天皇虽然被幕府隔离出权力中心，但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无论是谁篡改历史，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幕府靠篡权夺位才执掌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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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和商人之间的经济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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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在维持和平局面的同时也面临着另一重难题：武士阶层在无仗可打时变成无业游民。1603年，德川家康下令所有领主每年必须在都城东京待上一段时间，受幕府直接管理。若离开东京，则需留下后嗣及其他近亲属为人质。因此，所有领主都不得不在都城建房立宅，但他们在此处无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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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产生了两种后果：第一，领主要把以大米为形式的部分收入兑换成金钱，以便在都城买地置业。这就需要商人从乡村买进大米，销往东京等城市。因此，城市变成人口和其他资源会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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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织大米和其他必需品流通的商人变富，而以商人价格买进卖出的领主变穷。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领主的财富达不到东京等城市快速发展起来的奢侈生活水准。为迎合富商品味，这些城市专辟娱乐休闲区域，提供歌舞节目，佳肴美食，专人相陪。在城市无所事事、消磨光阴的武士很难抵挡住此类诱惑，为此不惜债台高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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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现实状况和多数日本人心中期望之间存在尖锐差距。与商人相比，武士和统治者更穷。但根据儒家观念，商人是害虫、社会寄生虫，社会地位应低于辛苦劳作的农民。领主和农民决定一道抨击现状，竭力纠正社会不公。政府有时出面直接没收商人财富，但多以诏令形式，全部或部分否认商人持有债权，或者将货币贬值，便于债务人偿款。但所有这些措施都失败了。商人通过提高服务价格，很快弥补损失。只要幕府禁止领主常年待在封地上，商人的服务就不可或缺。因此，商人占有经济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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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探讨历史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一些领主为解决自身经济问题，在自有封地上开采矿山，开发其他商业项目。新作物、新技术得到传播，尤其是桑蚕养殖技术。日本第一次实现了丝绸的自给自足。为走出经济困境，领主采取的另一项对策是与商人家庭通婚。这一婚姻可谓两全其美：贵族武士枯竭的财源得以充盈，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以提升。虽然武士行为准则禁止以这种方式模糊阶层界限，但通婚对双方极具诱惑力，因此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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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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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困境，幕府的政策是以乐观态度静观其变。当时，新儒学是日本的官方思想。政府禁止学习其他思想流派，大力强调忠诚观念，并通过法令、文学作品和戏剧对武士阶层的行为准则做出明确规定。但越强调忠诚，幕府不忠于天皇这一事实就越发显得尴尬。实际上，老百姓对天皇表达忠诚是在向幕府表示不满。但这种情绪从表面上看来正确无误、合理恰当，日本政府无法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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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道教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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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强调神圣起源和皇室后裔的思想流派渐渐形成。这一流派的专家阐发礼节仪式，纪念日本传说故事中记载的大事件。这些礼节仪式被称为“神道教”。神道教很快发展成为有组织的宗教，设有专门神职人员，分为不同宗派，有完整的仪式应对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神道教在发展过程中似乎吸收了基督教和佛教仪式，但更强调日本本土元素，而非中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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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神道教崇拜在日本老百姓中传播时，少数学者开始学习西方思想。荷兰人成为媒介。当时，日本政府允许一艘荷兰商船每年进出长崎港，并对其贸易活动严加监管。外文书通过这种途径传入日本。一些人开始阅读，并将医学和数学书翻译改编成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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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慕荷兰学问的人和培育日本传统的人相处融洽。双方都反对幕府立下的官方新儒学思想，都秘密支持嫉恨德川家族的“外部领主”，都在寻求官方之外的行动路线。因此，当1854年外国向幕府施压，要求日本对外开放贸易时，日本国内已经有一部分人对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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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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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殊的社会结构在艺术上得到了体现。一方面，官方文化严格遵循中国模式。盛行于日本宫廷的画作与中国绘画大师作品难分难辨。日本汉诗成为日本历史载体。日语使用汉字表意，并全盘引入汉语词汇，以体现儒家思想。汉语的这些影响似乎把日本变成了中华文化行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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