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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革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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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论是同情美国的理性自治实验，还是坐观美国自取失败，凡是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欧洲人都不可能对美国革命漠不关心。人权和公民权理论已经在法国人客厅里被热议了几十年，这也是欧洲全境的热门话题。如今美国人勇敢尝试，让理论变成现实。美国人越成功，欧洲人越对自己无权选任统治权威、对该权威没有法定控制权感到躁动不安。换言之，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了一座闪光的灯塔，向那些对人民自治有信心的人做出了证明：理性公民不需要听从国王、贵族和牧师的吩咐也能够实现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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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政府由人创设、经人为选择而改变的事实已被普遍认同。所以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思想放在1789年是多么新颖，多么激动人心。欧洲各国当时皆受国王和皇帝统治。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上帝，得到贵族和官员的辅佐。从“法不同施”这个角度来讲，贵族和官僚相对于普通老百姓是特权阶层。除此之外，他们的服饰穿着和言谈举止也跟社会其他阶层不同。他们希望别人把自己当作人上人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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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层不再相信这种陈旧的观念，即社会是一大有机体，劳心者制人，劳力者制于人，生活状态出生时即已设定。在中产阶层看来，比他们社会地位高的人很多都是庸俗无能的。而且，很多人已经改变了社会地位。理论和现实的落差非常大。美国人践行的简单真理值得自由理性的人追求。得不到被管理者认可的政府无权继续存在，应被取而代之。这种观念尤为法国少数派推崇。他们满怀热忱向公众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这样做可谓乘势而为。因为当时的情况是，法国王室政府虽然在1783年占据英国上风，但僵化之势显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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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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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至1792年路易十六统治期间，法国陷入经济困境。公众普遍对政治体制不满。1778年至1783年对英战争耗资巨大，而法国税收有限，政府面临破产。从理论上来说，路易十六是极权君主，只要发一道诏令就能合法征税。但在实际上，本应顺从国王的官僚体制有了自己的主张，许多官职公开拍卖，购得官职的人自然觉得买到手的东西就是自己的财产，除非有利可图，绝不会对现状做出改变。在法国，国王法令是由高等法院“表述”的。法院的职责是确保新法令不与其他法律相冲突。如有冲突，则提请国王注意。视国王意愿，新法律既可载入成文法，也可进行修改，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然而当国王提出新的税收法令后，却遭到了巴黎高等法院的拒绝，法官因此成了人民英雄。国王手下的大臣不能再冒着被高院反对的危险征收新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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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年，王室政府召集贵族参会，希望王公贵胄认同新税法。但贵族怎么可能同意多交税？遭到拒绝后，国王决意恢复中世纪的三级会议制度。这一组织和英国议会很相像。其成员代表着中世纪政治理论的三个等级：神职人员是第一等级，贵族构成第二等级，除此之外的所有普通老百姓组成第三等级。三级会议第一次召开时间是在1302年。当时，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发生争执，希望寻求支持。最后一次召集是在1614年，路易十三上台执政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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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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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会议曾经是来自法兰西王国各地的代表们参加的会议。但是到了1789年，代表的选择问题出现了很大不确定性。更严峻的问题是投票问题。如果采用各级代表分别开会、分别投票的办法，那么三级会议势必会被保守神职人员和贵族控制。但如果三个等级的人聚在一起的话，贵族和很多神职人员会跟改革人士打成一片。这些人的改革目的是确保国王和大臣能经常与国家代表磋商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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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确定性在法国引发了一场政治辩论，出现在无数本小册子里。每一个选区都授意代表撰写观点。最终，各种意见和改革项目都呈现于纸面，使得那些原来对社会现状比较满意的人也开始意识到政治不公的严峻性。所以，在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时，很多人渴望法国来一场根本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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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等级的反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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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和大臣同意到一定时间后推行改革。实施新税无疑很有必要，但路易十六从不认为除了收税之外还有别的改革项目。国王本意不坏，但意志不坚。到了1789年春天，路易十六还没有制订出召集会议和举行投票办法。庆典会议召开后，他仍犹豫不决。1789年6月，路易十六决定让每一等级分别开会、分别投票。但就在他向各级代表宣布这一决定时，有人把第三等级开会的房间门给锁上了。代表们就此认定，有人早有预谋，要解散会议。1789年6月20日，他们移至附近的网球场。群情激奋，庄重宣誓，称如果不制订法国宪法，他们就永不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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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举动带有革命性质。第三等级代表宣布他们要限制绝对王权。路易十六对此不愠不火。他坚持要求代表按等级分别开会、分别投票，但遭到第三等级拒绝。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越来越多的神职人员和贵族参加第三等级会议。一星期后，国王让步，下令三个等级所有代表一起参会、分别投票。自此，三级会议变成国民会议。会议目的是制订出和美国一样的成文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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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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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全国上下一片欢腾。路易十六完全信不过国民会议，一些人还劝他召集军队，动用武力解散这些惹是生非的代表。军队行动激怒了巴黎人民，他们自发组织的革命权威巴黎公社控制了整座城市。1789年7月14日，一大群人攻陷了巴黎的王室要塞——巴士底狱。后世将这一事件发生的日子定为法国大革命诞生日。在这一事件中，巴黎人民成为革命新元素。此后数年里，他们采取极端措施，在多个关键场合压制反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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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事件极具感染力。激进改革者占领了其他城市。农民也开始攻击地主房舍，烧毁契约，以为把文件烧毁后，地主就不会收租子，强迫他们服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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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忙碌一夜后，1789年8月4日至5日，国民会议宣布“废除封建制度”，三级代表轮流发言，谴责特权。从那时起，所有法国人都在法律面前享有平等权利，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所有法国人都是公民，都对国家负有同等义务和责任，享受同等权利，受国家保护。废除法定阶层、等级和特权团体。自由平等的黎明从此降临。此后不久，革命纲领中又加入了第三条标语：兄弟情谊，意为自由平等公民之间应该亲如兄弟。这三条理想不仅在法国激荡热情，也在欧洲其他地方震动人心。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写道：“在这样的黎明，活着是多么幸福。”在英格兰、德国、意大利，年轻的男男女女感受到了同样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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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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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态不可能静止，国民会议不可能从容制订法国宪法。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尤其不能等。出于权宜考虑，国民会议决定出售教会土地、发行纸币。这种解决方案极具诱惑力，法国政府印刷了越来越多的“纸券”以缓解政府债务，并将逃亡贵族的土地和王室领地也拿来出售，导致纸券票面价值远远超出所售土地价值。纸币无法按原计划退出市场流通，物价飙升，通货膨胀，工薪阶层受损，商人和借贷者坐收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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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会议出售教会土地、将教会重新组织为国家机构并向牧师和主教发放工资的做法遭到教皇严厉谴责。革命队伍出现第一次大分裂。很多虔诚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认为国民会议反对教皇，因此不予支持。路易十六也反对教会重组。但眼下，他已经孤立无援。他曾秘密向欧洲其他君主求援，但无果而终。后来人们发现，路易十六背叛了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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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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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夏天，新宪法最终出炉。该宪法规定，法国实施有限君主制。最高权威被授予给一个经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该议会管理税收，行使最高司法权，有权向王室大臣问责。换言之，主权从国王转交给经选举产生的法国人民代表。但国王仍握有重要权力，如委任大臣、军官和外交官权，以及否决立法权。但立法议会对立法事宜有最终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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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效力不长，但1791年宪法中关于地方政府重组的规定一直延续至今。法国全境被划分为规模几乎均等的部门。教区、司法管辖区和行政区边界相互契合。各种形式的垄断和特权被一扫而光。简单统一的行政体制将个体公民和政府直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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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产生了如下影响：遇有危急时刻，中央政府能够调动公民做更多事情。旧制度下的政府办不到这一点。旧制度下的特权组织之所以是棘手问题，是因为国王的大臣多与同业公会、市镇政府、高等法院、各省议会打交道，很少亲自与公民沟通联系。因此，推翻特权阶级，迎来自由的黎明产生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让革命者既深以为傲，又始料不及。自由、平等、兄弟情谊意味着，不管是应召入伍的士兵还是纳税人，都应平等向国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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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宪法的致命缺陷是，路易十六已经对革命没有一丝同情，无法再相信他所掌握的任何权力。1791年6月，路易十六乔装外逃，被认出并遣返法国。国民会议不能没有国王，彻底的共和主义在当时仍不可想象。尽管如此，到1791年10月新立法议会召开时，人们对国王是否认同宪法抱有深刻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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