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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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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也纳会议重新担负起恢复欧洲权力平衡的任务。路易十六之弟路易十八代表波旁家族恢复了法国的君主制（按王制，路易十六之子虽从未行使统治权，仍应被称为路易十七）。恢复王制的路易十八颁发了宪制法令，规定人民选举产生的议会行使立法权。总体而言，他并没有做出多少逆历史潮流的举动。人民和政府能够、也应该团结协作的基本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投票选举。只有受到良好教育的富人才会受邀担当此任。虽然民主原则受限，宪制法令仍然让光复后的波旁政府隐约带有“自由”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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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和意大利，拿破仑改革已将旧边界破除，也不可能回到旧制度。奥地利从法国手中接过了监管意大利的任务，而普鲁士负责看护莱茵河边境。借此机会，普鲁士将波兰领土送给俄罗斯，并以此为交换条件，吞并了莱茵兰地区的广阔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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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领土安排，以及其他许多复杂交易，欧洲大国达成了微妙权力平衡。在这种局面下，没有哪个国家能主导全局，但法国和俄罗斯仍然是两大威胁，至少在奥地利王子梅特涅和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看来是这样。这两位政治家夹在法俄中间做了不少妥协。沙皇亚历山大一心认为自己是欧洲救星，曾多次筹划建立新秩序，还提出过要用人民意志统一德国和意大利的想法。身为一国之君，他让波兰走向复苏，也动过十字军东征打败土耳其人的念头。但他还是把希望寄托在神圣同盟上，盼望基督教君主融洽合作，相互磋商，终结给欧洲造成如此浩劫的漫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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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海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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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和西班牙海外殖民地引发动荡。1791年，法属加勒比海殖民地中人数最多的海地黑奴宣布自己与白人和穆拉托人一样享有自由平等权利。国民公会最终接纳了这些反叛者的逻辑，在法兰西帝国全境取缔奴隶制。但拿破仑对此持反对态度，因此法国到1815年才永久取缔这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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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出兵海地，以重树法国权威，初战告捷。黑奴领导人杜桑·卢维杜尔投降。但此后不久，海地黄热病肆虐，法军士兵遭受重创。1804年，拿破仑撤兵。海地爆发种族战争，白人几近消亡，黑人上台执政，海地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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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南美的西班牙帝国也积极响应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1808年，拿破仑推翻西班牙国王。叛乱兴起，宣布为独立而战。拿破仑将哥哥约瑟夫·波拿巴推上西班牙王位。地方叛军以此为由，宣称仅效忠于王位合法继承人——费尔南多七世。但费尔南多于1813年重获西班牙王位后，转而反对自由原则，希望恢复王制。因此，除阿根廷独立外，所有独立运动均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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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费尔南多很快引火烧身。西班牙殖民地白人已经习惯参与公共政策制订。因此，当西班牙派来的新官员舍弃此道后，叛乱再次爆发，并取得胜利。1825年，西属南美殖民地全部宣告独立。西蒙·玻利瓦尔、何塞·德·圣马丁等人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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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的独立路线与之迥然不同。1810年，叛乱开始，很多梅斯蒂索混血儿参与其中。但当贫苦的梅斯蒂索人开始认真吸纳自由平等思想时，白人地主和墨西哥上层惊慌失措。1815年后，自由平等运动失败。地主和社会上层不无欢欣。1820年，西班牙再次爆发自由革命，抵制费尔南多反动政府。墨西哥精英统治阶层为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于1821年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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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理念也吸引了巴西人的注意。1822年，巴西效仿西班牙殖民地，脱离葡萄牙独立。但巴西仍实施君主制度，受葡萄牙国王之子佩德罗一世统治。佩德罗热爱巴西，反对父亲向巴西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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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和波多黎各仍然是西班牙殖民地，直到1898年才获得独立。而加勒比海的大多数岛屿在20世纪末以前一直受欧洲统治。原因之一是经济困难。1815年后，欧洲各国在国内种植甜菜，实现了糖料自给，不再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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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南美大陆人口增长，新土地得到开发，经济发展进步，城市生活继续扩展。虽然发展速度赶不上美国，但也依然很快。美洲印第安人在政治上仍处于被动状态，许多人住在偏远乡村，与外界几无联系。因此，新成立的拉丁美洲政府管理的是一个分裂的社会。社会上层的白人和部分梅斯蒂索人参与政治商业事务。下层是印第安农民，仅能维持温饱，有时还要向白人地主交租子、服劳役，但在别的方面与群落外联系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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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与欧洲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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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厌战情绪高涨的欧洲，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设想的神圣同盟最终变成了一纸协议。最初，几国同意不时碰面，遇有危机联合行动。1822年，同盟会议召开。但英国于会后退出，整个体系轰然坍塌。梅特涅说动亚历山大一世，让对方深信欧洲有人阴谋发动“革命”。因此，沙皇对自由思想不再感兴趣，转而全力反对革命。东欧三个君主制国家——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坚定捍卫现状。相比之下，英法两国同情革命，不认同以镇压自由运动为目的实施国际干预。这一立场在英国拒绝三国提议镇压拉美革命运动时清晰显现。1823年，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发表宣言，认为欧洲对新世界的干预是一种不友好行为。英国对此持善意态度。1821年，希腊爆发叛乱，反对土耳其人，得到法国和英格兰的广泛声援。1825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俄罗斯也加入声援行列。1830年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希腊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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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7月，法国发生不流血政变，将“公民国王”路易·腓力推上王位。两年后，英国议会通过《1832年改革法案》，旨在按人口分布重新分配议会席位，赋予中产阶级纳税人投票权。在法英两国，自由主义者得以巩固地位，中产阶级稳掌政治领导权。在德国和意大利，自由主义原则和保守主义原则相互碰撞，难分高下。再往东去，奥地利和俄罗斯仍对政府应为人民负责的理念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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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新一轮革命从法国肇始，传遍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大部分地区，梅特涅下台。但革命者在国家统一方面达不成一致意见，德国和意大利未能建立代议制政府。1850年，频频遭受失败打击的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不再秉持法国大革命精神，转而向社会主义抒发革命热情。法国大革命时代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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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1789年开始，欧洲发生深刻变化。在西欧各地，政府和人民结成了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中产阶层积极参与政治。大众舆论前所未有受到重视。政权更迭决于民意。而得到人民热情支持的政府能够触及社会深层，在战争与和平两个时期焕发更大能量，这是旧制度政府所做不到的。公众主要通过报纸发出声音，政府由此发现问题、讨论问题、解决问题。总而言之，欧洲人以非凡精力投入到各种形式的公私事业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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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人不再只是一国的子民，还以市民身份、通过代表参与公共事务，维护自身利益。城外的农民和雇农仍不常发声，不太参与政治公共事务。但那个时代的尖锐问题除了体现在战争和外交领域外，全部集中在城市生活变革上。这一变革随工业革命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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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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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一词于1880年左右流行。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用其指代乔治三世统治时期（1760年—1820年）。但同时代的人却发现这一时期战火连绵、政治动荡不断。实际上，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曼彻斯特棉花制造商在光线不好、条件恶劣的工厂里使用新机器，赚到了大钱。不做棉花生意的人很难注意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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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我们这个时代的有利视角来看，曼彻斯特及其他城市工厂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世界历史有重要意义。聪明机智的发明家和工场主利用没有生命力的能量形式，为人力战胜自然增加了新纬度。煤、蒸汽、电力在重要性上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相当，两者都开辟了一系列全新可能。农业先是创造了定居村庄，后来创造了城市和文明。而能量驱动的机械会创造什么，我们仍需拭目以待。但已经清楚无疑的是，凡是在新技术发展最快的领域，人类都从古老的农事循环中获得解放。工业社会让我们离开土壤，不用根据季节需要播种收获，可以生活在与祖先迥然不同的环境里。虽然关键性突破已在两百多年前实现，我们仍未充分探索到这一变化对普通人的日常体验有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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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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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机械的重要进展贯穿于整个18世纪。但在当时，羊毛和亚麻制品生产牢牢建立在家庭手工业基础上，由数不清的全职或兼职手工艺人完成。这对机器运用规模造成了局限。1712年，英格兰人汤玛斯·纽科门发明蒸汽机，用于煤矿抽水。在接下来几年里，人们又制造了其他类型的发动机，但用途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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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瓦特（1736年—1819年）改进了纽科门的发动机，做到了无须冷凝水蒸气就能冷却汽缸，大大减少了煤炭消耗量。后来，瓦特进一步简化设计，将活塞在汽缸中的往返运动改为回转运动，并通过齿轮或皮带传输到其他类型的机器。工业革命的关键点由此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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