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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至1849年，几场革命均告失败。在欧洲大陆，秉持自由主义的中产阶级丧失信心。国王、官吏和地主仍占据权力高位，对中产阶级要求参与公共事务的呼声置之不理。更糟糕的是，在中欧，当选代表对国家边境线的划分问题争执不休。德国人和捷克人，德国人和匈牙利人，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吵得最凶，不愿和平相处。连人民选出的代表都有如此严重分歧，谁还能相信人民自治这一自由主义理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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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恐惧侵蚀着自由主义信念。社会底层能让人信得过吗？工业革命中迅速壮大的工人真的应该平等参与自治政府吗？他们会不会抢走别人的财产，投那些鼓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人的票？许多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得出了这样一条结论：革命危险重重，徒劳无功。似乎有必要与军警王侯联手，让底层安分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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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激进思想者坚守人民自治政府信念，甚至呼吁将平等理想扩大到经济领域。这种思想的最重要代表是两位青年作家：卡尔·马克思（1818年—1883年）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895年）。两人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前夕发表了一份激情洋溢的小册子，名为《共产党宣言》。这本小册子阐明所有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先有奴隶主，后有封建地主，最后是资本家靠占有“生产资料”主宰社会（生产资料首先是土地，在近代是机器和金钱）。但马克思还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无产工人，是在自取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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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做出这一预测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机器制造的商品让欧洲各地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手工艺人遭遇破产之灾。他们失去财产、工具、商铺，不得不靠日薪维持生计。很多手工艺人咬牙坚持，与机器竞争，但只落了个心灰意冷。马克思假设，在极少数大制造商控制整个工业流程之前，独立手工艺人的毁灭仍将继续。他预测会有一天，上百万无产阶级将从资本家手中夺取生产资料。这一革命将开启最后一个历史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到那时，国家消亡，友爱、自由和平等大行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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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理想并非诞生于1848年。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就有激进主义者宣扬平等思想。法国社会改革者曾开展实验，创建公社，目的是平等劳动、平等收入。但这种行为鲜有人支持，马克思斥之为乌托邦。他希望组织国际性革命团体，让生产资料所有权被推翻、强制性政府消亡、共产主义理想传扬世界的那一天提前到来。因此，从1848年开始，欧洲民主革命生出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翼，二者对社会改革方式意见迥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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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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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社会主义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在民族主义中找到了另一条出路。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不占有任何财产，因此没有真正的祖国。爱国主义是有产者给穷人玩的把戏，挡住了穷人的真正兴趣——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国际大团结。尽管马克思主义论证严密，包括工厂工人阶级在内的大部分人对建设强大国家更感兴趣，而不是任何一种国际主义。这一问题在中欧尤其尖锐。当时德国和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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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3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后，欧洲进行外交调整，打开种种新可能。意大利和德国的政治领导人乘势而为，让“地理概念”于1871年落实为国家政权。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支持意大利统一运动。在德国，他们最初反对奥托·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提倡通过选举，解决争端。1866年，俾斯麦打败奥地利，将德国北部政权统一于普鲁士，对他持批评态度的多数自由主义者不再喧哗。俾斯麦继续发力，与法国挑起事端，并于1870年打败路易·拿破仑，说服德国南部各政权与北部一道建立德意志新帝国。1871年，帝国建立，普鲁士国王称帝。看到俾斯麦接连建功立业，反对诈力谋权的自由主义者销声匿迹。他们以“民族自由主义者”自居，愿意和俾斯麦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合作，带领德意志新帝国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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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米洛·加富尔伯爵（1810年—1861年）采用和俾斯麦同样的手法统一了意大利。二者不同之处在于，意大利统一之基撒丁王国实力有限，不能把奥地利人赶出意大利。因此加富尔与路易·拿破仑达成协议。协议规定，法国同意扶持撒丁王国，打赢奥地利。路易·拿破仑想要和叔叔一样，在意大利荣耀加身，还希望打破维也纳和约，赢得民心。他又让加富尔承诺将尼斯和萨瓦两小块领土割给法国，以便把法国边境扩展到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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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加富尔与奥地利挑起争端。法国前来助阵，在意大利北部击败奥地利军，但在意大利尚未完成统一大业时，力图促成和局。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对此表示不满，在中部各地制造群众起义。朱塞佩·加里波第率领“红衫军”远征，攻取那不勒斯王国，将南方并入意大利王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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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前，东北部的威尼斯一直受奥地利控制。教皇仍然统治罗马。但教权之所以能付诸实施，是因为拿破仑三世同意在罗马驻军，帮助教皇对抗意大利民族主义者。1870年，拿破仑三世误打误撞跟德国交手，仓促从罗马撤军。意大利政府趁势进军，将罗马定为统一后意大利首都，遭到教皇拒绝。意大利教权和政权之争一直持续到1929年，以双方签订和约而划清界限。和约规定，教皇对其罗马居住区（即梵蒂冈宫及周边地区）享有完整主权，但应让出罗马其他地区和意大利中部教皇国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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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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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和德国面前，奥地利是一大输家。之所以有此败局，是因为老盟友俄罗斯和普鲁士拒绝再维持中欧现状。但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俾斯麦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者。他和俄罗斯沙皇、哈布斯堡皇帝一样，认为必须建立强大威权政府。因此，在创建德意志新帝国后，俾斯麦急于和奥地利、俄罗斯恢复保守同盟关系。正是这一同盟使欧洲各政权于1815年至1859年间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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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时间里，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在位时间1848年—1916年）梦想复仇。但在1870年至1871年败给法国后，他放弃复仇计划，于1879年同意和德国结盟。这一举动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奥地利帝国多民族内讧不断。1867年，奥地利修改宪法，匈牙利族获得特权，捷克人和其他斯拉夫人政治胃口大开，也希望赢得类似特权。但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不愿与斯拉夫人共享政治特权。国内对抗因此而生。哈布斯堡君主不择来路，急需外部支持。1879年奥德同盟完美解决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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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俾斯麦与意大利结盟，三国同盟达成。1887年，又秘密与俄罗斯签订和约。总体来说，俾斯麦在1871年后开展的所有外交活动目的只有一个：挫败法国复仇图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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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至1871年，德法相争德国胜，法国自尊心严重受挫。此外，德国还把法国边境两省——阿尔萨斯和洛林占为己有，纳入新帝国版图。这两省居民多数说德语，但绝大部分人还把自己当法国人。法国爱国人士对此耿耿于怀。但只要俾斯麦继续执掌德国外交政策，法国人就找不到任何盟友，只能忍气吞声。为此，他们将精力集中在建造非洲和东南亚的法国帝国上，但又因此不断与英国发生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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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俾斯麦离任，威廉二世（在位时间1888年—1918年）登上德意志皇位。新皇帝对德国怀有宏图大愿。到1890年时，德国建成世界上最高效的工业体系。面对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德国公众希望自己的国家也能到海外建立帝国。海军军官认为，德国需要建设一支强大舰队，保护本国海外商贸。威廉二世表示赞同，并认为应与俄罗斯切断联系，与英国达成谅解。为此，他革了俾斯麦的职，着手谋划行动，力争使德国不仅称强欧洲，还雄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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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二世说服英国、从世界强国分一杯羹的计划完全落空。相反，俾斯麦最担心的事情接踵而至。先是法俄于1893年结盟，后是法英于1904年解决殖民地争端，最终英俄于1907年重归于好。结果是，三大强国——法国、英国和俄罗斯在德奥意三国同盟外围成一圈。而且，意大利在1914年前就已经明确释放信号，让德国人觉得这个盟友靠不住。德国越加强海军实力，越宣称自己在欧洲理事会上就殖民地一事有平等发言权，外围三国圈就越是怒目而视。从1905年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开始到1914年，德国接连卷入外交危机旋涡。而1914年危机触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的同盟体系是这样运转的：不论世界哪个地区发生争执，欧洲列强都会结成对立两派。而且，每次有一国或一方退出后，都会保证自己下次会找准阵营，不再中途离开。因此，1914年的欧洲各国政府好像被施了催眠术一般进入战争，将欧洲和全世界抛向剧烈动荡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欧洲很多地标轰然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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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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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至1914年欧洲历史的核心情况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德国工业极大繁荣，将欧洲诸国甩在后面。从1890年起，俄罗斯也开始大规模发展现代工业，创造了1917年危机前的国内稳定局面。在欧洲其他地区，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乡村生活重要性下降。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到1914年时，还是有很多欧洲人靠务农为生。在欧洲列强中，只有英国人口半数以上生活在远离土地的市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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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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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农业人口基本持保守态度。欧洲上下两个社会阶层间的指挥和顺从模式完整保留。原因是，当时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乡村，或者刚刚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地主对雇农、父亲对子女、男人对女人的权威是对乡村习俗的传承，依然塑造着大部分欧洲人的日常行为，连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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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是另一股重要保守力量。19世纪初，许多人对法国大革命领袖的宗教怀疑论持反对态度。后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再度流行，欧洲多数教会予以反对。教皇庇护九世（在位时间1846年—1878年）谴责欧洲当时盛行的所有新运动。1869年至1870年，他召集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寻求舆论支持。当时，罗马教皇政府行将覆灭。会议适时而动，宣称教皇在信仰和道德领域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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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的立场让西欧各国犯难。俾斯麦曾强迫德国天主教会遵从新帝国法律，而非教皇命令。这种做法不仅没有起到作用，反而促使德国天主教徒变成了政治反对党。俾斯麦最终不得不从这场争斗中脱身而出，因为他觉得社会主义威胁更大。在英国，天主教问题变成了爱尔兰问题。爱尔兰信仰天主教，贫穷落后，受到大英帝国压迫。但爱尔兰议会能在自由党和保守党之间保持势力平衡。法国的大问题是学校控制权问题。1901年至1905年，这一问题演化成一场危机，最终以教权和政权分离、多数教会学校受到抑制而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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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面临的另一问题是来自美洲的低价粮食。1870年左右，粮食价格成为尖锐问题。当时，西方各国修筑铁路，建造汽船，降低了小麦从美国中西部和阿根廷大草原运到欧洲各港口的成本，美洲粮食价格低于欧洲生产成本。英国坚持自由贸易政策，国内农业几乎被毁。欧洲其他政府征收特别关税保护农民和地主。当然，这一政策抬高了城市食品价格，城镇工人阶层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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