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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势力范围分界线日益明晰，双方将竞争焦点放在恢复各自控制土地的经济上。美国占据巨大优势，因为美国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实现经济繁荣，而苏联却遭受战争重创。因此，美国有能力于1948年至1952年间实施“马歇尔计划”，给自己的朋友提供巨额贷款，鼓励西欧政府完成经济重建任务。在战争期间发挥巨大作用的管理技能和工业技术突然应用于经济重建中，很快收到奇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德创造“经济奇迹”，引领英法等西欧国家复苏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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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也很快复苏，但苏联无力向这些国家提供贷款。二战刚刚结束后几个月里，苏联劫掠东德及其他占领土地，服务于国内重建项目。不过，在经历最初的困境后，计划经济在东欧显现卓著成效。大群农民在农闲季节离开村庄，到工业建设项目上做工。这与战前俄罗斯一样。与西欧相比，东欧条件艰苦，生活水平从未超过西欧。但在复苏速度上，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及其卫星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丝毫不逊色于欧洲其他地区。因此，苏联共产主义者能够理直气壮宣称自己铺就的未来之路可与西方改良资本主义一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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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经济复苏最开始以朝鲜战争副产品形式呈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此时，美国仍未能适应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取胜的现实。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决定利用联合国，组织力量对抗这起明显的共产主义“侵略行为”。事有凑巧，当时苏联代表走出联合国安理会会场，对另一起事件表示抗议，因此未能对美国这一倡议投反对票。所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队支援南朝鲜（现韩国），把北朝鲜（今朝鲜）军队驱逐出境。此时似乎胜局已定，但中国出兵，将联合军部队赶到战争开始时的分界线位置。随后，双方展开漫长谈判，于1953年签订休战协议。这一协议至今仍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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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军队为方便起见，多从日本采购补给。这一需求刺激了日本工业复苏，并最终实现经济繁荣，将其他所有国家抛在后面。日本的经济成功靠的是优质低价，这同时也彰显了日本民族的高超技艺和高度自律。他们和生活在农村的先祖一样，推崇勤奋工作，并将这一传统与严谨的教育体系、高效的国民经济管理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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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头几年里，美苏并未完全主导公共事务。在此期间，第二个关键政治进程当属欧洲海外帝国的解体。这一进程始于1947年，标志事件是英国撤出印度。英国在当时别无选择。二战期间，为打赢日本人，英国在印度组建庞大军队。这支军队听命于那些决心赢得印度独立的军官，遇有必要，不惜拿起武器抗击英国战友。但印度人中也有不少是穆斯林，他们要求与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分离开来。经仓促磋商后，英国人把自己的印度帝国一分为二，一个是穆斯林新政权——巴基斯坦（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另一个是印度教徒占主导地位的印度。在国土面积上，印度面积较大。此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在多地爆发激烈冲突。印度独立总设计师、非暴力运动倡导者莫罕达斯·甘地平息暴乱，印度恢复秩序。1948年，甘地遭极端印度教信徒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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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以色列国家主权的建立是去殖民化进程中另一座里程碑。但这一里程碑的风貌与上不同。一战和二战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手中买到了一些土地。1945年后，从纳粹大屠杀中幸存的欧洲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决心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时，巴勒斯坦是国际联盟托管地，由英国代为管理。但英国既无力阻止犹太人迁入，也说服不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接受犹太人建国，就把这件事提交给了联合国。联合国迅速对既定事实表示认可，即犹太人击败了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将上万名阿拉伯人从已经生活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赶走。联合国决定一出，犹太新政权和流离失所的巴勒斯坦人之间敌对状态升级，因为后者获得了周边阿拉伯各国政府的同情及有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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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二战后头几年，印度和巴勒斯坦都出现了根源于宗教传统的敌对局面。这对国际政治造成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之前就已存在，但被小心翼翼遮掩。对于“第三世界”，也就是不在美苏势力范围之内的所有民族和政府来说，要想在未来盖过宗教势头，赢得公众支持，还有两个希望：一个是民族独立；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常从苏联人那里寻求帮助；民族主义者则向美国人张望。一般来说，宗教运动对这两个超级大国持反对、不信任态度。但政治领袖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二为一，把传统宗教认同与新信仰掺杂在一起。因此，亚非拉美与超级大国的政治结盟处于试探阶段，非常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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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中国人民的支持而发展壮大。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成了20世纪的大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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岌岌可危的稳定：1953年至1973年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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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至1973年二十年间，国际事务归结于美苏两国之间的尴尬平衡。这两个超级大国中没有一个胆敢过分干预对方的势力范围。但第三世界可以随意抢夺，于是两个敌对政府争相对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提供援助、供给武器，秘密帮助朋友，推翻敌人，以获得威望和影响力。美苏虽争斗激烈，却没有爆发公开战争。主要原因是，两国都害怕快速扩散的核弹头会毁灭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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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美国首先发展了核武器。此后不久，美苏先后发现了威力无比的氢弹制造办法，但双方都极度恐惧爆发全面冲突。1957年前，两国都开始制造携带核弹头的火箭。这种火箭能穿越北半球各大洋，将城市夷为平地。当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拦截这种导弹。如果两大国爆发战争，则有可能顷刻间导致两国生灵涂炭，地球生态系统将遭到破坏，人类甚至可能就此灭绝。没有人希望看到这种灾难上演。为此，美苏双方开始远离全面战争爆发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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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僵局产生了一种让人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其他国家有更多空间周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1948年，南斯拉夫与苏联发生冲突，斯大林没有办法推翻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美国很快给南斯拉夫提供了些许支援，使其保持独立状态。但到1956年匈牙利与苏联闹翻时，美苏恐怖平衡再次形成。美国及1949年成立、旨在防卫西欧的北约联盟没有采取干预措施，而是坐视莫斯科武力恢复共产党政权。与之类似，1961年，东德政府竖起高墙防止公民逃到西德，美国和北约也没有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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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美国还见证了不少尴尬局面。1957年，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1966年，法国撤出北约。日本和欧洲经济一派欣欣向荣。美国工业，尤其是汽车业和电子加工业开始面临日本和德国两面白热化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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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麻烦的是，从1955年开始，美国在南越支持建立反共政权，却逐渐被吸入战争泥滩，最终落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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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美苏平衡岌岌可危，未能阻止欧洲殖民帝国陷于崩溃。1954年后，法国无心在越南培植权势。如上所述，美国希望扶持法国留下的南越政府，却不得人心，白费气力。1956年至1962年间，在100多万法国殖民者生活的阿尔及利亚，法国苦战当地势力，终因不堪军费之巨，勉强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相比之下，英国较少反对殖民地独立运动。但在肯尼亚，最肥沃的土地差不多都为白人殖民者占有。在马来亚，英军和当地人展开惨烈游击战争，最终不得不退出。在大英帝国其他地方，英国政府向当地政治领袖的政权交接活动进行得较为平稳。交接活动从1956年苏丹和1957年加纳开始。经阿尔及利亚一败后，法国也仿照英国做法。欧洲其他政府也如法炮制。欧洲海外帝国仅在香港（1997年回归中国）及少数岛屿上留有余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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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殖民地变成独立国家后，第三世界在联合国大会获得不少投票席位，但并没有因此增加权势，也没有实现发达繁荣。相反，这些新政权不得不倚靠发达国家援助（以军备形式为主）。虽然他们竭尽全力提高本国生活水平，但成就不大。大部分原因在于，人口增长速度和全球进出口价格完全超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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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殖民地时期划定的边界与地方现实不相契合。部落、种族和宗教团体林立，内战时有爆发，尤以非洲为甚。在许多新成立的国家里，军队是社会中凝聚力最强、最易动员的因素，因此军事专政广泛存在。但其他社会阶层对军事领袖或不闻不问，或刻意疏离，所以这种政权一般没有多大执政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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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仍在伊斯兰国家和以色列新政权间四分五裂。在1956年、1967年和1973年三场战争中，以色列速胜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占据了整个耶路撒冷（原来分属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并将控制边界扩展至约旦河。其他政府，即便是那些与以色列最亲善的政权，也不承认这些战争成果的合法性。流亡中的巴勒斯坦人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断向联合国反映本族遭遇，并组织难民以及在以色列生活的巴勒斯坦人反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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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引发的对抗冲突也扰动着南亚。1965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就克什米尔问题交战，但未决出胜负。1971年至1972年，印度军队帮助巴基斯坦东部的孟加拉穆斯林赢得独立，建立孟加拉国新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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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民权 19世纪70年代，美国南方多数城市在公交车等公共场所实施黑人隔离法律。在北方，私人约定禁止黑人在白人社区购买或租住房子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图中人是向种族隔离法律、习俗及类似歧视形式发起挑战，并取得成效的第一人。马丁·路德·金是一位浸礼会牧师。他借鉴莫罕达斯·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抨击不公正法律。1955年，他首先在亚拉巴马州首府蒙哥马利抵制公交系统。一年后，蒙哥马利废除隔离座位制度。此后不久，他又在美国全国开展民权运动。这张照片摄于1963年。当时，金正处于政治运动生涯巅峰。拍照瞬间，他站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台阶上，向一大群民权运动支持者发表演讲，讲述自己对实现种族平等和兄弟友爱的梦想。在金的呼吁下，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禁止种族隔离。他本人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四年之后，他遭人暗杀，中弹身亡，时年39岁。起因是，他在一次演讲中自比摩西，这样说道：“也许我不能同你们一起到达应许之地，但是今晚我想告诉大家，人民一定会走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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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一些地区，种族是一大分裂因素。比如，南非白人为占人口多数的黑人划定居留地，希望同他们分而居之。但这一种族隔离政策自1948年实施以来就一直备受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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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种族关系朝相反方向发展。1948年，杜鲁门总统废除美国军队种族隔离政策。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定，实施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违反宪法。次年，马丁·路德·金（1929年—1968年）借鉴甘地非暴力思想，向南北战争以来实施的种族隔离法律提出抗议。金的抗议活动赢得广泛支持，促使美国国会于1964年通过《公民权利法案》，禁止实施美国社会此前视为合法的黑白不平等行为。但《公民权利法案》以及由其产生的实际行为的改变并没有消除美国国内种族摩擦。政府努力纠正原有不公正现象，却时而导致白人受到歧视，这让白人深恶痛绝。而一些黑人领袖倡导黑人文化和经济分离主义，也加剧了种族紧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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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巴西和拉美其他国家，种族关系要融洽得多。虽然存在不平等现象，但穷人和弱势群体并不以种族界限为区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拉美人口以混血者居多。在其他地方，比如马来西亚，马来人和华人发生冲突；在斐济群岛，印第安人遭到土著斐济人反对，种族问题有时会上升为政治问题。但在世界多数地区，普通公民权的理想受到推崇，超越了宗教、种族及其他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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