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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40年后，苏联生育率陡降，集体农场再无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生产率更高的部门中去。而且，随着优质自然资源——煤场、石油储备、坝址等开发完毕，想要靠物质资源发一笔意外之财已经不可能。经济扩张必须靠效率实现，但苏共经理人不懂得高效生产之道。在他们管理的工厂里，经常发生供给短缺危机。为了完成计划，他们囤积材料，储备劳动力，随意定价，关注产出数量。其结果是，产品质量受损，尤其是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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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态下，苏联不仅没有扩大财富、提高生产率，反而出现经济衰退，农业领域表现最为明显。从1963年起，苏联连年歉收，不得不从国外大规模进口粮食。人民生活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国家水准，国人对苏共许诺的美好未来不抱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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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至1989年，苏联在阿富汗遭遇意外的军事挫折，局面异常尴尬。民心涣散成为公开事实。阿富汗的穆斯林游击队多由美国武装。苏联希望打击该组织，扶持建立共产党政权，却遭到失败。因此，阿富汗战争对苏联的打击与越战对美国人的打击相当。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决定推行“公开”“重组”，改变现状。这对苏联意味着三件事。第一，公开承认过去的失败；第二，从阿富汗撤军；第三，选拔青年有为的经济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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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戈尔巴乔夫很快发现，仅在上层小修小补不能解决问题。为此，他先后在东欧和苏联国内大刀阔斧推动改革，其激进程度超设想。而且，在他犹豫之时，又有苏共其他领导人走上前来，呼吁怨气越来越多的公众支持改革。这其中最知名的当属鲍里斯·叶利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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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效应是，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的头一年，东欧国家接连推翻本国共产党政权，摆脱苏联主导局面。遭遇阿富汗失败后，戈尔巴乔夫决定不再武力压制东欧乱局，同意将苏联卫戍部队调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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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苏联解体，加盟共和国各自获得主权独立，戈尔巴乔夫职位不保。叶利钦出任俄罗斯共和国总统，成为继承国领导人中最有权势的人物。他说服多数继承国和俄罗斯一起组建松散联邦，但一些族群不满意这种安排，谋求完全独立。激烈冲突随之发生，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车臣武装反抗。俄罗斯极力镇压，但成效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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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危机因经济管理而起。政治风云变幻无助于解决问题。叶利钦推行企业私有化，引入市场经济，但触发新的不满。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得利的只是少数掮客钻营者，没有触动俄罗斯工农业效率低下问题。而且，只要这一问题继续存在，不满怨气就难以消散，很有可能发生新的动乱。没有人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更说不出俄罗斯和东欧执政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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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府摒弃社会经济管理的共产主义方案，这两大变化都来得异常突然，却又惊人平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或不以此为指导，而回到计划经济都不无可能。因此，1991年世界关系的急剧变化也许不会产生剧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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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当时，这一变化至少宣告了冷战的结束。世界政治呈现新的形状，但这种形状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得而知。世界各地依然纷争不断。忠诚和信仰之争仍在各处上演。只有回头去看，历史学家才能看清楚哪些事情至关重要。就现在而言，只有迷茫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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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有一些显著变化值得在这里提及。面对苏联解体，中国政府的回应是重申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1980年后，邓小平决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策，同时将政治控制权牢牢把握在中国共产党手中。实施这一方针后，中国农业产量迅速增加，工业产出快速增长。中国开始出口一些工业产品，规模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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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后，中东也经历了政治剧变。这一地区的种族和宗教纷争也必然会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世界未来。原因很简单：世界多数石油储备分布在波斯湾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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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中东转折点出现。一群受宗教启发的反对派推翻沙阿残酷统治。启发因自伊斯兰教教法专家鲁霍拉·霍梅尼。霍梅尼原在海外流亡，有人将他的布道录了音，偷偷运回伊朗国内。霍梅尼回国后，继续为新政府出谋划策，指导其遵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伊朗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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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震动了整个伊斯兰世界。激动的人群在德黑兰挟持美国外交官为人质，并谴责美国为“大撒旦”。在惨败于西方人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开始大胆构想：无须抛弃祖宗先人的信仰习俗也能取得政治成功。但穆斯林教派林立，民族众多，四分五裂，难于言和。因此，当伊朗革命政府试图将沙阿追随者从伊拉克世俗政府救出来时，伊拉克在美国怂恿下，于1980年主动宣战。这场血腥战争长达八年，双方精疲力竭，在联合国调停下签署停火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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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出兵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并有意恫吓（或征服）科威特邻国、世界石油储量第一大国沙特阿拉伯，中东阴云密布。以美国为首的石油进口国不愿让伊拉克控制波斯湾地区所有石油，遂将矛头指向萨达姆·侯赛因，并授权联合国将伊拉克部队逐出沙特阿拉伯。美军装备先进，而且包括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象征性派出了分遣队，因此轻松击败伊拉克。1991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伊拉克被迫废除军备。至今，联合国仍在实施该停火协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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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分裂不和局面在海湾战争中显露。在伊斯兰世界，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仍有人发动宗教性质的革命运动，甚至使用恐怖主义达到一己目的。在这种战火一触即发的气氛下，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讲和。相关方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成果有限。1982年，以色列与埃及讲和，从西奈半岛撤兵。1995年，又与约旦构和，并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密谈判。此后，以色列从加沙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撤军。但以色列及其邻邦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问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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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白人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1994年，南非第一次举行黑白平等投票总统选举，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当选。因曼德拉有个人影响力，愿意对过往不公正报以宽容，新政府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卓有成效。但卢旺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一直融合杂居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开始互相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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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言，政治大潮逆流而动。许多种族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暴力反抗政治当局。种族多元国家，如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对抗僧伽罗人）、土耳其（库尔德人对抗土耳其人）、西班牙（巴斯克人对抗卡斯蒂利亚人）、俄罗斯（车臣人和其他地方民族对抗俄罗斯人）等长期罹患分裂主义暴力之乱。加拿大也深受法语公民和英语公民争端困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交战三年，于1995年达成停火协议，但仍存在分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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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世界重要区域，国家主权让位于新跨国组织。北约是国防事务采用跨国管理的典型，欧洲经济共同体（1991年重新命名为“欧盟”）是迄今为止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让步的最明显例子。1993年，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创立三国共同市场，也在朝着相同方向迈进。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能够维持繁荣态势，南美、苏联国家、东南亚等地区也可能会建立地区性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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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跨国组织如经妥善管理，可能会纠正经济不公，缓解公众失望情绪。但要在跨国层面制订共同政策不是一桩易事，而且所有政策都会产生利益不均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因此，对经济管理方式的争端肯定会持续下去。另外，大型跨国组织能否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前提下控制全球经济进程，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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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因素注定会导致纷争：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公共事务肯定会波澜不平，这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已屡次证明。新加因素是，人类建设和破坏的能力边界。这一因素让风险剧增，使未来既显得前景光明，又危机四伏。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事态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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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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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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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学家估计，1995年全球人口增长1亿左右。这是有记载以来增长量最大的一次。如果未来几年没有大灾难，年人口增长数在此基数上将会再增长几百万人。目前人口增长速度相当惊人。1800年左右，世界人口第一次突破10亿关口。1930年，人口达到20亿。但此后速度骤增，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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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公元2000年前，地球人口达到60亿以上。也就是说，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内，人口总数将增长两倍多。这种人口爆炸之势可谓前所未见。20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