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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出兵占领石油资源丰富的科威特，并有意恫吓（或征服）科威特邻国、世界石油储量第一大国沙特阿拉伯，中东阴云密布。以美国为首的石油进口国不愿让伊拉克控制波斯湾地区所有石油，遂将矛头指向萨达姆·侯赛因，并授权联合国将伊拉克部队逐出沙特阿拉伯。美军装备先进，而且包括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象征性派出了分遣队，因此轻松击败伊拉克。1991年，双方签订停火协议，伊拉克被迫废除军备。至今，联合国仍在实施该停火协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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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分裂不和局面在海湾战争中显露。在伊斯兰世界，没有人愿意看到这种局面，但仍有人发动宗教性质的革命运动，甚至使用恐怖主义达到一己目的。在这种战火一触即发的气氛下，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与阿拉伯邻国讲和。相关方取得实质性进展，但成果有限。1982年，以色列与埃及讲和，从西奈半岛撤兵。1995年，又与约旦构和，并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秘密谈判。此后，以色列从加沙和巴勒斯坦部分地区撤军。但以色列及其邻邦能否真正实现和平仍问题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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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非，白人政府废除了种族隔离政策。1994年，南非第一次举行黑白平等投票总统选举，非洲人国民大会党领袖纳尔逊·曼德拉当选。因曼德拉有个人影响力，愿意对过往不公正报以宽容，新政府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卓有成效。但卢旺达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一直融合杂居的胡图人和图西人开始互相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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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言，政治大潮逆流而动。许多种族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组织地方武装暴力反抗政治当局。种族多元国家，如斯里兰卡（泰米尔人对抗僧伽罗人）、土耳其（库尔德人对抗土耳其人）、西班牙（巴斯克人对抗卡斯蒂利亚人）、俄罗斯（车臣人和其他地方民族对抗俄罗斯人）等长期罹患分裂主义暴力之乱。加拿大也深受法语公民和英语公民争端困扰。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而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交战三年，于1995年达成停火协议，但仍存在分裂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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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世界重要区域，国家主权让位于新跨国组织。北约是国防事务采用跨国管理的典型，欧洲经济共同体（1991年重新命名为“欧盟”）是迄今为止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让步的最明显例子。1993年，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签订北美自由贸易协议，创立三国共同市场，也在朝着相同方向迈进。如果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能够维持繁荣态势，南美、苏联国家、东南亚等地区也可能会建立地区性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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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跨国组织如经妥善管理，可能会纠正经济不公，缓解公众失望情绪。但要在跨国层面制订共同政策不是一桩易事，而且所有政策都会产生利益不均问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因此，对经济管理方式的争端肯定会持续下去。另外，大型跨国组织能否在适用于所有民族的前提下控制全球经济进程，还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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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因素注定会导致纷争：宗教、种族和意识形态。公共事务肯定会波澜不平，这在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已屡次证明。新加因素是，人类建设和破坏的能力边界。这一因素让风险剧增，使未来既显得前景光明，又危机四伏。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事态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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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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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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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统计学家估计，1995年全球人口增长1亿左右。这是有记载以来增长量最大的一次。如果未来几年没有大灾难，年人口增长数在此基数上将会再增长几百万人。目前人口增长速度相当惊人。1800年左右，世界人口第一次突破10亿关口。1930年，人口达到20亿。但此后速度骤增，见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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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公元2000年前，地球人口达到60亿以上。也就是说，在不到三代人的时间内，人口总数将增长两倍多。这种人口爆炸之势可谓前所未见。20世纪下半叶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独特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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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多要归功于公共卫生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开展消灭传染病活动以前，全球约有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儿童死于传染病。此后，地方政府与世卫组织密切合作，推广疫苗接种，改善卫生条件，使用各种新抗生素，取得瞩目成就。1977年，传染病一大杀手——天花被彻底消灭。其他传染病发病率急剧降低。人类突然间减轻了一个致命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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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很少再像以前那样夭折。几乎所有儿童都能茁壮成长，像父母一样生育后代。生育率大于死亡率，人口猛增。人们感觉到，突然之间，大多数婴儿都能存活下来，长至成年。人类社会仍在适应这一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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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人口增长率达到顶峰，年增长率约为2%。此后，生育率开始下降，但因为绝对数量快速增长，出生总数和年增长数仍在上升。当然，这期间肯定会发生某些变化，遏制人口增长势头，而且有些变化已经很明显。随变化发生，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口史将越来越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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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和村庄自治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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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世界半数以上人口生活在城镇，所吃食物不是自己亲手种养。这是一种巨变。自农业发明以来，大多数人在村庄附近耕种土地，生产自己吃的粮食。一直在二百年前，城市人口还占少数。他们从乡村收租收税，与农村人口交换商品和服务。而如今，世界大多数居民靠一买一卖维持日常生活，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无数穷苦农民买进肥料，为的是庄稼高产，养家糊口。但他们也向往广播电视中描绘的城市生活的舒适便利。对他们来说，为了能让桌上有饭吃，让美好生活梦想部分成真，除了多下力、多产粮、多卖粮之外别无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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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原来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现在开始缩小。但城市仍处于优势地位，经常能享受到政府出台的低粮价优惠政策。卖力干活的穷苦农民总觉得城里人不老实、不守规矩，靠贱买贵卖就能讨生活。弥漫在农村的这种不满情绪造就了共产党人的胜利，如1917年的俄罗斯，1949年的中国，以及1954年至1975年的越南。农村愤怨情绪不会轻易消散。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部分地区的动乱和游击战争反映了农村不满情绪，以及个人对当地人口过剩和土地分配不公的沮丧失望。只要人口快速增长，农村人不得不卖力干活糊口谋生，愤恨不满情绪就会一直留存。这种情况削弱了第三世界的政府权力，因为有太多村民感觉当官的偏袒城里人，双方关系紧张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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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数百万跨过文化政治边界迁入城市的村民感觉日子也不好过。求职竞争激烈，城市贫民窟生活条件极其糟糕。而且，指导传统农村社会个人行为、涵养亲密人际关系的村落在城市环境下消解，进城务工者不得不每天与陌生人打交道。在这种环境下，道德困境和个人苦恼叠加，让经济困境更加严重。但农村村落也处在压力之下。买卖重要性不断增加，旧法故俗不相适应。之前，农人用剩余产品庆祝丰收，拉近彼此感情。而现在，人们觉得庆祝活动浪费个人资源，转而出卖剩余产品购买城里货以备家用。因此，道德困境也困扰着乡村。地球多数人口变成了一个心有不满、具备政治宗教不稳定性的聚集体。这一群体会不顾一切艰难险阻寻求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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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很可能是当代社会的最根本特征。在大多数人看来，原有村庄生活方式曾经原封不动地维持了上千年，现在却开始土崩瓦解。村庄不能实施自治。农村人都希望用城里人的方式过日子，都向往着城市生活。21世纪，人类社会可能面临三大关键问题：如何重新界定个人对好日子的标准？如何在变动不定、繁闹喧哗的全球经济中重建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如何在全新环境下跨代传递手艺技能和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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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的转变似乎同狩猎采集者不得不学会加工食物以求活命一样急迫。遥远岁月中形成的村落已经不再是自治独立单位。但我们祖先中绝大部分人就生活在这样的村落里，而维持城市运转的人也从这样的村落里走出来。没有什么东西能立马取代乡村生活及其哺育之物。但人类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需要生活在一个能够指导个人行为、能够赋予生命意义的群落里。这样的群落如何在一个日益城镇化和全球化的世界里创立发展，仍需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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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困境就在我们眼前。20世纪下半叶，城市居民和半自治农村社会之间的古老平衡被打破，而这一平衡是所有历史文明的依托。以城市为中心的交换活动迅速吞没了世界各地的村落。食物生产者和食物消费者之间在市场交换中建立了越多越密切的新联系。但人们只有认同一定的道德愿景，才能巩固这种联系。否则，在我们这个时代，全球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仍然会是危险重重，极有可能怒气横生，断裂不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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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社会的人口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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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口总数让地球大约四分之三居民经历了揪心的变化。与此同时，一个相反趋势在少数富裕城市人口中出现。这一趋势同样产生了复杂尴尬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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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等国家纷纷遣散老兵。人口学家惊讶地发现，这些地区出现“婴儿潮”。但在1960年后，欧洲所有发达工业国家、欧洲海外殖民地和日本都再次经历战前低生育率。最终，这些国家的生育率降到了没有外来移民就不能满足本国人力资源需求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