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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方面对奥古斯丁和保林十分不满，认为他们有辱使命。教皇意识到，通过肯特王国来引导不列颠基督教会是一个绝对错误的决策。因此，教皇着手制定了一个体现宗教普遍性特征的新计划。668年，两名新挑选的使者携带着信仰之光，步入了北方的迷雾之中。其中一名使者是来自小亚细亚的希欧多尔·塔苏斯，另一个名叫哈德良，是非洲迦太基人。在性情方面，他们比奥古斯丁等先驱者更加坚韧和诚恳。当他们到达坎特伯雷时，整个英格兰只有三位主教赶来迎接他们。但是，当他们完成任务时，英格兰教会已然是赫赫辉煌，草木知威。公元690年，希欧多尔·塔苏斯去世，在此之前，他已将英格兰主教的人数由七人增加到了十四人，同时，他出色的管理才能也赋予了教会新的凝聚力。虽然塔苏斯未被追封为圣徒，但他却无愧为英格兰最早的政治家，他以自己的智慧心血为英格兰指引了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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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教会归于一统后，接踵而至的，是盎格鲁-撒克逊各王错综复杂的争霸斗争，这些斗争贯穿了七、八世纪，绵延二百余年，虽然在当时略显漫长，但对历史发展却是微不足道。所以这里仅是数笔带过。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领导地位遭受了威胁，由于地理位置不佳及综合国力不强等内在原因，最终被推下了霸主宝座。这个王国地处兵家必争之地，很容易受到侵犯。王国北方是皮克特人的领地，西部是不列颠的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南方有占据英格兰中心的默西亚王国——彭达国王之死以及兵败将亡之痛仍然令其怀恨在心。诺森伯利亚王国四面受敌，疲于应付。虽然也曾举全国之力应对入侵，也曾在敌酋间纵横捭阖并屡次奏捷，但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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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诺森伯利亚王国仍是幸运的。在它的黄昏时代，一位著名的编年史家诞生于此，将长期尘封的历史讯息传递到了我们身边。这个人就是才华横溢的修士毕德。当年他深居教堂，默默无闻地工作，而今却站到了时代前列，为不列颠岛那段模糊不清的历史时期，做出了最具权威且独树一帜的代言。与吉尔达斯不同，毕德书写的是真正的历史。中世纪时代的人们将吉尔达斯尊为“智者”，但“圣徒毕德”的称号至今依然蜚声四海。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撰述，尽可能地展示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初期英格兰的各种景象：基督信仰流行，群雄割据争锋，疆域四分五裂。一位伊丽莎白时代的文物学家将这一时期称为“七国时代”，七个号称是基督教的王国竞相逐鹿，实力此消彼长，在731年到829年近乎一百年的时间里征战不休，同在基督教的大旗下进行着掠夺和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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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相争，霸主之位逐渐归于了默西亚王国。在将近八十年的时间里，默西亚两代国王——埃塞尔博德和奥法控制着亨博河以南的所有英格兰地区，分别统治了四十年之久。埃塞尔博德在获取王位前曾被流放过一段时间，在流亡时期，他常同僧众隐士相处，也曾和神职人员来往。在掌握大权后，虽然沉迷于世俗的各种诱惑，但却仍然以基督徒身份自居。在他穷困潦倒之时，圣古思拉克曾前往安慰过他，但圣博尼费斯却对他后来的伤风败俗行为予以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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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对性生活的道德约束已经很强。肆意妄为的国王可能会被神职人员打上“放荡”的标签。来自日耳曼尼亚的博尼费斯指责埃塞尔博德利用国王之位，在女修道院寻一己之欢，做出人所不齿之事，因而犯下“双重罪孽”。史著中很少有关于埃塞尔博德国王的记述，能了解到的，只是他曾赈济贫民，严肃法令，此外，在公元733年，他突袭了南部的韦塞克斯王国，又在740年趁诺森伯利亚与皮克特人相争之际，将该王国的部分地区据为己有。在两次胜利之后，他为自己冠名为“南英格兰国王”和“不列颠国王”。在亨伯河以南地区，这些称号倒是名副其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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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尔博德最终被他的卫兵谋杀，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伟大的人物，他就是鲜为人知的奥法国王。奥法在位二十四年，但他的统治不仅在英格兰，而且在欧洲大陆都留下了痕迹。奥法与查理曼大帝生活在同一时代，其治国理念与欧陆国家政策相互交织、呼应，同时，奥法治下的英格兰还与欧陆国家发生了自罗马时代以来的第一次冲突。由于功勋卓著，奥法被尊为是第一个“英格兰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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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大帝希望，他的一个儿子能够迎娶奥法的女儿为妻。这是奥法具有极高声望的一个重要证据。奥法提出，他的儿子必须也与查理曼大帝的女儿结婚。最初，这位神圣罗马帝国的创始人对这种平起平坐的建议甚为恼火，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思度后，还是决定以此权宜之计来重塑与奥法的友谊。这是由于，“英格兰之王”对一项出口大陆的商品实施了禁运，这项惩罚性措施为欧陆带来了种种不便，同时也迅速平复了查理曼所有的骄傲和愤慨。很快，奥法便成为了这位皇帝“最亲爱的兄弟”。看起来，查理曼大帝同意了奥法的建议，两国“依照两国的传统惯例”对从事互惠贸易的对方国家商人给予特别保护。当时提到的互惠贸易是指大陆方面用“黑色石头”（大概是煤炭）换取英格兰的斗篷。同时两国还商讨了难民和引渡方面的问题，查理曼大帝将一位在大斋节期间违规吃肉的苏格兰人遣返回国，同时还向英格兰皇帝赠送了一柄古剑和一件柔软的披风。由此可见，欧陆实际上已极大认可了奥法与之拥有平等地位。很明显的是，这一时期，不列颠岛在西欧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个强大帝国都不会同比下有余的国家结为姻亲并与之签订详细的贸易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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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西亚两位国王不仅营造了一个欣欣向荣的繁盛王国，也恢复了不列颠岛的世界性地位。据说，奥法不仅自称英格兰国王（rex Anglorum），同时还自称为“全英格兰国王”。“英格兰国王”称号的出现，被历史学家恰当地视为英国历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位国王统治着不列颠岛的大部分地区，控制着关键性的贸易，还与查理曼大帝结成了姻亲。我们对奥法其人的了解，几乎完全是从其对邻国的影响中获得。这些邻国的史料清楚地记载着，他扫除了塞文河流域的割据势力，击败了牛津的西撒克逊人，征服了伯克郡，杀死了东英吉利国王，控制了伦敦地区，剿灭了亨吉斯特在肯特建立的君主王朝，并残酷地镇压了肯特人的起义。从那时起，他便在肯特发号施令。奥法将该地的造币厂据为己有，把自己的名字铸在了坎特伯雷大主教发行的硬币上。在其中的一枚硬币之后，还有一个奇特的故事。这是一个以阿拉伯钱为模板而铸造的第纳尔金币，上面印有“奥法国王”的字样。坎特伯雷的造币厂显然将币上的阿拉伯文字误认为一种装饰，如果当时的人们能够看懂阿拉伯文的话，他们肯定会大吃一惊，因为币面上所印之语是：“只有一个神，穆罕默德是他的代言者。”奥法同教廷建立了融洽的关系，罗马教皇称其为“英格兰国王”。公元787年，教皇的使者在英格兰王宫受到了热情款待，并得到了奥法尊奉圣彼得的承诺。为履行誓言，奥法每年都向教廷供纳少量贡品，贡品中就包含那种“不经意间”宣扬了异教信仰的硬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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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奥法国王仿佛是在进行地质探索，没有找到化石，反而却发现了非自然形成的空洞，由此断定有一种体形庞大且力量惊人的生物在此居住。查理曼大帝宫廷中有少数历史学者，阿尔克温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对奥法这样评价道：“你是不列颠的光荣，悬挂在敌人头顶的利剑。”法奥曾下令修筑了一道巨大壁垒，将信仰基督教的撒克逊英格兰和尚未征服的不列颠人分隔开来。这道壁垒也成为了铭记法奥功绩的一座丰碑。现在，不列颠岛的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住在贫膺的山区，尊奉旧的信仰并坚持独立的人，反倒失去了人们的尊重，而曾经的侵略者却能够潇洒阔步，尽享尊荣。这道壁垒翻山越谷，劈林开道，从塞汶河口一直延伸到默西河附近。它向我们展现了奥法时代英格兰的强大国力。每当我们想到国家艰难图存的场景，供养黎民的重任晨，便总会情不自禁地惊叹，一个人毕生的意志和精力竟然可以造就这样一个如此壮丽的奇观。我们也同样能够想见奥法王国的幅员辽阔与繁荣强盛。如果没有稳固坚强、行之有效的政治力量，这项浩大的工程是必然无法完成的。“奥法墙”是当时帝国政治、人力资源的真实映射。在许多地段，奥法墙的修建都考虑到了不列颠人的利益，历史学家据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座壁垒与其说是防御工事，不如说是依据有利于双方的协议而划定的边界。这不是安东尼或哈德良式的，分隔文明与野蛮的罗马墙，而是基于庄重协议之下的界标。协议的签订使法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免受不列颠人的侵扰之苦，使其可以腾出手来应对欧陆方面的谈判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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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稳定的社会秩序，艺术和文化逐渐发展起来。撒克逊人祖先从大陆带来了热情洋溢的原始艺术和诗歌，在他们定居海岛之后，这种艺术在构思和风格方面都受到凯尔特元素的影响。凯尔特元素曾长期受到罗马风格的压制，一旦解脱束缚，就立刻焕发出了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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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基督教精神的装点下，撒克逊艺术也拥有了更为广阔的主题，涌现出许多类似北英格兰的《林迪斯法恩福音书》17（Lindisfarni Gospels）及十字雕碑那样的旷世杰作。根植于修道院的艺术和文化也发展起来，但却只有极少部分流传下来。毕德是当时人所公认的最伟大学者，在他的影响下，基督降生之年后来被用做了公元元年。马尔梅斯伯雷的奥尔德海姆是欧洲最负盛名的作家，在欧洲大陆修道院所翻抄的著作中，其作品之多无人能比。方言诗歌盛行起来，在西塞克斯，人们开始进行散文创作。著名的博尼费斯教士同样来自西撒克逊，他生于埃克塞特附近的克莱底顿，是日耳曼地区的最初传道者。八世纪时，英格兰文化确实堪居西方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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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混沌不堪的历史，对几乎所有经历过的人来说，都是一段徒劳无益的时光，这个黑暗世纪终将过去，新的目标正在稳步形成。拥有独立性格和气质的英格兰，虽然没能像罗马时代那样成为世界文明一部分。但是，它的面貌确已焕然一新。它具有与生俱来的天赋，与先前任何时候相比，它都更趋近于民族统一。自此以后，英格兰的精神经久不衰，万世瞩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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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六章 维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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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衰落之后，获胜的野蛮人同样对基督教福音着迷不已。尽管他们不能像今天的男女信众那般抛弃邪恶欲念，但却拥有了共同的精神和宗旨。基督教信仰像一条纽带将欧洲各个民族连接起来，而基督教组织也是一个世界性的体系，它遍布各国，权尊势重，历史绵长。罗马的主教是宗教首领，他在精神领域，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延续着罗马皇帝业已失落的权威。此际，基督教会是学问和知识的唯一庇护所，教堂的走廊和回廊中，保藏着所有留存下来的历史遗产。它为在争斗和罪恶中苦苦挣扎的人提供安慰，“人间悲哀的唯一慰藉，尘世权力的最后防线。”当异教文化的火焰尚未熄灭之时，新的宗教之光便已辉耀在蛮荒的土地之上，不仅是这座孤独的海岛，整个欧洲都沐浴着基督教的光芒。神祇的启示使野蛮人变得温和顺从，充满愉悦。从幼发拉底河到博因河的各个地区，旧的宗教冰消瓦解，新的信仰声名远播。远足的基督教士能够在任何城镇找到自己的教众同胞，通常情况下，还会受到朴素但却殷勤的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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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衰落的动荡和愚昧时期，所有士人学者都会将教会作为首选的避难之所，之后，知识和智慧的力量便从教堂中传递出来。这里是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教士们垄断了知识和写作技巧，成为傲慢专横的君主身边不可或缺的人才，牧师当上了王朝的官员，有些还成为了政治家。宗教人士开始自然而然且不可避免地出入行政公所，他们身穿罗马式的官员长袍——现代的教士还将这种长袍穿在身上。获得胜利的野蛮人不知不觉地屈服在了一种机构之下，在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之中，这种机构为他们带来无数获取胜利的良机。在无序纷乱的黑暗时代终于结束，黎明的微光笼罩不列颠岛的时候，世界又一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不列颠既未减当年的雍容，也不失旧日的尊严，同时，海岛上的习习微风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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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徒的狂热之情为新灾害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基督教通过反复灌输和善、仁慈的精神理念将信众结为一体。在宗教热情和利益驱使下，教会必然要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构。很快，那些入侵者的谦卑和虔诚的后人们，就在宗教面前显示出了脆弱的一面，甚至还受到教会组织的盘剥。在六七世纪的许多王国中，教会都坐拥大量的财产和土地，其财富的增长，已超过了自身可控的范围。当时，基督教界虽然虔诚可嘉但却刚愎自用，虽能慑服四海但苦于俗界的纷争，虽然标榜仁慈恩典但却不免利欲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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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刚刚苏醒，睡眼惺忪的松散社会，却又迎来了两股域外的凛冽寒风。一股风来自东方的阿拉伯半岛，在那里，穆罕默德展开伊斯兰教的军旗和圣旗。公元622年，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纳，这一著名的事件被称为“哈吉拉”或“徙志”，标志着穆斯林纪元的开始。之后的数十年里，穆罕默德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们很快掌控了阿拉伯半岛的全部土地，波斯，以及拜占庭帝国的部分领土，同时还控制了整个北非海岸。八世纪初，伊斯兰教跨越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广泛传播，直到八百年后才被驱出伊比利亚半岛。而法国此刻也几乎沦于阿拉伯人之手，所幸公元732年，查理曼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在普瓦捷打败了他们，将其赶了出去。可以说，那些从麦加长途奔袭而来的伊斯兰大军，距不列颠岛仅一水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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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面临的，还有第二股即将入侵的寒潮。这次入侵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维京人备好了长船蓄势待发。阿拉伯异教徒和北欧海盗的双重夹攻使欧洲国家疲于应付，狼狈不堪，这种乱局一直持续了近300年。直到十一世纪，那些身穿铁甲的中世纪基督教骑士们——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是皈依基督教的维京人后裔，才阻挡住了阿拉伯人前进的步伐，他们也成为了基督教阵营中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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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还一报，撒克逊海盗曾经对不列颠人所做的一切，四百年后落到了他们后代的头上。八世纪时，一股猛烈的征服力量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奔涌而出，在挪威、瑞典和丹麦等地，一群群可怕的维京战士蜂拥驶向大海。除骁勇善战之外，这些维京人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熟练地驾驭波浪，在风急浪高之时依然可以出海航行，肆意劫掠。维京人侵略欲望迸发的根源，要归于该民族迅速增长的人口和实力，对冒险活动的热情，以及王室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这些北欧人并非是受亚洲民族的压力而被迫西迁的，他们是自愿外出抢掠。这些北欧战士骁勇绝伦，其中一股劫掠队伍从瑞典挥戈南进，兵锋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同时还在那里播下了影响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种子。另一路队伍由挪威出发，乘长船抵达地中海，在沿岸各个地区大肆劫掠，在与西班牙的阿拉伯王朝和北非沿海各国进行了激烈较量后，最终败下阵来。第三支远征船队搭载着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直奔不列颠岛、诺曼底和冰岛，之后又穿越大西洋到达了美洲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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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与挪威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反复无常，二者时而狼狈为奸，时而相互残杀，但对撒克逊英格兰而言，二者却都是苦难和灾祸的象征。他们极端残忍，虽然不吃人肉，但却有在尸体上烧饭聚餐，以此庆祝胜利的习俗，有时还将锅灶直接立在敌军的尸群当中。挪威人和丹麦人曾在爱尔兰地区交战，北欧人的此种恶习令保持中立的爱尔兰土著民深恶痛绝，爱尔兰人曾向其追问缘故，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敌人若是获胜，也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据说，这群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狩猎者从不会为自己的罪孽而哭泣，也不因同伴的死亡而垂泪。但无论如何，劫掠者们一旦在某处定居下来，就会很快沾染上奢侈放纵的生活习惯，洗澡或穿着丝绸礼服。他们的船上携带有帐篷和床铺以备上岸后居住之用。在他们占据的各个地方，其军事首领都践行着多妻制的原则，在东方地区甚至还直接采取了宫妃制。据说，他们的一名首领坐拥妻妾竟达八百余人，但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圣经》中的一面之词。936年，爱尔兰人从海盗们手中夺回了利默里克城。在掠夺者的住宅中，他们发现了众多女子佳人，大量的丝绸织物及各色刺绣装饰，诸多奢侈华贵之物令爱尔兰人目瞪口呆，神魂颠倒。当然，这些爱尔兰人很快便又神态自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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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京人主要依赖一种长船进行海上活动，在公元八、九世纪，维京长船已经发展成为完美的航海工具。该船吃水较浅，能够驶入河口逆流而行，也可以在条件各异的溪流或港湾中停泊，它拥有漂亮的圆弧船身，能够在狂风巨浪之中自如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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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这种船只十分了解。目前，六艘较完整的维京船已被发掘出土。其中最著名一艘是1880年在挪威格科斯塔德墓冢中出土的，船只几乎还保持当年的模样，甚至连舱中水手的锅灶和跳棋板都完好无损地保存至今。1944年时，尽管内外诸事纷杂，学者们仍然再次对船只进行了精确测量。该船中等长度，首尾全长七十六英尺六英寸，宽十七英尺六英寸，舯部深度仅二英尺九英寸。船体采用瓦叠式构造法，两侧各用十六块橡木板拼接，并以木钉和铁栓固定，捻缝之处则用兽毛编成的绳索堵塞起来。甲板是一块无铆钉的松动木板，用树皮纤维固定在龙骨上的，这使船体结构具有了很强的柔韧性。海上补给品无疑是存放在专用的储物柜之内，但这些储物柜却未能留存下来。船的桅杆立在一个巨大的基座上，柯林伍德教授曾对这种船桅设计赞赏有加，他说：“树立的桅杆坚实且稳固，同时不会使轻便灵巧的船体结构受到拉力影响。”船体两侧各有十六支划桨，长度为十七至十九英尺不等。较长的船桨安置在首尾两侧，这是由于此处的船舷上缘据水面较远。所有划桨的样式都十分优美，它们穿过船板两侧的圆形桨架，与船身连接起来，桨架外侧覆有百叶窗似的木帘，在收桨后可以将孔洞遮蔽。船舵位于右舷的四分之一处，是一个像网球拍一般的粗大短桨，装有活动式的舵柄，它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固定在船上，使舵叶拥有充分的活动空间。桅杆高四十英尺，又长又重的帆桁之上挂有一块方帆。该船还能携带小艇或舢板，共有三艘小艇随母船被挖掘出来。此外，格科斯塔德的维京船能够装载五十名船员，必要时还可另带三十名战士或俘虏，除此，它能在任何气候环境下持续航行一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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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大小各异的维京船，载着北欧海盗们乘风破浪，在文明世界四处奔袭。进攻君士坦丁堡，围困巴黎，建立都柏林，发现美洲。这是一幅明亮鲜活的场景：精雕细刻的船身，龙形船首，高耸的弧形船尾，侧舷齐列的黑黄颜色相间护盾。船体流淌着铸铁般的泠然之光，显得杀气腾腾。用于远洋航行的长船建造得更为坚固，具有更高的干舷。1892年，人们仿照格科斯塔德船建造了一个复制品，它由一位挪威船员驾驶，仅用四周时间就横渡了大西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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