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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国王只是一个世袭的军事首领。但是，一旦大权在握，他便拥有了个人的利益、需求，以及对其自身安危的考量。如此一来，维护地位稳固，确保自身安全便成为国王执政的首要目标。“除了安全稳固之外，一切都不值一提……”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唯一的办法是，国王招募一批英勇善战之士，鼓励他们为国开疆扩土。而国王则将土地赐予他们作为回报。在此之前，等级制度就已经成型，国王身边必定围绕有大批特权阶层，他们凭借着战功享受着国王的恩赐。战利品会很快消耗掉，但是土地却能够长存。国王手中掌握着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且质量不一的土地，但是，向每位战士分封土地的做法，却有悖于日耳曼部落的传统。在多次激烈战争和拓荒行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土地成为了私有财产。在国王的推动下，一个新的地主贵族阶级应运而生。这一新生阶级起初十分弱小，但在七世纪时开始迅速崛起。此际，不列颠人的抵抗仍时有发生，他们与日耳曼人开展了长期斗争，持续抗争达二百年之久。在此期间，这种由高贵的军事首领实行个人世袭统治的新制度，已经在盎格鲁-撒克逊部族当中深深扎下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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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新的社会结构和法治政令正在形成之际，一些小的割据势力相继诞生，它们互相倾轧，各自求存。由于当时交通闭塞，文化不兴，各个地区如荒海上的孤岛般相互隔绝，因此在蛮族占领之地，群雄并起，割据称王者甚众。日耳曼人有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和恶习，其中突出的一点就是他们喜欢独占领地，但又无力兼并他人。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期，不列颠岛一直处于众多小国并立相争的混乱状态中。尽管在移居时代初期，亨伯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一个日耳曼部族的管辖之下，但他们却始终没有推选出国王。这些日耳曼人仍然依靠劫掠为生，但是对他们而言，保护这些战利品无疑是一件更棘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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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多的著述，都曾写道罗马统治在不列颠的衰减过程，介绍了人们是如何在罗马帝国的舒适环境中逐渐变得慵懒消沉且不图进取的。无疑，吉尔达斯的作品使读者获得了一个直观的印象，那就是当罗马制度衰落后，一系列的机能不全，混沌愚昧，都在不列颠的社会和体制内持续发酵。这种印象确有其客观之处。但是，如果要公正地评价这个消失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要承认一点，那就是当时的不列颠人同我们现在所称的英格兰人持续战斗了将近二百五十年。而在罗马统治时期，他们就已在帝国的庇护下与入侵者进行了百年的斗争，在之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则全凭一己之力进行战斗。这场斗争旷日持久，波澜起伏。不列颠人也曾多次获胜，甚至在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里成功阻挡了入侵者的步伐。到战争末期，在罗马大军也曾望而却步的群山地带之中，不列颠民族再次建起了坚不可摧的战斗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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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五章 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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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殷红的夕阳消退在苍茫的暮色里，随之而来的是漫漫长夜。待夜幕淡去，氤氲朦胧的雾气中便诞生了黎明。但是，当清晨的阳光再度洒落大地之时，远隔数千年时光的人类后裔才惊讶地发现，一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睡去的是不列颠，醒来的却是英格兰。它卑微、贫穷、野蛮、落后且四分五裂，但却洋溢着勃勃生机。不列颠曾与文明世界紧密相连，英格兰却是蛮荒孤僻的海岛。它曾经是基督教的乐土，现在却是野蛮人的王国。它的居民曾经拥有精心设计的城镇，寺庙、市场、学校一应俱全。它也曾孕育滋养了为数众多的工匠、商人、文学家和修辞者。四百年里，它秩序井然，法律严明，财产权受到尊重，文化繁荣发展。但现在，一切都已化作了尘埃。普通的木头房屋取代了辉煌的大理石建筑，艺术家也完全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对于普通人而言，粗鄙的日耳曼文字成为了他们传递思想和表达期冀的唯一手段。野蛮人的统治混乱不堪，甚至连日耳曼部落借以起家的严格军事原则也冰消瓦解了。混乱和冲突之中，许多无赖之徒闻风而动，他们自立为王，攘权夺利，蹂躏着大好河山。那些割据之地根本算不上是真正的国家，甚至以部落相称都勉为其难。然而，十九世纪的学者们却都异口同声地宣称：这一时代是人类前进的阶梯。我们从一场可怕的梦境中醒来，然而，这场噩梦在当时却显得无休无止。罗马的文化已被野蛮人破坏殆尽，新的文明还尚未播种，人们能做的，只有继续在无止境的肮脏和卑劣中盲目地翻滚摸爬。但事实上，一股新的力量正在海之彼岸激烈地涌动着，它在文明的废墟中慢慢地、费力地前行，终于通过各种途径到达了这座忧伤的海岛。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科比厄斯曾言，大陆上的亡魂被冥河的摆渡人运送到了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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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人占领不列颠之后的最初两个世纪，基督教并没有被帝国立为国教。由于罗马帝国秉持宽宏和包容的宗教政策，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许多宗教都得到了勃兴。不列颠岛上也建立了基督教会，并且还曾派出主教参加早期的宗教会议。而我们先前所提到的贝拉基教派，也在自身的灵魂探索中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在不列颠人与撒克逊入侵者长期抗争的黑暗岁月里，基督教会随其他幸存者一道撤往不列颠的西部地区。两个交战民族仇深似海，因此不列颠主教们从未想过劝导入侵者皈依，或许，他们也根本没有机会劝说撒克逊人改变信仰。一段时间之后，一位杰出的主教（即后来的圣戴维主教），成功地使整个威尔士地区（今称）的民众都皈依了基督教。圣戴维的光辉业绩只是昙花一现罢了，事实上，偏安一隅的不列颠基督教会此时已经陷入了衰颓境地，要不是一位魅力非凡的圣徒挽救了它的命运，它可能早已奄奄一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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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帕特里克是一位出身良好的罗马化不列颠人，其居住地可能位于塞汶河河谷一带。他的父亲是一名基督教的执事，同时也是罗马公民，市议会的成员。五世纪早期的一天，他的家乡遭遇了一伙爱尔兰人的袭击，入侵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年轻的帕特里克被他们掳走，卖到爱尔兰某地为奴。有人说他被卖到康诺特省，也有人说是阿尔特斯省，意见双方争论不休，但是皆言之有据。很有可能，这两种说法都是真实的，两个省份都曾获得过这份殊荣。但不管怎样，他在此地养了六年猪倒是确有其事。在此期间，孤独和失落感促使他从宗教当中寻求慰藉。六年后，仿佛是冥冥之中受到了指引，帕特里克奇迹般萌生了想要逃跑的念头。尽管他所处的地方与海边相距遥远，但他依然走到了港口。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一艘船，并说服了船长带他出海。经过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帕特里克到达了马赛附近的一座小岛。当时，这座小岛正是由东地中海向西扩展的新修道运动的中心。到此地后不久，他便跟随奥赛尔的曼努斯主教修行。他胸怀以德报怨的强烈愿望，将其在爱尔兰当俘虏时的所见所闻告诉世人。经过主教十四年的精心教导，帕特里克为再次孤身冒险做好了思想准备。432年，他乘船回到曾经逃离的蛮荒之地，并很快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将现有的基督教会组织起来，说服那些异教王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王国皈依基督教，同时，还帮助爱尔兰与西欧教会建立了联系，使其正式成为了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此外，他将蛇蝎爬虫之物从爱尔兰驱逐出去，这虽是一件小事，但也同样值得铭记。为此，他的名字被人世代铭记，永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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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在黑暗中闪烁的基督教之火，正是从爱尔兰而非威尔士燃起的。而基督教的福音书，也正是从爱尔兰传布至不列颠北部，它第一次使皮克特入侵者感受到了上帝的恩典。圣帕特里克去世半个多世纪后，他的门徒高隆继承了他的事业，在帕特里克魅力和精神的感召下，高隆接过了基督教的旗帜，成为了新一代的教会旗手。高隆在苏格兰爱奥那岛上建立了修道院，他的众多门徒怀揣信仰奔赴不列颠各地传教布道。在斯特拉思克莱德的不列颠王国，北方的皮克特族部落，诺森伯利亚的盎格鲁王国中，都有高隆门徒的身影。高隆是苏格兰基督教教会的创始人，他将圣帕特里克送至爱尔兰的福音带了回来，使其穿越波涛汹涌的海洋，传播到苏格兰的广大地区。圣高隆传往英格兰的基督教，与欧陆世界的基督教有所差别，它以修道院的形式，从爱尔兰东部向北部传播，最后抵达苏格兰并扩散至各地，在这个过程中，它没有与罗马基督教中心产生丝毫的联系。因此，凯尔特教会都是以一种松散的结构形式组成，这种相对自由的组织方式，赢得了当地一些修道士、牧师小团体的支持。在宗教传播的重要早期年代，它几乎与罗马教廷毫无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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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年代交通落后，信息闭塞，但在高隆传教之初，罗马教皇就已获知此事，并一直密切注视着高隆的努力成果。教宗所关注的，除高隆的传教布道外，还有那些任何偏离正途之事。他对偏远岛屿北部轰轰烈烈的宗教活动倍感欣慰，但也对其游离于罗马教廷之外而深感忧虑。在这些日子里，教皇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所有的基督羔羊聚集在自己的管理之下。不列颠北方洋溢的宗教热情显而易见，但这种宗教热情却似乎来得有些尴尬，看上去，它就像是脱离大众的一场自娱自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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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福音及应对其他各种问题，到六世纪末期，罗马教廷决定派遣一名宗教导师前往英格兰，除传教布道，引导世人之外，他还担负着将不列颠基督教会同罗马教廷主干结为一体的重要使命。为确保这一神圣使命能够顺利执行，被后人称为“伟人”的格里高利教皇召集各地神职人员齐集罗马，选出了学识渊博、诚实可信的奥古斯丁修士担当大任。这位名垂史册的圣奥古斯丁于596年启程，怀揣人们的厚望前往不列颠执行使命。不列颠岛的肯特向来与欧陆联系甚密，此外，也历来是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肯特国王的妻子正是法兰克王克洛维的后裔，巴黎公主贝尔塔。虽然肯特国王仍沉迷于托尔和沃登的日耳曼传奇，但他的妻子却早已开始向廷臣们宣传基督教义。同时，她向一位认真诚恳，热情洋溢的教士弗兰克授予了传教的全权，肯特民众原本就对来自欧陆的基督教十分敬仰，一旦获得推动，人们的宗教热情就像草原烈火一般迅速扩散开来。当奥古斯丁到达肯特之时，发现有许多工作已经提前完成。他的到来进一步加深了人们的信仰。在王后的帮助下，奥古斯丁最终成功说服了国王埃塞尔伯特改变信仰，出于政治考虑，这位国王对此曾犹豫了很长时间。在不列颠圣马丁古教会的基础上，奥古斯丁在坎特伯雷恢复了基督教生活，这一地区后来也成为了英格兰的宗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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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特王埃塞尔伯特是英格兰最具实力的统治者，有力控制着南部和西部的一些王国。他极富政治手腕，同时又野心勃勃，他改信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世俗的目标。作为英格兰唯一的基督教君主，他可以借宗教之名插手不列颠诸国事务，并以基督教信仰为纽带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从而在整个地区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毫无疑问，这也与奥古斯丁的宗教使命不谋而合。因此在七世纪时，埃塞尔伯特与奥古斯丁召集了一个全不列颠基督教主教会议。会议地点选择在塞汶河河谷，这是撒克逊与不列颠人辖地的边界地带，距离肯特王国十分遥远。这次会议号召大家以基督的名义团结起来，为各民族实现普遍和持久和平创造契机，而埃塞尔伯特及其后人们也必会因此大受裨益。但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基于睿智和仁慈政治之下和平期冀并未得到实现，其失败原因有二：第一，英国主教们的孤僻和嫉妒心理；第二，奥古斯丁性情傲慢，应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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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召开了两次，期间有一段短暂的间隔。会议仅在表面上讨论了一些有趣的非争论性问题，例如今人仍在争议的复活节日期，以及剃头的方式等等。奥古斯丁力劝人们按照罗马方式把头顶剃光，但英国主教却要模仿督伊德教的方法，从头顶剃到耳朵，只留额头上的一缕头发。这真是一个荒谬可笑的选择。但是，通过商讨来解决问题的方式，为后期的会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关键问题的讨论创造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氛围，或者为会议之后各国缩小分歧提供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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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列颠主教们根本无心投入罗马教廷的怀抱。他们曾经在残酷的形势和压力之下长时间地捍卫着基督教信仰，为何事到如今，反要听从撒克逊肯特国王这一新信徒的摆布呢？尽管他的政治设计是如此蛊惑人心，但野心还是昭然若揭。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会议最终以彻底破裂告终。奥古斯丁发觉自己陷入了不合理的偏见和深深的敌意，且他阵营中的几位不列颠主教也被一些与会者视作激进或叛逆分子，为此，他立刻采取了恐吓手段：如果不列颠基督教会拒绝接受他的劝告，整个罗马基督教世界就会站在英格兰一方，以强大的影响和威望来反对他们。撒克逊军队将得到罗马教廷的祝福和召唤，得到所有正统基督教会的支持，他们将在新入教的英格兰国家领导下，割断顽固不化者的喉咙，此时，这些曾长期信教的不列颠基督徒们，根本无法得到丝毫怜悯。这位圣徒声称：“如果你不从朋友手中接过和平，就要从敌人那里领受战争。”但是，与不列颠所历经的二百年战火硝烟相比，这根本不值得一提。谈判最终还是在剑拔弩张的气氛中破裂了，留下的是难以弥补的裂痕。在这之后，罗马人又进行了多次努力，试图通过埃塞尔伯特和肯特王国与不列颠基督教会建立哪怕是一丝半点的联系，但却都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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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此行虽然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也留下了不小的缺憾。在圣保罗教堂遗址处的一座新圣堂里，他主持了梅里塔斯就任东撒克逊主教的祝圣典礼，但除此之外，他便再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到肯特之外的地区去传播信仰。他被授予了“英格兰传道者”这一模棱两可的称号。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一度将不列颠以基督教名义重回罗马怀抱的伟大功绩记在奥古斯丁名下，直至近代，这个光环仍旧在他的头顶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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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不到一百年，罗马教廷的使者又开始进入英格兰北部，向当地人民传播上帝福音，而后，不列颠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东盎格鲁国王雷德瓦尔德在战斗中取得一系列胜利，在英格兰中部的伊迪河到亨博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建立了统治，在雷德瓦尔德的协助下，一位名为爱德温的流亡王子登上了诺森伯利亚的王位。此后，爱德温凭借自己的才能在英格兰站稳了脚跟，并一步步取得了主导地位。在盟友雷德瓦尔德逝世前，除肯特外的所有英格兰王国都已经承认爱德温为该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连安格尔西岛和马恩岛也被他的舰队收入囊中。爱德温娶了一位信仰基督的肯特公主，并保证会尊重这种信仰。因此，当625年公主由坎特伯雷前往诺森伯利亚王国首都约克时，她的随从者中就有一位名为保林的罗马传教士。二十四年前，奥古斯丁还在世的时候，保林就曾作为罗马教廷公使到访过不列颠，他也是第一位到达英格兰北部的罗马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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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温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美好和谐的图景：“在爱德温国王统治时期，英格兰一片四海升平，国泰民安的景象，直到现在，民间还流传着各种赞美之声。比如说，一个女人可以带着刚出生的婴儿走遍全岛，不必担心受到伤害。国王为治理国家尽心尽力，在一些地区，凡是路边涌出泉水的地方，爱德温都下令安装一个固定木桩，木桩上挂着合适的饮水器皿，以方便旅人们取水解渴。出于对这位国王的敬畏和爱戴之情，没有任何人胆敢将这些器皿移作他用。他恢复了罗马时代的大国威仪：“在他引兵战斗时，总要有兵士在前面高举战旗，即便是平常城市、镇区巡视，也会有随从掌旗开道。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依照罗马的风格布置仪仗，总有一群旗手高擎旗帜，威风凛凛地走在队伍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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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温王子就是这样一位威武不凡之人，正是在王朝的鼎盛时期，保林找到了爱德温，并成功地说服其皈依上帝。这样一来，版图与英格兰大致相当的诺森伯利亚王国就随之成为基督教国家。然而，这件原本令人愉快的事件却很快招致了一场灾难。诺森伯利亚王国的霸主地位，引起了英格兰中部默西亚王国的不满，国王彭达对爱德温十分嫉恨，一场命运沉浮的剧目拉开了帷幕。公元633年，异教徒彭达与信奉基督教的北威尔士国王凯德沃伦一反常态地结成了同盟，目的是要携手推翻爱德温统治，毁灭诺森伯利亚王国。这是有史以来不列颠人和撒克逊人第一次并肩作战。此时，政治利益超越了民族和宗教，将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连在了一起。在唐卡斯特近郊的一场血腥战斗中，爱德温国王战败被杀，其首级被悬挂在沦陷的约克城城墙上示众。约克城以前由一个罗马军团驻守，依然保留着一些罗马时代的传统，这个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像罗马人一样尊敬强者，他们向获胜的不列颠军队表示了热烈欢迎。英格兰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国王突然逝去，这一重大事件传开后迅速招来了一系列的报复行动。不列颠的凯德沃伦国王战胜了诺森伯利亚，这为不列颠人报复撒克逊仇敌提供了最后良机，在这里，不列颠人如愿以偿地讨还了累世血债，我们几乎又一次看到了博阿迪西亚女王的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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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森伯利亚的内在精神力量十分巨大。爱德温虽然被杀，但其威名已经传遍了整个海岛。他的继任者是伯尼西亚世家的奥斯瓦尔德，这位新国王发现自己已然成为了新基督教国家的首领，他的麾下，有许多与其同仇敌忾的撒克逊的战士。爱德温·奥斯瓦尔德阵亡一年之后，奥斯瓦尔德与凯德沃伦在罗马墙沿线展开了一场艰苦的对决，奥斯瓦尔德最终获胜，剿灭了凯德沃伦而他的不列颠支持者，而这也成为了撒克逊与不列颠人之间的最后一次激烈较量。必须承认，此战中不列颠人运气欠佳，策略欠妥。他们为一己之利与中部的异教徒撒克逊人携手作战，同时也利用英格兰势力挑起了各国间的争端。作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他们的行为不仅破坏了教义信条，也为基督教统一全岛的光明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最终，他们四面楚歌，被弃置一旁。虽然与入侵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但却招致了如此悲惨的结局。而今，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它终于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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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克逊人消灭凯德沃伦，并将不列颠人及其同盟者驱出诺森伯利亚后，便开始联合起来对付彭达国王。撒克逊人认为，彭达与宿敌结成可耻的同盟，使撒克逊同胞遭受了无穷的苦难和杀戮。但无论如何，彭达的默西亚王国也曾兴盛一时，他竭尽全力地捍卫着日耳曼宗教，使托尔、沃登这些神祇在默西亚享受祭祀达七年之久。他打败了奥斯瓦尔德国王，就像对待前任国王爱德温那样将其枭首断肢。然而数年之后，奥斯瓦尔德的弟弟奥斯维向其讨还了血债，彭达战败，死于刀剑之下。诺森伯利亚王国终获全胜，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和苦难之后，它变得日渐强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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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埃塞尔伯特统一英格兰和撒克逊基督教会的努力最终归于失败，这一重任理所当然地落在了诺森伯利亚王国肩上。由于其最有希望使全岛教会归于一统，罗马教廷便将视线由坎特伯雷转向了约克，由不列颠人转到了英格兰人身上。先前，在诺森伯利亚王国陷入灾难之时，主教保林就已乘船逃回了坎特伯雷，他与奥古斯丁一样，都在残酷的战争面前望而却步。虽然他们曾受到罗马教会的精心培养，在宗教教义、利益和政策方面颇有建树，但却缺乏以身殉教的勇气及坚定不移的精神。但是，保林的助理詹姆斯教士却忠于职守，他在不列颠人的猛烈进攻之下，在劫掠和屠杀的混乱之中，坚持工作不息，传教布道或主持圣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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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艾丹带领着凯尔特教团在诺森伯利亚进行着更为重要的工作，他们使东安格利亚和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像诺森伯利亚一样重新皈依了其所领导下的基督教派。这样一来，两种宗教教派又一次在英格兰相遇了，二者随即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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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达国王战败身亡后，各民族被压抑的情绪很快爆发出来，盎格鲁-撒克逊人控制的英格兰已全部皈依了基督教。各种异教偃旗息鼓，信奉沃登16的人也几乎销声匿迹，在各个王国之中，基督教俨然占据了全部江山，整个不列颠岛都已基督化了。这本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却因撒克逊和不列颠两族间的新分歧而被搅得一团糟。原本的世仇再加上宗教的不和，几乎造就了一幅基督教与异教对立般的，水火不容的场景。自此以后，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基督教与异教你死我活的对立，而是罗马教廷与凯尔特教团争夺主导地位的博弈。两教派的分歧延续了好几个世纪，双方一直争吵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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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年召开的惠特比会议，是旨在解决两教派分歧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尝试。会议讨论的关键性问题是，不列颠的基督教教义究竟应与基督教世界的基本原则保持一致，还是允许由北方的凯尔特教派独立做出诠释。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但是，在经过多次真诚的沟通交涉之后，诺森伯利亚终于下定决心加入罗马教廷，成为基督教世界的一员，而默西亚王国不久也做出了相同的决定。凯尔特教团领袖及其门徒愤然退到爱奥那岛，爱尔兰教会也依然拒绝屈从，但这已是无足轻重了。而今，英格兰教会已经脱离了那些在偏远荒僻之地，过着苦行生活，且目光狭隘的修道院长的控制，广阔的基督教世界图景向每一位英格兰基督徒开放。在加入了罗马基督教会之后，诺森伯利亚王国也迎来了辉煌的鼎盛时期。不列颠岛六分之五的地区第一次在信仰、道德和宗教方面实现了统一，在精神领域迈出了决定性一步。现在，整个海岛都已是基督教的天下了，那些疆域广阔，实力较强的王国都已和罗马教皇建立了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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