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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的崇高人格魅力使战争的惨烈场景黯然失色，他能以平常之心对待胜败之事，能以坚强毅力跨越千难万险，能以冷静头脑迎接回归的荣耀，同时，他也能将信赖的目光投向再三背叛的仇敌。阿尔弗雷德站上了崇高之巅，成为野蛮战争，时代乱局中的一块不朽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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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桑顿大捷之后的十四年中，丹麦人没有发起任何像样的攻势。尽管小规模侵扰仍然存在，但按照当时的标准来说，已经算作和平年代了。阿尔弗雷德仍然马不停蹄地加强王国力量。虽然丹麦人在东安格利亚定居的消息令国王十分欣慰，但他仍需要与难缠的默西亚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虽然默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并未被丹麦人所占领，但它现在仍然是丹麦属国。886年，阿尔弗雷德将自己的长女嫁给了默西亚执政者埃塞雷德，埃塞雷德在前任国王伯格莱德流亡海外后，就竭力挑起了国家和民族的重担。默西亚与韦塞克斯的皇室间已经有过数次联姻，此次韦塞克斯公主的下嫁更推进了两国在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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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联盟获得的第一个成果是886年伦敦光复。伦敦一直都是英格兰基督教的中心。在古罗马时代，伦敦就是泰晤士河的桥头堡，所有陆路与海上航线的交汇点，也是岛上最大的商业和军事中心。现在，这座城市开始成为了国家首都。我们从编年史中读到：“阿尔弗雷德国王收复伦敦，所有摆脱丹麦桎梏的英格兰人都投身到了他的麾下。他任命埃塞雷德为郡长，负责管理这个自治市。”据悉，阿尔弗雷德军队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付出了血腥的代价，这才最终占领了伦敦城，但史册中对此却鲜有记述。显而易见的是，伦敦光复后，阿尔弗雷德建立了民兵组织，并使之发展成为一个有效的防御力量，同时还按最高的标准加固了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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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国王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重建防御体系，二是提高撒克逊军队的战斗力。他重组了“英格兰民兵”，将其分为两队，实行轮换服役。虽然国王的军队规模较小，但士兵们知道他们土地有另一队的民兵照料，因此会全心全意投入到漫长的战斗中去。为使改革稳步推进，阿尔弗雷德克服了重重阻力，这证明了即便是在和平时期，想要长期维持一支英格兰军队也是十分困难的。国王通过设立自治市来强化全国防御，他将这种制度推广到英吉利海峡沿线，跨越塞文河口直至泰晤士河谷的广大地区，每个自治市都有自己附属辖地，这样一来，它们就有充足的人力来修建城墙及其他防御工事。他看到了海上力量的重大意义，认为要确保不列颠岛的安全，必须先要掌控海权。他一改船舶设计常规，试图依靠大型船只对抗数量占优的维京船队，他的部分主张直到近代也未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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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国王下令建造军舰以对付维京长船。新造船舶的长度几乎是普通船只的两倍。部分船舶配有六十支划桨，有些甚至更多。它们兼具快速和稳定的特性，在高度方面也比其他船只占优。其样式不同于丹麦人的长船，也不像佛里斯兰人的船只，但在阿尔弗雷德本人看来，这些大船是相当有用的。25然而，撒克逊水手却缺乏驾船的经验和技巧。在一次海上行动中，英格兰九艘大船对阵六艘海盗船只，据编年史记载，几艘大船“极其笨拙地”撞到了岸上，只有两艘敌船被英格兰人俘获。阿尔弗雷德大为不满，下令将敌军水手吊死在温彻斯特。不过，英国海军的诞生永远与阿尔弗雷德国王之名连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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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年伦敦光复之后，尽管局势仍然一片混乱，但交战双方还是签订了一项明确的和平条约。条约中的用词十分考究，阿尔弗雷德一方被称为“英格兰国家的代表”，而古瑟罗姆首领一方则被称为“住在东安格利亚的人”。丹麦法区完全以北欧军队和被征服居民为基础，还未形成正式的国家机构；而英格兰方面则早已经出现了“国王与贤人会议”的政治体制，而这种体制的推动者也正是阿尔弗雷德国王。条约划出了一条政治疆界，界线沿泰晤士河而上，直达利河源头，之后穿过贝德福德地区，过奥斯抵达华特林大道，后面就没有定界了。这条疆界并非依据自然边界划定，而是在承认双方战线的基础上从无人区域划分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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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第二部分十分奇特，但却颇有现实意义。签约双方都熟知“偿命金”一词的含义。为了应对无休止的杀戮和伤害，所规定的条款必须无条件加以执行，偿金数额必须无保留地进行缴纳。一直以来，丹麦人对撒克逊人的杀戮无休无止，反之亦然，而“偿命金”协议的达成却为双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停战提供了有力保证。丹麦和英格兰的每一位自由农民都价值二百先令，杀死地位较高的人则要赔偿一定数量的黄金。古瑟罗姆接受了这一条款，承认了在偿命金方面，丹麦人与英格兰人具有同等地位。阿尔弗雷德收获了一份沉甸甸的果实，同时也见证了他的非凡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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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颁定的律法在肯特、韦塞克斯和默西亚的现行法律中依然留有痕迹。阿尔弗雷德试图将摩西法典、基督教原则与古老的日耳曼习俗结合起来。他颠覆了原有的金科玉律，将“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改为更加温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对此评论说：“只要牢记这一准则，那么法官就可以普施正义，而他也不再需要其他的法律书籍了。法官应该设身处地为原告着想，考虑什么样的判决能令他心服口服。”在法典序文中，这位国王谦逊地写道：“本人亲自制定的许多法律，都未敢将其收入法典，这些法律能否获得后世认同，我对此一无所知。”阿尔弗雷德的法律经过后人的不断修订和充实，逐渐发展为圣爱德华（忏悔者）法典，也成为英格兰各郡及几百家法院采用的一种普遍法则。诺曼底贵族对此也十分推崇，经过无数封建律师修正改进之后，成为英国习惯法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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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尽其所能，推进宗教和教育的发展。普及教育被国王摆在了首要位置，他写给伍斯特主教的一份书信至今依然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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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常回首过去之事，自古以来，英格兰民族人才辈出，无论教廷俗世，有为者彬彬济济。回首盛世之时，君王礼敬上帝，广纳贤臣。对内恩威并施，不欺四邻，仁德广布天下；对外开疆辟土，仁育义征，有平定四海之功。文武并重，垂拱而治……外邦悦服，聆听教化者络绎不绝……时至本朝，文运衰颓，古籍经书鲜有人识，胸无点墨者遍及朝野。至于博古通今，经纶满腹之人，而今已是寥寥无几。”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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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阿尔弗雷德还力图改革宗教生活，因为此时的修道院已陷入了一片混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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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国王或主教允许，任何人不得将修女带出修道院。如有违者，罚款一百二十先令，罚金一半归国王，另一半归主教所有……被诱拐的修女不得继承丈夫遗产，所生子女同样不能享有继承权。”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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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阿尔弗雷德还醉心于研究历史。他着手发起《撒克逊编年史》的编译工作。事实上，早期的词目并没有经过编纂者的润色，皆是些断断续续的只言片语。但从阿尔弗雷德时代开始，这些词目都变得内容丰富，细致入微。不少地方还措辞深刻，颇具历史眼光和独到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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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历史的长河，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雄姿英发，文韬武略的王者。他一手握住勇气的刀剑，一手拿着真理的天平，以文治武功成就了赫赫功业。即便是在险恶逆境之中，也依然心怀宗教，敬仰上帝，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他消除了纷争与仇恨，缔造了统一的国家，使和平之光再度普照英格兰的国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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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位国王是智者中的奇才。阿瑟尔写道：“从摇篮时代起，他就满怀对智慧的热情。”阿尔弗雷德的宫廷中充溢着基督教文化气息，这与维京人的野蛮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明的种族驯服了海上的勇者，教导他们和平的真谛，向他们展示和谐共处的意义。我们看到了一个统一国家的新生。在阿尔弗雷德的努力之下，撒克逊人与丹麦人水乳交融，携手铺就了英格兰基督王国的未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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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人统治的暗淡时期，民族英雄阿尔弗雷德像灯塔一般高高矗立，闪耀着撒克逊民族的辉煌成就。在维京怒涛之中，这位伟大的国王曾鼓励士兵保持勇气，教授民众自立的真理。他以对民族、宗教的赤子之心教化和激励众人，带给人们法律、德治及编年史册中民族英雄的丰功伟绩。阿尔弗雷德的赫赫功勋被诗人和作家写成文字，世世代代传唱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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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阿尔弗雷德的，还有最后一战。对维京海盗而言，此战无异于一场灾难。885年，四万维京大军分乘数百艘船只驶入塞纳河口，将攻城器械摆在了被围困的巴黎城墙之下。攻守之战持续了一年有余，由于法兰克人在河上架设了一座防御森严的桥梁，丹麦人的攻势遭受挫折。恼怒之下，丹麦人将长船拖上陆地，推入地势高处的河段之中，虽然未能攻入巴黎，但却将河流沿岸夷为了平地。勇者奥托伯爵守卫着巴黎城墙，奋勇抵御无耻海盗的进犯。朝野内外一致恳请法兰克国王前来救援他的首都。但是，这一时期的法兰克国王却未能继承祖先查理大帝的资质，从其获得的绰号就能看出此辈只不过是碌碌庸流。秃头查理已经去世，此时在位的是胖子查理。这位孱弱不堪的法兰克君主因形势所逼，被迫聚集了大量军队前往救援巴黎。虽然他的行动收效甚微，但巴黎仍在奥托伯爵的领导之下顽强屹立。维京人的进攻已是强弩之末，最后终于惨淡收场。对此细节之处，各种史著众说纷纭。据说，他们与日耳曼军队也进行了几次交手，其中的一次战斗十分惨烈，阵亡者尸体填满了河堤。显然，维京人的扩张行动在西欧各处都遇到了阻力。虽然不甚强大，但足以令他们举步维艰。六年来，维京人一直蹂躏着法国的北部地区，而饥荒也追随他们的脚步蔓延开来。最丰饶的地区已经被海盗们所吞噬，他们还将去往何方呢？不出所料，维京人再次将目光投向英格兰：经过了一段太平岁月，此处或许积累了一些财富。在欧洲大陆，他们的收获正持续下降，那么不列颠也许是更有价值的猎物。霍奇金在他的传世名作中写道：“一只饥肠辘辘的野兽盯上了英格兰，只为食物，只为抢掠”。这是一群拥有严密军事组织和先进海军武器的暴徒和盗匪，他们的部下野蛮凶狠，人数众多，他们不得不为这些人提供口粮，对其加以管理，同时还得为其提供杀戮的机会。制定计划的是维京首领们，他们对英格兰的袭击行动经过了最细致的考量和最精心的准备。在这个黑暗年代，罪恶横行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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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瑟罗姆首领于891年去世，他与阿尔弗雷德达成的，未被严格遵守的和议宣告终结了。次年秋，一支由二百五十艘船只组成的庞大舰队突然出现在林姆尼港，带来了“大帮异教徒军队”。他们不久前还在法兰西逞强施威，如今又将矛头对准了英格兰。他们登上岸边，在靠近森林的阿普尔多尔构筑了堡垒。另外八十艘维京船紧随其后赶来，将第二波异教徒从欧陆运至不列颠岛。他们驶入泰晤士河，在锡廷伯恩附近的弥尔顿南岸建立了自己的据点。这样一来，肯特就落入了腹背受敌的窘境。阿尔弗雷德面临巨大的压力，他必须为了生存而战，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西撒克逊人和默西亚人的联盟——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英格兰人——已经在十四年的和平时期里巩固了防御体系，许多南部城镇增设了防御设施，“英格兰民兵”组织虽然还存在一定缺陷，但也比以往更趋成熟。稳固的政治体制已经建立，财富和食物也再度囤积起来。阿尔弗雷德众望所归，民心所向。更重要的是，与查理曼大帝不同，他有一个勇敢的儿子。其子爱德华年方二十二岁，但已能够率领着父亲的人马冲锋陷阵，征战疆场。默西亚人同样有一位埃塞雷德王子，他是韦塞克斯王子的合适搭档。阿尔弗雷德国王身体欠佳，因此很少亲临战场。很多情况下，只有年轻一代的身影纵横驰骋在沙场之上。他们是理所当然的新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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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次战争中，英格兰人击败了维京海盗。入侵者从南北方两面夹击肯特半岛。阿尔弗雷德通过利诱收买的方式迟滞了维京人的全面攻势。他游说维京首领黑斯顿，使他同意让两个小儿子接受洗礼。之后，他以重金相赠，与黑斯顿缔结了和平条约。但是，维京人根本不想遵守协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丹麦人发动了无情的突袭。阿尔弗雷德试图唤起英格兰人的士气，让军队立刻采取行动。公元893年，定居在东安格利亚和诺森伯利亚的丹麦老兵组成了第三支远征军，他们绕过南部海岸线，登陆并包围了埃克塞特。年轻的英格兰将领们立刻展开了猛烈反击。英格兰人显然装备精良，他们骑着马匹，虽然算不上真正的骑士，但也能够快速灵活地应对战斗。他们在奥尔德肖特（今称）附近袭击了一队入侵者，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之后又马不停蹄地追击了二十英里，直将他们赶进了泰晤士河及科恩河对岸的避难所。遗憾的是，王子们的军队还不够强大，无力再次发起进攻，而部队的给养也几乎消耗殆尽，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落荒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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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已在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本伏利特修筑了防御工事，据说今天人们还能够找到这些工事的遗迹。这些异教徒一直躲在那里，直到恢复元气，才开始继续抢掠。他们几乎倾巢而出，据点中只留了下小部分守卫人员。年轻的王子们趁机对丹麦人的据点发起攻势，在冷兵器年代，要攻下一个防御坚固的堡垒谈何容易，但是，阿尔弗雷德的儿子和女婿从伦敦调来了强大的军队，对本伏利特发动了强攻。他们“打跑了敌军，扫荡了堡垒，将老幼妇孺及一切可带走的物品都运回了伦敦城。所有缴获的船只要么焚毁或打成碎片，要么拖到伦敦或罗彻斯特。”——《撒克逊编年史》中正是这样记述的。在十九世纪本伏利特铺设铁路时，人们在此挖掘出了许多烧焦的船只碎片和人体骨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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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人在攻克的丹麦据点中发现了黑斯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这些人都可以作为宝贵的人质。然而，阿尔弗雷德国王却大发慈悲，将他们送还给了黑斯顿。国王的做法在当时招来了许多批评之声，而后世之人也对此多有质疑。他释放黑斯顿的妻子是出于博爱的人道善举，而黑斯顿的两个儿子曾经都接受过洗礼，阿尔弗雷德和默西亚的埃塞雷德分别是两个孩子的教父。正是基于宗教的情感和怜悯之心，阿尔弗雷德保护了黑斯顿的子嗣，使他们免受父辈不义战争的牵连。9世纪的人们很难理解阿尔弗雷德国王的义举，尤其是王国与掠夺者殊死搏斗之时，国王竟然如此善待敌人眷属。但是，这位伟大国王之所以被后人称为“阿尔弗雷德大帝”，其原因之一正在于此。战争仍在继续，但自此以后，史册中再也没有出现黑斯顿参战的记载。由此可见，阿尔弗雷德的慈爱和仗义精神最终使得“金石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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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维京人总共动用了三支军队：一支由黑斯顿从欧陆带来；另一支在林姆尼港登陆；最后一支来自丹麦法区。在经历了长期的血腥战斗之后，他们最终被来自韦塞克斯、默西亚和威尔士的基督徒军队打得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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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克逊编年史》中的一个插曲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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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到来之前（公元894年冬），丹麦人……船只溯泰晤士河和利河而上……于伦敦上游二十英里处修建了一座堡垒……秋天（895年秋），国王大军一面在伦敦附近安营扎寨，一面抢收庄稼，以防丹麦抢粮者下手为强。有一天，国王骑马沿河而行，他想巡视河道，看看哪里能设置障碍，以阻止敌船脱逃……他在河两岸增设了两座炮台……丹麦人随后发现船只退路受阻，于是只得弃船穿越城市而去……伦敦人缴获了船只，带走了所有有价值的物品，不便拿走的只好就地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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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96年后，战事逐渐平息。维京人的实力似乎已在衰落，他们分散开来，一部分人在丹麦法区定居下来，还有部分人返回了法兰西。《撒克逊编年史》对战争的总结充满了感慨之情：“由于上帝的怜悯，(丹麦)军队没有给英格兰人带来太多困扰。”阿尔弗雷德有力地捍卫了不列颠岛家园，他用政策和武器守住了英格兰的基督教文明，他解放了伦敦，缔造了英格兰南部的强盛王国，使这片疆土成为不列颠及后世大英帝国的重心区域。尤为庆幸的是，他养育了杰出的子孙后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国王的后人们勇敢挑起了国家的重担，成就了辉煌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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