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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些方面来讲，这些做法突然间加速了英格兰向采邑制度的过渡，虽然这个过程在英格兰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尤其是在韦塞克斯。但是即便是在韦塞克斯，人们仍普遍认为，地主与平民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个人关系，所以自由人可以带着土地从一片领地来到另一片领地。而诺曼底的封建制的本质则是，不管耕种者是谁，土地只能隶属于地主。因此土地所有权就像金字塔一样一层层地累积到少数人的手中，而这个金字塔的顶层是国王，这样每一寸土地都能够追溯到个人，而这个人为地主提供某种服务从而隶属于某个领地。但是这些人除了必须要为地主服兵役外，还要参加郡县的各级法院开庭，除非有各种豁免权，否则不得缺席。这些法院本质上都属于国王法院，仍遵循旧习俗法。由于保留了郡县法庭和治安官等体制，英格兰在制度上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封建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英格兰、诺森伯兰和米德尔塞克斯都，国王的势力无所不在。不论是在何处，只要有人犯罪，那就是破坏了他所维系的稳定、平和的社会。如果国王想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情报，他可以直接告诉手下的官员，也就是治安官去遴选陪审团调查清楚或把相关人员召集到威斯敏斯特直接向国王汇报。当这些相关人员到达威斯敏斯特后，他们有可能会告诉国王不应该听信谗言误会了他们，如果国王不做出相应的改变，他们将拒交税款。从这点，我们可以追寻到十七世纪君主立宪制议事方式的源头。在诺曼底时期，英格兰除伦敦外并没有大都市。假如威廉没有保留县郡作为居住和活动区域单元，就只有大贵族家族才能制衡中央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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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时期，也存在着制约政治体制向立宪制发展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无意控制政府，而且也未分裂政府。这些制约因素来自于各郡的小贵族及其没有任何爵位的子孙们、治安法官和郡选议员。他们支持国王并期望平静的生活。不论发生什么，他们都会保持不变。他们之所以这么稳定是因为威廉发现西撒克逊的旧体制就能够自动运行，十分方便。威廉不想受到过多的制约，就像当初自己制约法国国王那样。他亲眼看到将一个国家划分为几个大省是多么的不好管理。得益于所见，他把国家划分为若干小郡，由国王的亲信担任各郡的官员，并平衡他们的权利，让他拥有治理郡事所需的财政和法律裁决权，同时又防止他们联合起来叛乱。黑斯廷斯之战后，英格兰的原贵族基本消亡了。但是，在《末日审判书》中提到的那些所谓郡里中上层阶级，可以发表决定性的意见。这个阶层的人在邻里之间颇受重视，他们有空闲时间出席郡里的法庭，后来有些人还进入了威斯敏斯特。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他们中间，皮姆派和汉普登斯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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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人最卓越的功绩便是征服了英格兰，把英格兰的历史与欧洲历史再度对接，阻止了英格兰滑入类似于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体制的狭窄轨道。此后，英格兰的历史和英吉利海峡以南的民族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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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后，对英格兰的宗教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和振兴的作用。大主教、大教堂以及其他的高层教会职务全都由诺曼底人担任。英格兰的习俗也被外来的新式习俗取代了。在被征服时期，教会发生了很多变革，教皇的权力也开始扩张。1073年，希尔德布兰德成为格雷戈里七世教皇。在他的领导之下，英格兰的宗教走上了改革之路。全国建起了许多的新教堂，虽然这些教堂不如以前的旧教堂那么宏伟气派，但是也证明了征服者的虔诚。这些教堂和修道院是主要的宗教和学术中心，一个世纪以后，大学才渐渐取而代之。但是在诺曼底时期，新教士不像贵族那样，浓墨重彩地渲染诺曼征服的历史功绩。渐渐的，法国人开始信奉英国古老的圣人和圣坛，邓斯坦时期的一些宗教活动也得以延续。兰弗兰克和安塞姆先后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使得英格兰教会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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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6年，威廉的远征得到了教皇的全力支持，他的军旗甚至得到了东正教派的祝福。威廉是位热情的宗教改革支持者，而撒克逊宗教则被认为是孤立而又顽固的。自从丹麦入侵后，英格兰就不再定期缴纳“圣座献金”。当时的主教斯蒂甘德掌管威斯敏斯特和坎特伯雷两座教堂，只得到有分裂教会倾向的本尼迪克特九世的支持。面对教会滥用职权的行为，威廉作为教会忠实的子民挺身而出。一旦解决了俗世争端，完成了征服大业，他便开始转为关注宗教问题。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免是非常关键的。1070年，撒克逊主教斯蒂甘德被罢免，由兰弗兰克继任。兰弗兰克是伦巴第人，管理能力极强，曾就读于著名的北意大利学院，受训于诺曼底贝克修道院，后成为修道院长。他来到英格兰后很快就为英格兰教会带入新的生机。在西奥多时代之后，英格兰教会就不再召开会议商讨教务。兰弗兰克一上任就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改革了机构和教规。旧的主教教座从乡村迁到了城镇，克雷迪顿的教座迁到了埃克塞特，塞尔西的教座迁到了奇切斯特。同时还建立了一些新的主教教座，到1087年，教座已在七座教堂破土动工。此时，发源于克卢尼修道院的修道运动也在英格兰传播开来。诺曼底人征服英格兰的同时，也将停滞不前的英格兰教会与欧洲大陆上的基督教广泛连接起来，使其接触到了丰富的宗教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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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已久的罗马帝国精神被天主教重新恢复，再次返回不列颠岛，倡导三个观念。首先，在欧洲，不接受民族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的概念，只认同超种族的、强大的军事阶级，通过法律和普遍的行为准则进行管理。其次，推行君主制。国王是等级制度的体现，统领各阶层，并充当解决其纷争的裁决人。最后，天主教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天主教以一种奇怪的方式融合了罗马的帝国主义和基督教的教义，虽深受当时的社会和军事制度的影响，唯恐失去自己的利益和权威，但却保留了所有的文化艺术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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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一章 在动荡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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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征服后的二三十年里，获胜的军队和世袭贵族开始定居在他们征服的土地上，并将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强行纳入了封建制度。在此之前，英格兰的附庸与其领主之间的关系主要靠个人纽带维系；进入封建制度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上了。在征服者威廉统治下，英格兰的封建化进程严酷而彻底；王座传到他的儿子、绰号“红毛王卢弗斯”的威廉手里后，这一过程在严酷之外还增添了反复无常的色彩。另外，征服者威廉的次子对王位的继承并非一帆风顺。威廉一世把英格兰和诺曼底分开的决定惹出了一长串的新麻烦。那些在海峡两岸都拥有领地的权贵们必须供奉两个封建君主，自然而然地会顾此失彼。罗伯特公爵和威廉二世对父亲的分割也不满意，兄弟之情也无法让他们收敛各自的贪婪欲望。于是，在威廉二世统治的十三年间，盎格鲁－诺曼底王国一直饱受手足相残和贵族反叛的困扰。出于对自己的国家再次陷入诺曼底征服前混乱的担心，居住在英格兰的撒克逊人都非常支持平叛工作，民兵几乎招之即来，在战场上像1075年支持征服者威廉那样支持威廉二世。最终，威廉二世把坎伯兰和威斯特莫兰纳入自己的王国版图。曾经让征服者威廉头痛不已的罗伯特一时血涌冲头，为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向卢弗斯借款一万马克，条件是以诺曼底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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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十字军东征的精神一直振奋着西欧所有男人的心。西班牙的各个基督教王国最早发起了抗击阿拉伯人的圣战。时间来到十一世纪末后，基督教王国又在他们东面一千五百英里的地方发现了新的敌人。塞尔柱突厥人咄咄进逼小亚细亚的拜占庭帝国，骚扰借道叙利亚前往圣地的虔诚的欧洲朝圣者。拜占庭国王为此请求西方帮助。1095年，一直渴望为基督教王国收复耶路撒冷的教皇乌尔班二世号召欧洲的骑士发起圣战，一位被称为“隐士彼得”的云游僧侣也开始呼吁人们拿起武器。他们的号召和呼吁得到了迅速和广泛的响应，但这种响应最终演变成了一场灾难。1096年，两万名激情万丈但杂乱无章的士兵随“隐士彼得”从科隆出发东征。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毫无作战经验和技巧的农民，在穿过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后便被土耳其人的弓箭射死在小亚细亚的崇山峻岭中，到达圣地者屈指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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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所谓的“人民圣战”就这样土崩瓦解了。但与此同时，欧洲的权贵们也加入其中。在戈弗雷·布永和其他当时最有权势的贵族率领下，四支人数各为一万人的军队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低地国家聚集到君士坦丁堡城下。这使得拜占庭国王异常尴尬。他本想从西方得到一支自己指挥得动的雇佣军作为援兵，但没想到对方最终派来了四支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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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阴谋诡计和内部纷争的困扰，十字军穿越拜占庭国王的疆土向土耳其占领区进军的过程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障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小亚细亚杀出一条血路，并于1098年包围并夺回了被土耳其占领的基督教堡垒安条克。与此同时，忏悔者爱德华的侄孙、英格兰王子埃德加率领一支舰队到达叙利亚海岸，对十字军形成了巨大的鼓舞和支援。于是，命运轮盘将撒克逊王族被罢黜的继承者和征服者威廉被罢黜的继承人奇怪地旋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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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土耳其诸亲王之间的纷争和土耳其人与埃及苏丹之间的嫉妒，十字军继续向前推进。1099年6月7日，他们到达向往已久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并在城外扎下营寨。那时，耶路撒冷在埃及人控制之下。7月14日，十字军向耶路撒冷发起攻击并夺取该城。尽管布永的戈弗雷拒绝在这座基督教圣城戴上王冠，但还是被拥立为统治者，获得“圣墓保护人”的称号。随后，十字军在阿什克伦击败埃及派来的援军，巩固了在耶路撒冷取得的胜利。此后，十字军许多重要人物纷纷回国，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沿海的众多基督教公国在随后约一百年的时间里都处于万国骑士团统治之下。人们把这个万国骑士团统称为“法兰克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侵扰的西方基督教世界终于用反击在东方世界落下了第一个重重的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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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弗斯的横征暴敛和暴力手段在国内引起豪门贵族们的强烈不满。1100年8月，他在英格兰南部的新森林打猎时被一支神秘的利箭射穿头部而死，留给后世索求无度和寡廉鲜耻的印象，不过也给继任者留下一个顺从的王国。他统治时期最主要的成就体现在财政方面，而且使得新的封建君主制更加稳固，王国版图也比刚刚即位时有所扩大。征服者威廉安排到威尔士边疆区8定居的诺曼底领主们已经完成了对威尔士南部地区的最后控制。在王国北部，诺曼底人最终控制了那里的郡县，并与苏格兰划定了一条军事分界线。尽管卢弗斯的粗暴对封建关系有些许损伤，但同时也加强了封建王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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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亨利王子参加了那次致命的新森林狩猎，但没有证据表明他与兄长的死亡有牵连。不过令人奇怪的是，这位小兄弟在卢弗斯死后几乎没有一丝犹豫，对兄长的不幸表示了哀悼后便直奔设在温彻斯特的王室金库，跟守库人大吵一番后控制了金库。很明显，亨利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代表了统治阶层中的一种强烈的思想动态。他还拥有丰富的学识，被当时的人们按惯例称为“贤明者”。后来继承王位时，亨利颁发了一份特许状，试图拉拢因上一代国王的贪婪与愚蠢而与王室产生裂隙的宗教与俗世中的重要势力，他的继任者延续了这种做法。在特许状中，亨利保证贵族和教会的权利应该得到尊重。同时考虑到撒克逊人在他父亲和兄长统治期间表现的忠心耿耿，亨利国王允诺在英格兰推行忏悔者爱德华制定的法律，并带给这个被征服的民族公平。他知道，由于诺曼底和英格兰的分离产生的冲突根本没有消除。罗伯特公爵已经从东征中返回，准备赎回自己的抵押品。9海峡两岸的贵族们都在等待着两兄弟之间可能爆发的冲突，以便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亨利想取得英格兰撒克逊人的支持，于是不顾诺曼底贵族的猜疑娶了英格兰古老王族的后代、最后一位在世王位继承人的侄女玛蒂尔达。与此同时，亨利发布的特许状安抚了贵族之中的不满情绪，不再反对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联姻。从此，不间断的、涉及范围广泛的两族通婚便得到了最高阶层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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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亨利做好了随时面对班师回国的罗伯特的准备。1100年9月，二人的碰撞终于发生了，常见的封建叛乱事件再次席卷英格兰。在接下来的六年里，亨利国王不得不以维护父王意愿为名出战，保卫自己刚刚继承而来的王位。英格兰反叛力量的首领是蒙哥马利大族，但他们的据点在艰苦的围攻战中一个接一个地陷落，他们的力量最终被亨利国王摧毁，家族庄园也被归为王室财产。不过国王清醒地认识到，诺曼底才是这场叛乱的祸根。1105年，巩固了在英格兰地位的亨利率大军横渡英吉利海峡，于1106年与兄长罗伯特在坦什布赖进行了自黑斯廷之战以来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并以完胜收场。罗伯特公爵被永远关进英格兰的监狱，诺曼底公国则承认了亨利的统治，英格兰－诺曼底国家的政策控制权自此从鲁昂转到了伦敦。追随亨利忠勇奋战的撒克逊人将这场战役视为黑斯廷斯的雪耻之战，并通过战斗与亨利国王建立了新的友谊。再加上国王迎娶玛蒂尔达，撒克逊人现在至少已经部分消除了被征服的愤懑。他们的耻辱已成为过去，其他后果已经可以忍受。不列颠岛借助这两个意义深远的因素又重新恢复了广泛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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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没有了对王位继承权的挑战，英格兰之王的权威在海峡两岸树立起来，撒克逊人为之拜服，权势滔天的贵族在王威之下称臣，外国入侵的危机亦随之消散，亨利陛下终于腾出时间来把心思花在国家治理上，着手在全国强化王权，试图为盎格鲁－诺曼底王国增添新的、强有力的职能。中世纪以来，欧洲保留着一种比封建君主制更高贵的传统王权。在这种王权制度中，国王不仅位于封建等级金字塔的顶端，还是行走在人间的上帝代言人。这本是一种罗马式的君主概念，但并没有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完全消散。于是，亨利国王开始把这种王权概念注入自己的盎格鲁－诺曼底王国。这样一来，他不可避免地复活了“国王是和平的维护者、人民的保护人”这一英格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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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统治机构，“御前会议”本是一个性质模糊的团体，参与者多为根据封建义务奉召出庭的大封建主和国王身边既可管理宫廷事务又能处理国家大事的官员。亨利意识到，自己身边的宫廷官员虽然出身于末等贵族，但如果把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固定的核心，就能像水闸一样限制封建大贵族们动荡的洪水。这就是国家民事管理机制的雏形。尽管当时还处于襁褓之中，权力也不是很大，但在权限之内却比当时任何已知的机制都要有效率，显示出长久而令人欣喜的前景。受到亨利恩宠的宫廷官员很快成长为新的特权阶层。编史者指出，像克林顿家族、巴西特家族这些被国王“从最下层提拔起来为自己服务”的人群，很快在宫廷办公室里站住了脚，形成了实际上的官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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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建立在财政基础上，亨利国王的新机构正是在征收和管理税收的过程中首次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特点。在封建社会里，国王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因此私人财产和公共财产并没有区别。郡县管理者不仅要为国王征税和收缴罚金，还要负责收缴王室领地的收入。他们每年都会前往王室金库一次，一文不差地上缴各自郡县应该上缴的钱款。亨利手下的官员们建立了一个名为“财政部”的专门机构，与郡县管理者联系并处理相关事务。“财政部”（Exchequer）这个名称的本意为那种画着方格子以简便罗马数字计算的木板，起初只被看作是御前会议中处理财政事务分支，但后来却逐渐自成一体。保存文字记录是它的职能之一，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记录因存放时需要凑卷成筒状，因此被称为“捲筒卷宗”。财政部是最早的皇家专门行政机构，它的出现让亨利国王更加稳固地控制了国家财政权力，它演变而来的机构至今仍在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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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非常注意把各郡县管理者置于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之下。考虑到乱世之时这个职位很容易落到强势贵族手里成为世袭之物，因此亨利国王一找到机会就委派自己的亲信把持住这些重要职位。他执政期间曾数次组织委员会调整郡县管理者的人选。法庭勒令违法者缴纳的罚金是年收入最丰厚的来源，大贵族和国王一样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拥有对领地内所有普通民众的司法裁判权，能通过各自领地内的法庭收敛巨额罚金并凭此迅速武装起一支强大的亲兵。但郡县一级法庭以及其他数百个王室法庭采纳的都是传统的撒克逊司法体系，这种经受过时间考验的体系与贵族的封建法庭制度完全背道而驰。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亨利国王为郡县法庭制订了新的章程，以便让全国上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受到的是皇家司法体系的管辖。后来演变为法官的皇家官员会偶尔巡视，对皇家司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他们的职权让他们经常与出身卑微的原告、罪犯和傲慢的军事贵族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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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国王便在全国范围与贵族们陷入一场争斗，以确定谁能获得最丰厚的“司法红利”。通过对各地郡县管理者的控制，亨利国王努力将他的王权和旧的撒克逊司法体系结合起来。在这个方面，他的父亲征服者威廉曾给他做出过榜样。在当年的“末日调查”10中，威廉很好地把欧洲大陆获取信息的方式（被询问者要发誓讲实话）与英格兰本地的郡县制度结合起来。如今，他的儿子为了其他目的继续并强化了这一进程，不断从宫廷之中派遣官员前往全国各地巡视，同时要求郡县法庭讯问各地声称的王室收入的完成进度，并听取国王关心的案件情况，这种做法对后来的亨利二世治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博得了编史者的高度评价。“他是个好人，”编史者宣称。“人们对他非常敬畏。在他统治期间，没人敢伤害别人。”亨利一世因此被赞誉为“正义之狮”，这项桂冠至今无人能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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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一世统治期间，中央政府通过熟练而精细的会计工作和办事机构，以更为恰当的方式建立起国家的结构和财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令被封建政府视为基石的封建领主们愤愤不平，以至于他们与王室之间的紧张关系逐年加剧。在此期间，国王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强力统治政策反而日益成为使民众免受地方领主不公正的、反复无常压迫的“保护伞”。当然，贵族中也有令人钦佩的人物，因为诺曼底人的眼光高于以前各个时代卑鄙的掠夺和贪婪。但普遍来说，贵族们对乡野平民的压榨和盘剥都最终使自己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不堪压迫的民众开始依附于国王和中央政府，国王因此得到了新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时而亲近时而疏远，但在体验过脆弱与混乱后，总是能被强大的、公正的统治者召唤而来，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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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和金雀花王朝谱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