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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贝克特所有的才能和动力都驱使他在另外的道路上飞奔。八月的某个夜晚，亨利五世曾被某种神秘力量推动，从一个只知整日嬉戏的王子转变为英雄的国王。同样事情也出现在贝克特身上。众所公认，他的私生活一直都虔诚而又中规中矩。此前他插手政务，并不甘心做国王身边默默无闻的人物，因此作为朝臣和诸侯的时候比其他任何人都讲究排场和架子，经常出入当时的奢华盛会。不过现在他却有意收敛，试图以极度简朴的表现为自己博取圣人的名声和荣耀。他把在政界助其飞黄腾达的手段和野心移植到宗教界来，也同样取得了成功。现在，身为大主教的他支持教会全面反对王权，并假借天主教的普世思想和教皇的权威为其咄咄逼人的做法做掩护。要知道，这两个砝码在当时的影响远远超出英格兰的国界，遍布整个欧洲，甚至波及那些最神秘、最庄严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旅行并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宗教界要人秘密会晤后，贝克特回到英格兰，暗自下定决心，要让教会统治集团独立于国王代表的世俗权力之外。这个决心终于开启了兰弗朗克穷其一生试图避免的冲突。此时，英格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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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已经隐隐约约地有了那种很久以后伊丽莎白时代改革者们试图重温的那种理论，即王位神授，国王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教会的保护者和指引者。然而在十一世纪，1073年成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及其继任者们则力主复兴教皇权威，罗马方面于是开始提出与“国王是教俗两界的双重首脑”这一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要求。“格里高利运动”认为，教会的管理权应该在教皇监督下由教士掌握。根据这个观点，国王仅仅是一介凡人，听命于教会统治集团是其唯一的宗教职能。教会是独立于俗世国家的团体，享有自己的属民和法律。到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主教不仅是精神领域的高级官员，而且是世俗社会中的大地主，拥有相当于伯爵的权势。他们可以调动军队作战，还可以剥夺敌人的教籍，哪怕这个敌人是国王的朋友也不行。那么，主教由谁来任命呢？并且，任命之后如果教皇和国王的指令相互矛盾，他又该听谁的呢？如果国王和大臣们制定了与教规相抵触的法律，又该服从哪一方的管理呢？于是，世俗王国与宗教教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焦点就是谁拥有主教的授职权力。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的冲突就是上述斗争在英格兰岛屿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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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争斗是为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而不是立国的根本原则上。国王对教会干预国务的要求很不满；但在中世纪，尽管国王们都希望能限制教会的影响，但没有谁敢于公开向教会发出挑战，更没人敢与教会彻底决裂，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直到十六世纪，才终于有一位与教皇发生冲突的英格兰国王勇敢地否定了罗马教廷的权威，并毫不掩饰地宣称国家权威即使在宗教事务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而在此之前的十二世纪，国王们面对教会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步和折中，无奈后者并不买账。那时候，每个国家都在发生着教会向世俗政权挑战的事情，致使后者应接不暇。在中欧国家，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往往以两败俱伤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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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征服者威廉及其忠实的大主教兰弗朗克统治以来，英格兰的教会和贵族一样收获了很大权力。困境中的斯蒂芬国王被迫向教会全面让步，使教会的政治影响达到顶点。在亨利看来，这些让步已经危及了自己的王权，于是他开始策划夺回失地，第一步就是1162年任命自己深信的臣属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本以为凭借此举可以收获主教们对其改革默许，但实际上只是为教会选择了一位魄力过人而又坚定无比的领袖。可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发现贝克特在态度上的不祥变化，并随后迈出了第二步，即于1164年颁布《克拉伦登宪章》。亨利在宪章中信誓旦旦地声称，他将重新恢复斯蒂芬的混乱统治时期之前的英格兰惯例，将废除三十年前斯蒂芬向教会妥协后达成的协议。贝克特对亨利的话表示反对。他认为斯蒂芬当初的让步对教会来说是“不可逆转的收获”，决不能得而复失。他宣布，《克拉伦登宪章》并不能确定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1164年10月，当贝克特奉诏前往大议会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傲慢地拒绝承认国王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教皇与上帝寻护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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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贝克特打破了一向被英格兰王国认为至关重要的政教统一局面，挥舞宗教武器向国王宣战。最终，顽固反对王权的贝克特不得不跑到欧洲大陆避难。在那里，德国和意大利正被同样的斗争所困扰。这场激烈的斗争持续了整整六年，英格兰统治阶层的思想为之动摇。在此期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一直流亡法国，直到1170年才在都兰的弗烈特瓦尔与国王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至此，双方似乎都在原则上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国王不再坚持要求自己的权利和惯例，也没有要求大主教发誓效忠，反而给予贝克特安全返回英格兰并完全控制自己的主教管区的承诺。1170年夏天，国王与大主教在法国查蒙特最后一次会面，“陛下，”贝克特在会面结束时说。“我以为自我离您而去之时起，您就再也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见我了。”国王问：“你是否认为我是叛徒呢？”大主教回答：“您根本不是，陛下。”回到坎特伯雷后，贝克特决心从教皇手里争取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革除闲杂教徒，整饬手下教职人员的纪律。他写道，“诸侯越是强大，就需要用坚硬的棍子和无情的铁链约束他们，让他们安分守己。”他还说，“我要回到英格兰，但对前方是和平还是毁灭一无所知。上帝将为我的命运做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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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亨利决定借贝克特不在英格兰的机会为自己的儿子小亨利加冕，以保证他顺利继承王位。加冕仪式在约克大主教及其他教士的协助下举行。贝克特听说此事后极度不满，认为自己宝贵的宗教权力受到了侵犯。在弗烈特瓦尔协议达成后，尽管亨利国王认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贝克特却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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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多年后的贝克特回乡之时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在坎特伯雷，修道士们像迎接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迎接了他的回归。贝克特在布道时说：“我是来与你们同死的。”紧接着他又说：“这个教堂里有不少人愿意以身殉教，上帝不久后将增加他们的人数。”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伦敦街头走过，向满怀祈求与兴奋不已的人们散发施舍物。随后，他马不停蹄地将那些参加小亨利加冕仪式的教士们革除出教。这些倒霉的神父和高级教士们只能成群结队地跑去诺曼底见国王，指责贝克特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教会的挑战，而且可被视为赤裸裸的反叛和篡权。他们说，大主教已经准备好“将王冠从小国王的头上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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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性情暴躁的亨利·金雀花，聆听了被开除者们的讲述后勃然大怒，向簇拥在身边的骑士和贵族叫嚷道：“真是一群傻瓜和懦夫！我养活了你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我教训这个不安分的教士！”（另一种说法是“教训这个暴发户式的官吏”。）随后，国王立即召集会议，商讨重振王权的办法。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现得与国王一样愤怒，但他们却坚持审慎行事，认为在狂热而好斗的社会里，压力已经无处不在。如果王室再与教会发生冲突，英格兰王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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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还有一些人采取了另外的行动。四位骑士听到了国王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愤怒话语，遂快马加鞭赶到海边，渡过英吉利海峡赶往坎特伯雷。1170年12月29日，四人在坎特伯雷大教堂中找到大主教，制造了一场流传千古的悲剧。当时，大主教在与四人充满敌意的对峙中手持十字架，头戴主教法冠，尽管表现得坚定而毫无惧色，但却流露出不自然的做作。一番激烈而没有结果的唇枪舌剑后，四位骑士暴起发难，用剑将大主教刺倒在地，任由他像恺撒那样鲜血淋漓，几十处伤口似乎发出复仇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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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悲剧对国王来说是致命的。危害上帝的重要仆人就像违背封建誓言那样，在那个时代引起了普遍的愤怒，所有英格兰人对此都不寒而栗。他们将死去的大主教奉为殉教者，他的遗物立即成了专治不治之症的灵丹妙药，病人只要摸一下他穿过的袍子就可解除轻微的病痛。贝克特的遇害当然是一场犯罪，一场不可弥补的犯罪。亨利听到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时竟因悲伤和害怕而瘫软在地。他一直以来为限制教会争权而制定的严密法律程序，一朝之间就被这场野蛮、血腥的事件抛到九霄云外。尽管他从未想过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但众人的激烈言辞让他无从辩解。至少在那个时代，他被人们认为犯了亵渎神圣的谋杀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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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几年是亨利大张旗鼓地用赎罪行为弥补损失的时间。他多次前往遇害的大主教墓前朝圣并公开忏悔。在贝克特的遇害纪念日上，国王几次赤裸上身，谦卑地跪在地上，忍受得意扬扬的僧侣们的鞭笞。不过从当时的画像上看，国王所受的肉体惩罚主要是象征性的，所谓的鞭笞只不过是用桦条抽打。在痛悔和顺从的表象下，国王在为恢复国家权力做着坚韧不拔的努力。根据1172年的《阿夫朗什妥协方案》国王最终以相对较小的让步与教皇达成和解。许多对此有透彻研究的历史学家认为，亨利虽然在形式上至死也没能重新确立《克拉伦登宪章》的主要条款，但实际上却做到了。毕竟，与宪章中的某些原则相一致的观点是英格兰或其他任何强有力的、理性的民族愿意奉为法律的。毫无疑问，在亨利与他和几个儿子的斗争中，教会是站在亨利一边的。至于那四位骑士，有人说他们在圣战中获得了救赎。贝克特也没有白白做出牺牲。到宗教改革时为止，教会的宗教法庭体系一直保持着独立于王室权威的地位，以及向罗马教廷上诉的权利。这两点是贝克特据以犯上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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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震撼人心的激烈争斗进行得如此难分高下，正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在现代的某些大国中，一旦发生冲突或革命，主教和大主教会被成群地关入集中营，甚至会在温暖明亮的监狱走廊里被手枪射中颈背。我们有什么资格吹嘘自己拥有比亨利二世时代更高级的文明呢？在对精神冷漠的容忍和科学外衣的掩盖下，我们不知不觉间已经在野蛮状态中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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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特死后，亨利国王又活了足足十八年时间。1171年，他又戴上了爱尔兰的王冠。至此，整个欧洲都对亨利占据的辽阔土地艳羡不已。对他来说，这是一段无比辉煌的时期。此外，他还把自己的几个女儿分别嫁给西西里国王、卡斯蒂尔国王以及德意志最强大的诸侯、萨克森的狮心王亨利，借此与他们建立了联系。外交使者们把他的影响散播到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各城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与教皇以基督和全欧洲的名义，邀请他率军进行新的十字军东征并出任耶路撒冷之王。不可否认，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里，亨利国王在地位上已经成为仅次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第二人。当时的人们猜想，他的目标是要在意大利建立自己的王国，甚至戴上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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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亨利很清楚，他的这份荣耀完全在靠自己的一己之力苦苦支撑，脆弱而转瞬即逝。他的家庭乱得令人痛心，完全不可能将荣誉继承下去。他三个大一些的儿子已经得到了显赫的头衔：亨利领有诺曼底、曼恩和安茹；理查德得到了阿基坦；杰弗里被分封到布列塔尼。但在那些岁月里，老亨利国王至少遭受了儿子们的四次反叛。他们是典型的安吉文后代，不仅要头衔，还要权力，对自己的父王没有一丝尊重。在他们的母亲、与丈夫分居后住在普瓦提埃的埃莉诺王后挑唆下，他们于1173至1186年之间联合各种势力发动多次叛乱，每次都得到了法兰西国王的积极支持。亨利国王一直在容忍自己的几个不孝之子，但也不对他们抱有幻想。他命人画了一些画作装饰威斯敏斯特的王宫大厅，其中一幅描绘了四只雏鹰在捕食它们的母亲。最小的那只踩在母鹰脖子上，正准备啄出它的眼睛。据记载国王曾对此画做出过如下评论：“这四只小鹰就是我的四个儿子，他们从未停止过对我的迫害，甚至想把我置于死地。四人中，小儿子最受我宠爱，但将来有一天他会给我带来比几个哥哥严重、更危险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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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果然被国王言中。尽管他曾努力为自己的小儿子约翰准备与几个哥哥相等的遗产，但约翰却参与了反对父王的最后一次阴谋。1188年，长子小亨利去世，次子理查德联合法兰西的菲力国王起兵反对父王亨利。已经病入膏肓的老亨利在勒芒一战败北，被迫退守诺曼底。当他在反对者名单上看到自己宠爱多年的小儿子约翰的名字时，顿时放弃了求生的挣扎。“听天由命吧，”他喃喃地说，“耻辱，这是征杀四方的国王遭受的耻辱。”带着这种遗憾，这位坚强、暴躁、英明而孤独的人于1189年7月6日在希农与世长辞。后来，虔诚的教徒们认为亨利的凄惨结局是上帝对他伤害托马斯·贝克特大主教的额外惩罚。这就是世间权力带来的苦涩一面，也是伴随荣耀而来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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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三章 英格兰习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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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雀花王朝的君主都很粗暴，当时的社会也很躁动，不过这种躁动是活力而不是衰落的表现。回顾英格兰历史，有比亨利二世更伟大的武者国王，也有比他更机敏的外交家，然而却没人比他对法律与制度的贡献更大。他的奔放精力并没因战争、政治和狩猎而耗尽。相反，如同众多诺曼底前辈和他的儿子们一样，亨利二世具备解决管理与法律方面问题的天赋，这种天赋为他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他参加过的战斗之名早已随风飘逝，但他的威名却将与英格兰的宪法和习惯法一起永世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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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伟大的国王在位时是幸运的。威廉一世和亨利一世两位先王给英格兰创造保留了各种可供他们的继任者利用的行政制度，但当年二人却没有任何参照，不得不摸索着小心行事，他们统治下的国家也不得不慢慢适应自己的新法律和新统治者。1154年来自安茹的亨利登陆英格兰时，这个经受了二十年混乱折磨的国家已经做好了接受强力中央集权的准备。作为法国人和大半个法国的统治者，亨利二世带着远大的目光、丰富的经验实施了对英格兰的统治，期间不惜采取了某些狡诈手段。鉴于斯蒂芬统治造成的灾难性局面，亨利二世决心不但要制止贵族们的独立并且夺回从前任手里失去的利益，而且还要争取更大建树。当时，英格兰各地有众多的贵族法庭，贵族们在法庭上一言九鼎，他们实施的法律因所处地区的习俗和特点不同而多种多样。为取代这些贵族法庭，亨利二世特别设计了一套皇家法庭系统，准备在全国和全体民众中推行统一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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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政策冒着很大风险，但他的聪明才智足以让自己避免卷入正面冲突。他和当年的征服者威廉一样清楚，习惯势力的坚冰一旦被触动就会引发灾难。为解决这个难题，亨利二世采取了逐步推进的策略，巧妙地、一个接一个地改变着惯例，并且给这种改变披上颇受尊重的保守主义外衣。他一边对已有的形式表达着小心翼翼的尊重，一边计划在旧原则中注入新内容。在一部未成文的宪法中，他特意含混地规定了国王的权利，为以后扩充留下了空间。在诺曼底公爵征服英格兰前的几个世纪里，教会和国王都有意治理封建领主的混乱割据，但当时想要迅速扩大国王的司法权力是不可能的。后来亨利紧紧抓住撒克逊人关于“国王秩序”的灵活概念，将所有刑事案件都归入自己的法庭处理。这样一来，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国王的秩序，胆敢破坏者就是犯罪，触犯者的地位越高受到的惩罚就越严厉。“国王的秩序”是至高无上的，破坏者将被送上国王的法庭受审；但与此同时“国王的秩序”也是受到限制的，通常只针对那些当着国王的面，或在皇室道路、领地所犯下的罪行。国王一死，他所倡导的秩序也会随之消散，人们就又可以为所欲为了。为弥补这个缺陷，亨利二世小心谨慎、不动声色地做出规定，要求将“国王的秩序”扩大到英格兰所有地区，触犯者无论在哪里破坏了该秩序，都要被送到国王法庭受审。国王法庭有一项存在已久的权力，即接受对不公正案件审理的上诉，保护民众对自己土地的所有权。亨利最大限度利用了这项权力，将民事案件的审理权也吸引到国王法庭来。他并未大张旗鼓地炫耀自己的意图，所促成的变革也是逐渐成形而且没有经过立法程序的，起初很难被人们察觉，因此要确定某项变革发生的具体日期几乎不可能。然而亨利二世死后，有心人在回顾时会发现在老国王统治期间发生了许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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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要想在司法方面表现出保守主义者的样子，就必须保持始终如一。在他的改革方案中，强迫手段没有任何作用。他在遵守的首要原则必须是吸引而不是迫使案件到他的法庭受审。因此他需要一个诱饵，一个可以吸引诉讼人到国王法庭起诉的诱饵，那就是案件在国王手里得到的审理比在他们的领主手里更公正。于是，亨利在国王法庭为诉讼人开启了一项惊人的新制度——陪审团审案，当时的人称之为“王室的恩惠”。这个称谓既反映了陪审团制度的起源，也说明了这项制度在习惯法获利成功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亨利并不是陪审团制度的发明者，他只是让这项制度有了新用途。从根本上说，陪审团是法兰克人对英格兰司法体系做出的一大贡献。这项制度早在加洛林王朝统治法国期间就开始萌芽，而在威廉公爵征服英格兰之前，英格兰人对它尚一无所知。起初，陪审团是为了方便治理国家而建立的一个王室机构。国王有权召集人员宣誓作证，以保证任何涉及王室利益问题的真实性。征服者威廉正是通过陪审团制度的早期形式，在财产大清查时确立了国王的权威。睿智的亨利二世从中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把这个到当时为止只用于治理国家的工具移植到法庭上并加以经常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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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陪审团的权力仅限于国王，亨利据此不允许私人法庭仿效，同时还规定只有那些来到王室法官面前寻求公正的人才有资格享受这项制度。这项制度的出现无疑昭示了一个比较精明的动向。此前，民事和刑事案件都是通过起誓、神裁或决斗来裁决的。裁决时，法庭会命令当事人找一些人来发誓证明他的清白。如果这些人作假证，只有上帝才能让他们受到惩罚；或让当事人在教士监督下拿起一块烧红的铁块、吃一口面包或浸入水中。如果铁块没有灼伤他的手，或者面包卡住了他的喉咙，或者他在水中不下沉，那么依据“上帝的福佑”就可以断定，受审者是无罪的；决斗，或称战斗裁决法，是诺曼底人根据战神会助正直的人一臂之力的说法而创造的裁决法。这一方法一度在解决土地争端时非常流行，修道院和大地主于是以配合上帝的保佑为名豢养了大批职业斗士，以保护他们的财产和权利。有了上述各种裁决方法，再想用法律解决问题几乎不可能了。当进入一个更加理性的时代后，人们开始对这些古怪的方法表示出不信任，教会也在《大宪章》得到批准那一年拒绝承认苦行法的效力。于是，陪审团制度迅速流行起来。不过此时旧的裁决方法仍在苟延残喘，神裁法并没有被立即废除。如果被告愿意让上帝对自己的案件做出裁决，没人能够阻止。因此后来出现了一种可怕的做法：以死亡威胁慢慢逼迫被告接受陪审团的审判。当然，这样的做法很快就被淘汰了。直到1818年，还有一位诉讼人要求通过决斗裁决自己的案件，这让法官不知所措。此事迫使议会不得不废除了这一古老的裁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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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时代的陪审团制度与我们熟知的不同，除了形式上的区别外还有一点根本不同，即当时的陪审团团员既是证人，也是判断事实的法官。他们都是正直而诚实的好人，但选择他们做陪审团成员不是因为他们公正，而是因为他们是最可能知道实情的人。在法庭调查清楚之前对案情一无所知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当时尚远远没有形成。当时的案审过程至今不甚明了。但可以想象的是，从边远地区召唤至威斯敏斯特审案的陪审团可能因为距离遥远、路途不安而不愿意去，最终可能只有三四个人出现在法庭上。但法庭不能多等，休庭的代价是很大的。为了避免耽搁和更多的花费，当事方可能会同意启用由旁观者组成的陪审团。了解实情的少数几位陪审员首先向旁观者介绍自己知道的情况，然后全体陪审团团员做出裁决。最后，了解本地情况的陪审员不再担任陪审员，而渐渐转变为在法庭上向完全由旁观者组成的陪审团提供证据的证人。我们猜测，当时的庭审情况可能就是如此，或大致如此。渐渐地，随着作证法的发展，变化出现了。到十五世纪，新的作证程序已经形成，但旧方法依然盘桓不去。甚至到了都铎王朝统治时期，陪审团团员如果做出错误判断，还会因伪证罪而受到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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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陪审团制度已经成为英国司法公平的代名词。只要一个案子要由十二个正直的人仔细审理，当事的任何一方就不会被冤枉，这正是英国法庭采用的法律与建立在罗马法基础上的欧洲大陆法系的区别所在。就这样，“法律来源于人民”这项古老的原则在轰轰烈烈的中央集权过程中被保留下来，传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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