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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非常注意把各郡县管理者置于越来越严格的控制之下。考虑到乱世之时这个职位很容易落到强势贵族手里成为世袭之物，因此亨利国王一找到机会就委派自己的亲信把持住这些重要职位。他执政期间曾数次组织委员会调整郡县管理者的人选。法庭勒令违法者缴纳的罚金是年收入最丰厚的来源，大贵族和国王一样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拥有对领地内所有普通民众的司法裁判权，能通过各自领地内的法庭收敛巨额罚金并凭此迅速武装起一支强大的亲兵。但郡县一级法庭以及其他数百个王室法庭采纳的都是传统的撒克逊司法体系，这种经受过时间考验的体系与贵族的封建法庭制度完全背道而驰。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亨利国王为郡县法庭制订了新的章程，以便让全国上下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受到的是皇家司法体系的管辖。后来演变为法官的皇家官员会偶尔巡视，对皇家司法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他们的职权让他们经常与出身卑微的原告、罪犯和傲慢的军事贵族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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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国王便在全国范围与贵族们陷入一场争斗，以确定谁能获得最丰厚的“司法红利”。通过对各地郡县管理者的控制，亨利国王努力将他的王权和旧的撒克逊司法体系结合起来。在这个方面，他的父亲征服者威廉曾给他做出过榜样。在当年的“末日调查”10中，威廉很好地把欧洲大陆获取信息的方式（被询问者要发誓讲实话）与英格兰本地的郡县制度结合起来。如今，他的儿子为了其他目的继续并强化了这一进程，不断从宫廷之中派遣官员前往全国各地巡视，同时要求郡县法庭讯问各地声称的王室收入的完成进度，并听取国王关心的案件情况，这种做法对后来的亨利二世治国产生了深远影响，也博得了编史者的高度评价。“他是个好人，”编史者宣称。“人们对他非常敬畏。在他统治期间，没人敢伤害别人。”亨利一世因此被赞誉为“正义之狮”，这项桂冠至今无人能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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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一世统治期间，中央政府通过熟练而精细的会计工作和办事机构，以更为恰当的方式建立起国家的结构和财权。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一过程同时也令被封建政府视为基石的封建领主们愤愤不平，以至于他们与王室之间的紧张关系逐年加剧。在此期间，国王施加在所有人身上的强力统治政策反而日益成为使民众免受地方领主不公正的、反复无常压迫的“保护伞”。当然，贵族中也有令人钦佩的人物，因为诺曼底人的眼光高于以前各个时代卑鄙的掠夺和贪婪。但普遍来说，贵族们对乡野平民的压榨和盘剥都最终使自己成为“受害者”。越来越多不堪压迫的民众开始依附于国王和中央政府，国王因此得到了新的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时而亲近时而疏远，但在体验过脆弱与混乱后，总是能被强大的、公正的统治者召唤而来，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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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和金雀花王朝谱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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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诺曼底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亨利是英格兰、诺曼底和曼恩之主。1109年，他的王后生的唯一的女儿莫德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德意志国王亨利五世订立了婚约。不过，坦什布赖之战后英格兰和诺曼底的重新统一引起了法国的敌意。十二世纪初，巴黎作为法国国都的权威开始复苏，继承王位的路易六世重新开启了对法国王朝的统治。对法国安全来说，破坏盎格鲁－诺曼底国家的统一是必须做的一件事情。按规矩来说，诺曼底公爵应该是法国国王的封建属臣。因此，尽管罗伯特公爵被关押在英格兰的监狱中，但他还有个儿子。这个年轻人的存在为法国国王提供了数不胜数的干预借口，同时也让心怀不满的诺曼底贵族看到了反叛机会。由于罗伯特之子威廉·克莱托不断要求拿回自己的继承权，亨利国王在诺曼底的地位受到了威胁，因此在统治后期不得不时常插手法国北部政务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到1128年亨利去世之前，克莱托一直得到法王路易和邻近的安茹伯国的支持，安茹伯国一直反对亨利享有在曼恩的统治权。一场令人厌倦的战争就此展开，亨利国王的晚年统治被战争折磨得暗淡无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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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军事角度来说，亨利能够轻易对付法国所能投入战场的军队，但此时却发生了一场意外。对亨利来说，这场意外堪称厄运。亨利国王的王位有一个无可争议的继承人，就是他的儿子。国王在这个十七岁的儿子身上寄托了无尽的希望与信心。但不幸的是，1120年冬这位王子结束对法国的访问返回英格兰的途中，乘坐的“白舟”号皇家游艇在诺曼底海岸附近触礁。最终除一人外，游艇上所有乘客都溺水身亡。据说，王子在游艇失事后曾被救上一条小船。但为了救自己的妹妹，王子又驾船返回现场。值此生死存亡的关头，落水者心里人人平等的念头突然爆发出来，争先恐后地攀着小船的一侧向上爬，结果导致小船被压沉，只剩下两个人漂浮在水面上，一个是船上的屠夫，另一个是骑士。“王子在哪里？”骑士在起伏的浪涛中问。屠夫回答：“所有人都被淹死了！”“那么，”骑士说，“英格兰失去了一切。”说着话，骑士的双手失望地向上高伸。最终，只有屠夫一人死里逃生，并向岸上的人们讲述了经过。当时没人敢把这件事告诉国王。当亨利最后得知这个噩耗时，“他就再也没有笑过。”这场悲剧给他造成的痛苦远不止父亲失去独子那么简单，还预示着他一生为之追求的体系及其美好前景的崩塌。但眼前的麻烦是，继承权之争的幽灵又开始在英格兰出没，混乱也开始滋生。每位贵族都在城堡里权衡，谁继承王位会给自己带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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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继承王位的有两个人，每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和权利，其中之一是国王的女儿玛蒂尔达（英格兰人称其为“莫德”）。不过尽管诺曼底法典中没有萨利安法11，过惯了争吵和戎马生活的贵族们仍不能接受女人的统治；与莫德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是斯蒂芬。他是征服者威廉之女阿黛拉的儿子，在欧洲是一位无人能及的人物，在英格兰也拥有大片领地。他的哥哥放弃继承权后，他就合理合法地成为男性继承人了。通过宣誓效忠缔结联盟是封建社会存在的基础。在基督教世界里，被指责违背誓约是致命的，只有取得重大胜利才可能化解这种不利局面。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中，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和抱负做出抉择，结果之一就是分裂，彻底、全面、名正言顺地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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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身死之后因王位继承问题导致内战，亨利国王试图在自己有生之年立下所谓的“国事诏书”，准备让其女儿莫德继承王位，以填补他死去后留下的空位。莫德8岁时就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订立婚约。1125年，即“白舟”号沉没五年后，罗马皇帝驾崩，22岁的莫德在不幸成为寡妇的同时有幸成为女皇。时至今日，关于这位杰出的公主有许多记载，其中之一称赞她：“在她女子的身躯中蕴藏着男子的特性。”她的性格中有凶猛，有高傲，有严厉，还有愤世嫉俗；尽管有时会狂暴不安，但对政治的喜爱会让她控制这种情绪。她还能在任何战争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她的儿子后来成为一位伟大的英格兰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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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亨利把自己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女儿身上。他曾在两个不同场合将满腹牢骚的贵族们召集起来，让他们郑重起誓支持莫德。后来，为了加强莫德一统天下的权威，也为了保护诺曼底在自己死后不被安茹染指，亨利把莫德嫁给了安茹伯爵，借此联姻把这个法国北部最强大国家的利益与他的家族利益和英格兰王位的正常传承联结起来。在后来的世代里，英格兰人再也没有反对过女性继任为王，而且几位女王对国家的治理或许更让他们满意。但在此前，能否接受女王的统治仍存在很大分歧和争议。为了各自的利益，所有派别都在两个对立的集团中选边站队，双方的政治力量严阵以待，等候老国王的归天。在这个关键时刻，得到教会势力支持的贵族们只关心如何限制国王的权力、重新掌握对他们各自领地的控制权。他们从王族权威的裂隙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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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5年12月1日，亨利国王撒手人寰。此前，他使撒克逊人臣服于诺曼底人的统治，并带给不列颠岛三十年的和平与秩序。去世前，他满心希望女儿莫德能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让他的在天之灵感到失望的是，当时莫德正与丈夫住在安茹，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斯蒂芬。他从布卢瓦兼程赶到伦敦，要求继承王位。鉴于当时的世俗势力四分五裂，教会便成为决定性因素。这对斯蒂芬非常有利，因为他的兄弟亨利是温彻斯特的主教，在宗教会议上颇有声望。在亨利帮助下，斯蒂芬与教会达成协议，后者遂为他举行涂油仪式加冕为王。根据双方的协议，斯蒂芬继位后将放松在两代国王统治期间令贵族怨声载道的严酷的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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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威胁令斯蒂芬急于取得教会的支持，那就是格洛斯特的罗伯特。这位罗伯特是亨利一世国王的私生子，也是西部地区一位颇受爱戴的战士和强权人物，被人们普遍视为少有的公正无私的贵族之一。尽管如此，罗伯特仍不认为自己有足够的机会与莫德和斯蒂芬两位合法继承人争夺王位。因此几乎从一开始就忠心耿耿地支持同父异母的姐姐莫德，成为斯蒂芬的死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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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具备娴熟权术的君主才能保证自己从激烈纷争中继承的王位不再受到威胁。我们越是考虑政府的不足，就越应该想到它在所处时代面临的困难。斯蒂芬在自己统治初期就失去了三股重要力量的支持。除了一些得到新国王恩宠的贵族，大部分贵族都认为等到了期待已久的时机，纷纷向新王施压要求获得更多权利。新指任的民政事务官员开始疏远新国王。这些人往往通过家族纽带联系成一个整体，拥有丰富的知识，擅长处理文牍工作，还受过良好的行政管理训练。不少高级教士也对斯蒂芬心存不满，因为新国王侵犯了教会特权，把索尔兹伯里主教罗杰庞大的官僚家族全部关入监狱，理由是怀疑罗杰叛变。然而他没想到，这样做的结果是招致了大部分教会势力的反对。总之，在斯蒂芬统治下，社会的高、中、低所有阶层均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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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们终于醒悟，”《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写道，斯蒂芬国王“温和、软弱、善良但做不到公平公正。于是他们做出了各种可怕的事情。他们曾向国王表示尊重并发誓效忠于他，但最终却言而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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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英格兰已经衰败，苏格兰国王大卫领兵越过边境，要求对方割让诺森伯利亚。大卫的无理要求遭到约克大主教的反击。在英格兰北方各郡民众支持下，大主教打起“约克的圣彼得”、“贝利弗的圣约翰”以及“里彭的圣威尔弗雷德”三杆大旗，在诺思阿勒尔顿苦战大卫，最终杀死并驱逐了大批入侵者，史称“圣旗之战”。然而，约克大主教的胜利并没有令心怀不满者畏难而退，相反却成为内战的前奏。1139年，终于从法兰西事务中脱身的莫德来到英格兰，要求兑现自己对王位的继承权。正如当初斯蒂芬所做的，她首先从教会那里争取到了举足轻重的支持。曾为亨利国王管理国家的官员们早已因斯蒂芬对贵族们的软弱而气愤不已，转而投向敌对阵营。1141年，一场反对斯蒂芬统治的大规模叛乱爆发了，斯蒂芬国王在林肯之战中战败被擒。至此，连他的兄弟、原先的主要支持者、温彻斯特主教亨利也投入莫德的阵营。尽管莫德没有加冕，但仍对英格兰实施了将近一年的实际统治。然而伦敦人在经过试探、观察后，得出了她比斯蒂芬更讨厌的结论。于是他们再次愤怒地揭竿而起，把莫德赶出首都。尽管莫德顽强地坚持战斗，但英格兰社会再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压力，不列颠岛就此陷入混乱的内战状态。此后六年，法治与和平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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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反抗国王集权政策的斗争在内战中第一次取得了胜利。面对强大的对手，斯蒂芬再也无法维护国王的权利，王室的年收入日渐减少，对行政权力的控制也越来越松懈。不少行政机构在此次争斗中被暂时搁置起来。贵族们得以重新夺回法律裁判权，他们的城堡令民众惶恐不安。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似乎将来自诺曼底国王们的事业毁于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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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东部沼泽地带在这段时期的混乱中遭到的破坏尤为严重。彼得伯勒的一位僧侣在《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忧郁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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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有权势的人都建起了自己的城堡并据以对抗国王……邪恶之人在城堡建成之日入住其中，不分昼夜地出去搜捕他们认为拥有财产的男女，抢走他们的金银财宝后并把他们扔进监狱，用不可言状的酷刑折磨他们……数以千计的人因饥饿而死亡。我简直无法描述权贵们对这片土地上的可怜百姓施加的恐怖行为和折磨。苦难日子从未中断，使斯蒂芬在位的19年犹如寒冬，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酷。权贵们时常向各村庄摊派被称为“坦瑟利”的苛捐杂税。穷苦人交不起时，他们就把整个村庄烧掠一空。那个时候，走一整天都看不到哪个村庄里有人影、看不到有人在田地里劳作是常有的事。玉米、肉类、奶酪和黄油价格昂贵，因为它们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绝迹了。昔日的有钱人也落魄到寻求救助的地步；可怜的贫苦百姓不是被活活饿死，就是背井离乡逃出这片土地……田地已经在混乱动荡中彻底荒芜了，人们不管在哪里耕种都长不出玉米。他们说，基督耶稣和他的圣徒们都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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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编史者，一位温彻斯特的僧侣也用同样的笔触记录了他所经历的英格兰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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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故土的热爱都变成了憎恨和心酸，不得不迁往更遥远的地区。还有一些人怀揣得到保护的企望在教堂周围结庐而居，于恐惧和苦闷中度过余生。有人饥不择食，开始吃以前从未吃过而且禁止食用的狗肉和马肉；也有人靠吞吃没有洗过也没有烹煮过的野菜和草根充饥。每个郡县都能找到因饥饿而日渐瘦弱甚至成群地死去的人，幸存者则被迫携妻挈子，踏上凄楚的背井离乡之路。你可以看到昔日著名的村庄如今空无一人，因为那里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离开了。（1143年）秋天来临时，地里等待收割的庄稼却无人问津，因为种田人已经在饥荒和随之而来的瘟疫中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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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恐怖的描述也许并不适用于英格兰全国。在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战斗是在局部地区零星进行的，承受灾难最重的只是中南部的几个郡县。尽管如此，这次动乱仍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苦痛。他们由此意识到强大的君主制对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是多么的重要。斯蒂芬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动荡，是解释君主专制必要性的最好理由。人们开始怀念亨利一世卓有成效的治国手段。不过，一位比亨利更伟大的人物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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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年，格罗斯特的罗伯特去世，莫德一方的领导权落在她的儿子身上。亨利·金雀花是为执掌帝国而生的。他的祖父富尔克已经将安吉文、安茹、都兰和曼恩合并为法兰西境内无人能敌的公国，所拥有的财力远非诺曼底可比。1143年富尔克去世，当时他还是耶路撒冷之王，他的两个儿子继承了这个摇摇欲坠的王位。第三个儿子杰弗里则继承了他在法国的属地。后来，杰弗里与莫德成婚，诺曼底和安吉文的土地顺势合并在一起。1133年，二人的儿子刚一出生就被称为“万众之王”，不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更愿意称其为“亨利·弗兹·安布洛西”，即“皇后之子”。后来，“皇后之子”把本家族的金雀花徽章载入英格兰史册，创造了被后世称为“金雀花王朝”的伟大朝代。他的身上集合了这个家族所有的才干和能量，却没有一丝冲动易怒和残暴无情。据说，安茹家族的易怒和残暴并非来自人间，而是与魔鬼撒旦串通一气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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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7年，还不满15岁的亨利就踏上英格兰的土地，为夺回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而战。然而，他和他的一小群追随者被斯蒂芬的军队打得大败，不得不逃回诺曼底避难。第二年，莫德女皇放弃了自己微薄的成功希望，来到诺曼底公国与儿子会合。在剩下的十九年生命时光里，她再也没有踏上过英格兰的土地。那时，她将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宗教活动，这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亨利取得胜利后，重新出山摄政的她在诺曼底和安吉文世袭领地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当年她在英格兰争夺王位时，常常被指责傲慢自大，但到晚年却成为儿子亨利身边一名睿智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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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9年，亨利再次谋划进攻英格兰，但替他发动攻势的苏格兰国王和切斯特伯爵一无所获。接下来的几年相对平静，不过斯蒂芬国王的日子仍不好过。与此同时，海峡对岸的亨利却春风得意，先于1150年被父母授予诺曼底公爵的封号；再于次年其父去世后继承了安茹、都兰和曼恩的伯爵封号。尽管按照当时的法律，他已经拥有了法兰西的大部分土地，但还常常以正式身份前往巴黎，拜谒并向法兰西国王示好。毕竟，法兰西国王还是他名义上的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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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法王路易七世堪称法国版的忏悔者爱德华，对基督教律条无比虔诚，所有白天时间都用在做礼拜上，晚上则进行祷告或忏悔。离开自己的专属教堂时，他会让地位最卑微的人先走，因此常常等得满朝文武急不可耐。然而，这些虔诚而模范的习惯并没有让路易赢得王后的欢心。阿基坦的埃莉诺本是一位大权在握的公主，骨子里有南方人的热情奔放，常常抱怨自己“嫁了一个僧侣而不是一位国王”。于是，当细腰宽肩、容光焕发、谈吐活泼、活力十足的年轻人亨利以她丈夫最优秀的属臣身份突然出现时，埃莉诺立即定下决心。对高级封建主的意志，教皇历来是迎合的。1152年，埃莉诺得以与路易七世离婚，理由是近亲不宜结婚。然而令法兰西宫廷和一心祈祷的国王惊讶的是，仅仅过了两个月，埃莉诺就宣布与亨利结婚，后者因此从法兰西王室手中夺走了一半的土地。情感与政治前所未有地轻易融合在一起。这场婚姻成为那个时代最轰动的政治事件之一。亨利后来承认自己早有预谋，但与埃莉诺大胆的行为仍然赢得了全欧洲的敬佩。当时他刚刚十九岁，而她已经三十岁。婚后的二人把他们辽阔的领土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来者。人们给予路易七世精神上的安慰，但治理国家的难题却让这些安慰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