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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与埃莉诺这对王室伉俪面对的，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战争。普瓦提埃、圣东尼、佩理戈尔、利穆赞、昂古穆瓦和加斯科涅加入诺曼底和安茹的版图，此外二人还获得的对奥弗涅和图卢兹的宗主权，这让封建基督教世界感到无比震惊。那么多由于长期仇怨或利益纷争而水火不容的民族和国家，现在却突然因为一场爱情阴谋而热血地联结在一起，形成高度的权力集中，几乎所有人都对此摇头不已。四面八方的君主开始群起反对这两个暴发户。法兰西国王当然首当其冲，然后是英格兰国王斯蒂芬。后者虽然没有能力横渡英吉利海峡插手此事，但也对亨利的诺曼底爵位发难。加入他们的还有香槟伯爵、佩哈什伯爵和亨利的兄弟杰弗里。这些人理直气壮地同时向亨利兴师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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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与埃莉诺婚后一个月，仇敌们就齐聚诺曼底。但年轻的亨利公爵轻而易举地击溃了他们，诺曼底军队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二十岁前，亨利彻底肃清了诺曼底的反叛，平定了安茹的局势。英格兰理所当然地成为他的下一个目标。1153年，亨利以勇士形象登陆英格兰，当地饱受内战之苦的人们立即向他表示全身心的支持。默林12曾预言一位救世主即将到来，亨利的血管里不就流淌着征服者威廉的血脉吗？通过其外祖母、亨利一世之妻玛蒂尔达向上溯源，他还是毋庸置疑的盎格鲁－撒克逊王族的后裔。念及于此，饱受折磨的英格兰民众顿时对亨利寄托了强烈的希望。当他登陆后跪在遇到的第一座教堂中，“以军人的姿态祈求获得一席之地”时，教士们用这样的话语表达了整个国家的愿望：“看啊，我们的君主和统治者来了，王国就在他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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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是接踵而来的战争，上帝助了亨利一臂之力。在马姆斯伯里，天上降下的冰雹砸得敌人睁不开眼；在沃林福德，还没有开战斯蒂芬国王就从马上掉落了三次。而魅力四射、令人胆寒、无往不胜的年轻勇士亨利，不仅手中掌握着利剑，而且还拥有统治英格兰的合法理由。然而，英格兰的贵族们既不希望斯蒂芬获胜，也不愿意亨利打赢，他们认为僵持局面对他们最有利。国王越软弱，贵族就越强势。于是，斯蒂芬与亨利于1153年在温彻斯特签订一项协议。根据协议，斯蒂芬收亨利为养子，并指定其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在处理国王事务时，我将征求诺曼底公爵的意见，”斯蒂芬说。“但在英格兰全国，不管是公爵还是我控制的地区，我都将实施王室法律。”在得到这些条件后，亨利向斯蒂芬表示效忠并正式臣服。一年后，斯蒂芬去世，亨利顺势戴上了英格兰的王冠。此时，他得到了自阿尔弗雷德大帝后任何英格兰君主都没能得到的欢呼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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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二章 亨利·金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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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的即位开创了英格兰历史上一个影响最为深远的王朝。新君主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正如其臣民夸耀的那样，他的命令可以通达“从北冰洋到比利牛斯山”的广大地区。对他来说，英格兰只相当于一个省份。这个省份虽然不那么受人瞩目，但却十分忠诚。就像在威廉·奥朗治13统治时期那样，亨利二世对英格兰实施了有效的外部控制，大大促进了国家的统一，英格兰人和诺曼底人都承认他是两个民族和整个国家的统治者。英格兰人记忆深处的黑斯廷斯战败之耻因他而淡化，在一场充斥着烧杀抢掠的内战之后，贵族们在他的命令面前变得俯首帖耳。就这样，尽管亨利二世是一位不懂英语、不懂英格兰习惯的法国人，但却塑造了我们国家的雏形，其轮廓至今仍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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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来，英格兰一直是侵略军的驻扎之所，吵闹不休的军官及其后代相争的战场，而今，英格兰终于在基督教以及透露着古罗马气息的拉丁文化基础上成为永久的统一王国。亨利·金雀花首先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通过某种手段拉拢在一起，随后又重建了他的外祖父亨利一世时代尚未发展成熟的王室行政机构，在财政机构和司法机构支撑下重新铺垫了中央权力的基础，由此形成的体制最终取代了征服者威廉时期确立的封建制度。亨利国王重拾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王权下实行郡、市自治的传统并对此非常重视；他建立了“巡回审判”制度并使之固定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今天世界各地的英语民族接受的是英国习惯法而不是罗马法的管理也是他的功劳。他颁布了《克拉伦登宪章》，试图确立教会与国家的关系，强迫教会表现出世俗的一面，服从国家的生活和法律。不过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后，他不得不放弃了最后这种努力，将难题留给几个世纪后的亨利八世国王。那时的亨利八世捣毁了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神殿14，算是为他的前辈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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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非凡、一度引人艳羡的亨利二世国王曾流传下来的形象生动而粗犷：身材魁梧，脖子粗壮，臂膀有力，双手粗糙；经常骑马形成了罗圈腿；又圆又大的脑袋上红发密布，脸上到处都是雀斑，声音沙哑而刺耳。他除了对打猎有浓厚的兴趣，还有一些让教会摇头、王后埃莉诺生气的癖好。不讲究衣食，整天只知道考虑国务，经常旅行而且情绪变化多端。据说他在危急时刻总是能保持平和、冷静，但压力减轻后就会变得暴躁起来。“他对死去的士兵比对幸存者更加亲切，对战死沙场者表现出来的悲痛远远超过对活下来的人表现出来的抚慰。”他常在自己的多处属地匆匆而行。上一刻人们还以为他在法国南部，但下一刻却突然在英格兰发现他的身影。每次巡视各省，他都要带上几辆运货马车，里面满满装着相当于今天办公室文件的卷册，后面则跟着气喘吁吁的臣属和随从。有时，他本定下起早出发，但自己却一直睡到中午，装载得满满的车辆和马匹只好就那么等着；还有时他会比预定时间提前好几个小时出发，弄得大家为了跟上节奏而手忙脚乱。就像他的另外那些更大的领地一样，英格兰也被新国王不知疲倦地关注激励着、塑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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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位十二世纪的君主贪求过人、喜爱炫耀，容易记仇并时常耍些阴谋诡计，但他并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一位神选君王，与坎特伯雷大主教一起享受着臣民的忠心，二人号称“拉动英格兰这部犁的两头强壮耕牛”。自责和懊悔时常折磨着国王，他常常待在祈祷室里，祈求使自己免遭天谴，并希望在阴间获得更大的王国，期盼在阴世能像在阳间这样享受所有的欢愉。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神经质的，一会儿情绪激昂，一会儿又谦卑低劣。这位君主并不与世隔绝。因为那个时代的国王就像现代的美国总统一样，任何阶层的人都可以接近。民众可以随时跑到他身边，或者办正事，或者传递消息，或者讲讲闲话，或者发表发表看法，或者抱怨抱怨。贵族和臣子们可以当着国王的面高谈阔论，起着重要监督作用的弄臣则拥有惩罚一切不公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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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没有人比亨利二世的生活更丰富多彩，或者说，没有人品味过比亨利二世更多的胜利与悲伤混合的五味杂陈之酒。亨利四十二岁时与已经年过五十的埃莉诺关系破裂，有人传说他爱上了“仙女般的罗莎蒙德”。这位出身上流社会的少女美貌超凡脱俗，但她与国王之间的私情却最终暴露。在伍德斯托克，埃莉诺王后从一根丝线入手发现了二人刻意隐瞒的秘密，遂让自己的情敌在匕首和毒药之间做出选择。这段浪漫的悲剧被后来的几代人津津乐道，一些别有用心的研究者却有意无意地将其淡化。不过，任何名副其实的历史著作都应该为它保留应有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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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了斯蒂芬四分五裂、麻烦缠身的权力的，就是这样一个男人。早在登上英格兰王位前，他就为保卫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属地打了第一仗。自百年前强大的诺曼底政权在法兰西西北部崛起后，法王就没有停止过与企图削弱中央政府的公国和伯国的斗争。在形式和法律上，诺曼底公爵、阿基坦公爵、布列塔尼公爵、安茹伯爵、图卢兹伯爵、佛兰德斯伯爵和布伦伯爵都是法兰西国王的封臣，但他们与其他一大批封建大地主一样，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独立的统治权，而且在法王王权衰落时几乎多次达到目的。黑斯廷斯之战后，法王最强大的臣属诺曼底公爵登上了英格兰国王的宝座，这已经让法兰西有了危机感，而1154年亨利二世戴上英格兰王冠则让法王感受到了更大的威胁。在那之前，法王一直通过挑动强势封臣互相争斗的手段缓解政治上的压力，这才有了安茹伯国和诺曼底公国十一世纪时的冲突。看到强敌之间的互不相让，法兰西国王曾窃喜不已。但亨利二世却一夜之间成为英格兰国王、诺曼底公爵以及阿基坦、布列尼、普瓦提埃、安茹、曼恩和基耶纳的统治者，控制的土地从索姆河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占去了法兰西的一大半领土，封建领主之间的力量平衡就此被危险地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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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七世国王现在发现自己面临的不再是十几个互相嫉妒、各自为战的公国，而是一个统一的、实力远超自己的庞大帝国，是他所不能对付的。埃莉诺和他离婚加入敌方阵营并与敌人联姻之后，路易七世已经饱尝了不可弥补的失落。埃莉诺为亨利生了儿子，但为自己生的却全是女儿，更让路易心气不顺。不过，法兰西国王还是有些优势的。他的有生之年都在与金雀花王朝为敌，而且经过近四个世纪的斗争，欧洲的胜利果实最终落到了他手里。在地图上，安吉文帝国（指金雀花王朝）的庞大确实令人咋舌，但实际并非如此。它只是一个因一场婚姻联结在一起的松散的诸侯国联盟，并不同心协力。亨利本人及其重臣在英吉利海峡两边都拥有土地这一事实，是英格兰和它的欧陆帝国之间唯一的纽带。它们没有哪怕作为幌子的中央政府，没有统一的行政管理机构或习惯法，也没有共同的利益或耿耿的忠心。尽管路易七世在与大胆而积极的亨利斗争时貌似处于弱势，但法国王权却在争斗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巩固，到路易离位时，甚至比当初他即位时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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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的主要策略很简单。亨利在继承辽阔土地的同时还继承了那些土地上所有封建势力的不满。看到这一点的路易虽然已经不能再挑拨安茹反对诺曼底，但却可以鼓动安茹和诺曼底当地的仇敌厮杀不休，以此削弱原则上本应是他臣属的封建主的势力。家族之间的嫌隙也成为可供路易利用的有效工具。在亨利二世统治后期，路易七世及其足智多谋、才干出众的继承者菲力·奥古斯都利用了亨利之子们的急躁、狂暴和自大，挑动他们起来反对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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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禁要问，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影响英格兰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的呢？普通民众对遥远的土地上进行的一系列贵族之间的仇恨争斗，以及外族统治阶层内的冲突并不感兴趣，认为那些与自己无关。但实际上，这些争斗和冲突已经成为压在他们一生中的重担。他们将最勇敢、最优秀的子孙派遣到卢瓦尔河边的沼泽里或法国南部阳光炙烤的群山中，为追求英格兰统治法国土地的梦想而战斗、牺牲。在随后的二百年间，英格兰人在克莱西、普瓦提埃和阿金库尔取得过胜利，也在追随“黑王子”15奔向利摩日的可怕行军中遭受过饥饿的折磨；法国肥沃的土地因长年的战争变成了荒漠，最有用的牲畜也在饥渴中倒毙。纵观整个中世纪，战争成为英格兰与法国无休无止的主题，其影响深入到英格兰的各个角落，英格兰的社会面貌和制度为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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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与他的旧友兼重臣、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的矛盾最能让我们看清十二世纪英国的政治形态。我们必须认识到二人这场冲突的严重性。在封建基督教世界，尽管军事国家要在精神领域向教会俯首，但他们从未想过要将世俗权力转交给后者。不过，出于对死后入地狱的担心，即使最顽强的贵族也经常会把自己的遗产捐赠给教会，教会因此变得越来越财大气粗，成为世俗社会中势力最大的地主和富豪。在这场犹如戏剧的过程中，罗马教廷充分利用了所有贵族心中的迷信观点并获得巨大的利益，世俗的国家权力因此不断受到挑战。教义的问题很好解决，但如果一个国家内有两股相互冲突的势力，而每股势力又对有限的国家资源拥有举足轻重的支配权，那么这个国家的治理该怎么进行下去呢？这种矛盾不仅限于英格兰，它是当时存在于整个欧洲社会的一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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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征服者威廉统治时期，英格兰通过老练的手段和适当的让步避免了政教分裂。当年在兰弗朗克16大主教领导下，英格兰教会曾与国王通力合作、相互支撑，平定了贵族的反叛和平民的骚扰。但现在站在宗教金字塔顶端的，是另一位伟大的人物，托马斯·贝克特。贝克特不仅与国王有旧交，而且一直担任他的首席大臣，或如兰克17首先描述的，“用一个比较相近的说法，是国王最信得过的内阁部长。”在内政和外交事务上，贝克特对国王忠心耿耿、殚精竭虑。他重新整顿了兵役，免除税制度，允许当事人通过交纳货币的方式减免兵役，是一项撼动封建体系核心的制度。他还在获得布列塔尼公国的过程中出尽力气。因此，国王认为贝克特是与自己勠力同心的人，不仅是臣属，还是忠诚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国王的直接影响和亲身努力下，贝克特最终被推举为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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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贝克特所有的才能和动力都驱使他在另外的道路上飞奔。八月的某个夜晚，亨利五世曾被某种神秘力量推动，从一个只知整日嬉戏的王子转变为英雄的国王。同样事情也出现在贝克特身上。众所公认，他的私生活一直都虔诚而又中规中矩。此前他插手政务，并不甘心做国王身边默默无闻的人物，因此作为朝臣和诸侯的时候比其他任何人都讲究排场和架子，经常出入当时的奢华盛会。不过现在他却有意收敛，试图以极度简朴的表现为自己博取圣人的名声和荣耀。他把在政界助其飞黄腾达的手段和野心移植到宗教界来，也同样取得了成功。现在，身为大主教的他支持教会全面反对王权，并假借天主教的普世思想和教皇的权威为其咄咄逼人的做法做掩护。要知道，这两个砝码在当时的影响远远超出英格兰的国界，遍布整个欧洲，甚至波及那些最神秘、最庄严的地方。在欧洲大陆旅行并与法国和意大利的宗教界要人秘密会晤后，贝克特回到英格兰，暗自下定决心，要让教会统治集团独立于国王代表的世俗权力之外。这个决心终于开启了兰弗朗克穷其一生试图避免的冲突。此时，英格兰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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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已经隐隐约约地有了那种很久以后伊丽莎白时代改革者们试图重温的那种理论，即王位神授，国王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还是教会的保护者和指引者。然而在十一世纪，1073年成为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的希尔德布兰德及其继任者们则力主复兴教皇权威，罗马方面于是开始提出与“国王是教俗两界的双重首脑”这一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的要求。“格里高利运动”认为，教会的管理权应该在教皇监督下由教士掌握。根据这个观点，国王仅仅是一介凡人，听命于教会统治集团是其唯一的宗教职能。教会是独立于俗世国家的团体，享有自己的属民和法律。到亨利二世统治时期，主教不仅是精神领域的高级官员，而且是世俗社会中的大地主，拥有相当于伯爵的权势。他们可以调动军队作战，还可以剥夺敌人的教籍，哪怕这个敌人是国王的朋友也不行。那么，主教由谁来任命呢？并且，任命之后如果教皇和国王的指令相互矛盾，他又该听谁的呢？如果国王和大臣们制定了与教规相抵触的法律，又该服从哪一方的管理呢？于是，世俗王国与宗教教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焦点就是谁拥有主教的授职权力。亨利二世与贝克特之间的冲突就是上述斗争在英格兰岛屿上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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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说亨利二世与贝克特的争斗是为了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二人的分歧主要集中在治理国家的具体方式而不是立国的根本原则上。国王对教会干预国务的要求很不满；但在中世纪，尽管国王们都希望能限制教会的影响，但没有谁敢于公开向教会发出挑战，更没人敢与教会彻底决裂，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直到十六世纪，才终于有一位与教皇发生冲突的英格兰国王勇敢地否定了罗马教廷的权威，并毫不掩饰地宣称国家权威即使在宗教事务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而在此之前的十二世纪，国王们面对教会唯一能做的就是让步和折中，无奈后者并不买账。那时候，每个国家都在发生着教会向世俗政权挑战的事情，致使后者应接不暇。在中欧国家，王权和教权的斗争往往以两败俱伤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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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征服者威廉及其忠实的大主教兰弗朗克统治以来，英格兰的教会和贵族一样收获了很大权力。困境中的斯蒂芬国王被迫向教会全面让步，使教会的政治影响达到顶点。在亨利看来，这些让步已经危及了自己的王权，于是他开始策划夺回失地，第一步就是1162年任命自己深信的臣属贝克特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本以为凭借此举可以收获主教们对其改革默许，但实际上只是为教会选择了一位魄力过人而又坚定无比的领袖。可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也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没有发现贝克特在态度上的不祥变化，并随后迈出了第二步，即于1164年颁布《克拉伦登宪章》。亨利在宪章中信誓旦旦地声称，他将重新恢复斯蒂芬的混乱统治时期之前的英格兰惯例，将废除三十年前斯蒂芬向教会妥协后达成的协议。贝克特对亨利的话表示反对。他认为斯蒂芬当初的让步对教会来说是“不可逆转的收获”，决不能得而复失。他宣布，《克拉伦登宪章》并不能确定教会与国王之间的关系。1164年10月，当贝克特奉诏前往大议会解释自己的行为时，他傲慢地拒绝承认国王的权威，将自己置于教皇与上帝寻护佑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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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贝克特打破了一向被英格兰王国认为至关重要的政教统一局面，挥舞宗教武器向国王宣战。最终，顽固反对王权的贝克特不得不跑到欧洲大陆避难。在那里，德国和意大利正被同样的斗争所困扰。这场激烈的斗争持续了整整六年，英格兰统治阶层的思想为之动摇。在此期间，坎特伯雷大主教贝克特一直流亡法国，直到1170年才在都兰的弗烈特瓦尔与国王达成了表面上的和解。至此，双方似乎都在原则上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国王不再坚持要求自己的权利和惯例，也没有要求大主教发誓效忠，反而给予贝克特安全返回英格兰并完全控制自己的主教管区的承诺。1170年夏天，国王与大主教在法国查蒙特最后一次会面，“陛下，”贝克特在会面结束时说。“我以为自我离您而去之时起，您就再也不愿意在有生之年见我了。”国王问：“你是否认为我是叛徒呢？”大主教回答：“您根本不是，陛下。”回到坎特伯雷后，贝克特决心从教皇手里争取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革除闲杂教徒，整饬手下教职人员的纪律。他写道，“诸侯越是强大，就需要用坚硬的棍子和无情的铁链约束他们，让他们安分守己。”他还说，“我要回到英格兰，但对前方是和平还是毁灭一无所知。上帝将为我的命运做好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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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亨利决定借贝克特不在英格兰的机会为自己的儿子小亨利加冕，以保证他顺利继承王位。加冕仪式在约克大主教及其他教士的协助下举行。贝克特听说此事后极度不满，认为自己宝贵的宗教权力受到了侵犯。在弗烈特瓦尔协议达成后，尽管亨利国王认为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但贝克特却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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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多年后的贝克特回乡之时受到了出乎意料的欢迎。在坎特伯雷，修道士们像迎接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迎接了他的回归。贝克特在布道时说：“我是来与你们同死的。”紧接着他又说：“这个教堂里有不少人愿意以身殉教，上帝不久后将增加他们的人数。”他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伦敦街头走过，向满怀祈求与兴奋不已的人们散发施舍物。随后，他马不停蹄地将那些参加小亨利加冕仪式的教士们革除出教。这些倒霉的神父和高级教士们只能成群结队地跑去诺曼底见国王，指责贝克特的所作所为不仅是教会的挑战，而且可被视为赤裸裸的反叛和篡权。他们说，大主教已经准备好“将王冠从小国王的头上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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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性情暴躁的亨利·金雀花，聆听了被开除者们的讲述后勃然大怒，向簇拥在身边的骑士和贵族叫嚷道：“真是一群傻瓜和懦夫！我养活了你们，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为我教训这个不安分的教士！”（另一种说法是“教训这个暴发户式的官吏”。）随后，国王立即召集会议，商讨重振王权的办法。与会的大多数人表现得与国王一样愤怒，但他们却坚持审慎行事，认为在狂热而好斗的社会里，压力已经无处不在。如果王室再与教会发生冲突，英格兰王国是不可能承受得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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