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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祖母埃莉诺只带着很少的卫兵住在普瓦提埃的米尔波城堡后，亚瑟就带兵包围了那里，猛攻那里的外围工事，准备把身贵位重且心怀敌意的老太后扣为人质。紧要关头，埃莉诺设法将口信传递给正在勒芒的约翰。她的儿子率大军在四十八小时内奔袭八十英里，于黎明时分打了亚瑟和围困城堡的军队一个措手不及，并像他宣称的那样，“在上帝保佑下”好运爆棚，一举擒获亚瑟及其所有的支持者，其中包括休·卢西格南、一些叛乱的贵族以及两百多位骑士，埃莉诺老太后得以摆脱险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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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后的亚瑟先是关在法莱斯，后又转移到鲁昂，没人会怀疑他的生命正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即使那些仍然忠诚于约翰的布列塔尼贵族也在要求释放亚瑟王子。要求被拒绝后，贵族们遂发动了叛乱。约翰认为，只要亚瑟活着，自己就不会有安稳之日。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法王曾利用亚瑟为棋子在约翰的法兰西各省挑拨离间。如果放在比约翰更有头脑的人身上，也许会考虑杀死亚瑟会引起一场浩劫的可能性。但对约翰来说，亚瑟毕竟是一名俘虏，而且是在围困自己祖母时被擒获的，那位在国务问题上哪怕受到一点点挑衅都会暴起杀人的国王是不会在乎杀死他的，更何况他还犯下了如此大逆不道的罪行。事实上，没人知道亚瑟的下场究竟如何。发生在鲁昂的这场悲剧一直笼罩着一层看不透的面纱。负责守卫鲁昂要塞的军官休伯特·德·伯格（此人详情留待后谈）透露说，根据国王的命令，他已经于1203年复活节把亚瑟交到国王派来的官员手里。后者准备对他实施阉割时，他竟被吓死了。这个说法当然无法安抚布列塔尼及其他地方人们的不满情绪。休伯特于是又宣称，亚瑟仍然活着，约翰也称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命令没有被执行。不管他们说的是真是假，反正后来谁也没见过亚瑟。约翰命人杀害了他，这个说法不管当时还是后来都没有争议，有争议的是临死前他的身体是否遭到残害，或他的眼睛是否被弄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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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上至豪门贵族下至平头百姓都常常会因个人恩怨或国家政策被随意处死。但作为国王竟然处死了一个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这让全世界更加深了对约翰已有的坏印象。更糟糕的是，这场令人憎恨的罪行不仅没能阻止，反而加速了诺曼底的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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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瑟的消失并没能给约翰带来意想中的好处。对法王菲力·奥古斯都来说，亚瑟只是一件工具，工具的消失不会影响其预定目标。先王理查德曾唤起并利用过民众的忠诚让法王的主意落空，但显然新国王约翰无法做到这一点。很快，叛乱就在布列塔尼和安吉文帝国的中部省份发生，菲力国王刻意交好这几个省份，并于1203年复活节沿卢瓦尔河而顺流而下来到索米尔。此前，约翰在欧洲大陆上的南北领地之间已经被深深地钉入子一根楔子。包围诺曼底这座安吉文王朝的堡垒后，菲力国王准备一举攻而占之。意识到危险的约翰倾尽财力加强防务，从军事角度来说事情还未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然而到1203年底，约翰却在发动了一系列残酷而收效甚微的出击后主动地撤出诺曼底，当菲力国王在诺曼底中部攻下一座座堡垒要塞后，约翰的神经崩溃了。如果约翰选择不撤离，而是再从英格兰征调一些给养，也许就会永久性地保住这块公爵领地。当时的诺曼底人很愿意找些理由投降，于是英格兰人对他们的漠不关心就成了个合适的借口。1204年3月，理查德国王“可爱的孩子”、令人生畏的白色坚固城堡陷落，通往鲁昂的大门被打开了。三个月后，都城被攻占的诺曼底最终落入法国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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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最鼎盛时期，安吉文王朝也没有实现过真正的统一，而且法国人还占据着天时地利的优势，因此英格兰完全不必为诺曼底的丢失而流泪。事实上，这块领地的丢失对英国人来说还是一件幸事。因为不列颠岛自此摆脱了一个危险而沉重的负担和纠葛，而且英格兰的外族统治阶层自此再没有来自英格兰之外的利益牵挂，可以心无旁骛地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岛内事务上。然而，约翰时代的人并没有想通这些。他们的眼里只看到了令人羞耻的灾难性溃败，早已不被民众信任且与贵族不和的国王因此饱受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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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在重建秩序和建立有效的中央行政系统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他的后人留下了新的难题。他建立的强势机构需要后人慎之又慎地加以管理；他重建的秩序是以削弱特权为代价；他采取的财政措施虽然很有创新，但却过分激烈。总之，他的所作所为在许多方面都侵犯了封建社会的习俗。不过，亨利二世的这些举措确实为人们所接受，原因之一是他手段高明，另一个原因是社会在无政府状态之后的自然反应。理查德一世虽然也放任行政官对英格兰进行治理，其严格的管理和独出心裁的财政措施让很多人愤恨不已，但最终的报复之火只落到行政官头上，与国王无关。因为他们的国王被十字军战士的圣光所笼罩，而且很幸运地常年远离王位。到了约翰这一代，是应该做好直面冲击的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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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威廉·卢弗斯一样，约翰并没有对父亲留下来的制度善加利用。尽管理查德统治时期所征收的免除兵役税尚有许多未收上来的欠款，但与法王菲力·奥古斯都开战需要更多的钱。而此时，约翰手下的贵族之间出现了分歧。与那些诺曼底封臣不同，英格兰贵族中很少有家族在海峡两岸都拥有领地，因此他们很不愿意出国作战，理查德国王在位时就碰到不少这种情况。这样一来，在交纳更多免除兵役税和海外作战问题上的争议，就直接导致了贵族们的躁动不安。与此同时，约翰经常滥用自己的封建特权，也招致了贵族们的激烈反抗。随着英格兰社会的不断发展，阶级利益已经得到了清晰的界定。许多贵族不再把事君尽礼看作臣属应尽的义务，而是当成向国王和国家施加影响的机会。教会自成一体的感觉逐渐在教士们中间增加着，这种整体感同样也出现在自治市身上。约翰的新中央政府需要所有这些阶层的支持，但他却宁愿施展王权中更冷血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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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在1205年时到来了。诺曼底丢失后，约翰赖以在欧洲大陆维持地位的母后埃莉诺也去世了。紧接着死去的是掌控国家治理机器长达十年之久的休伯特·沃尔特。他的谏言曾倍受约翰重视，他也曾受命治理国家。但现在却再也没有这样一个人了。核心人物的连续辞世也让另一个棘手问题抬头，即谁有权选择坎特伯雷大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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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罗马教皇宝座上坐着的是英诺森三世。他是中世纪最伟大的教皇之一，颇具政治才能和外交手段，雄心勃勃地想把教会在世俗世界的权力推向最高点。约翰与坎特伯雷的教士们在大主教人选问题上的争执让英诺森看到了久久等候的机会。他准备藉此在英格兰行使教皇的权威。1206年12月，英诺森否决了国王和坎特伯雷教士提出的大主教人选，转而在罗马庄严隆重地推出斯蒂芬·兰顿。约翰国王本以为自己对罗马教廷拥有足够的影响力，足以保证自己提出的候选人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因而轻率地提前承认了教皇决定的有效性。当他得知英诺森居然狡猾地推出了第三人选并扶其上位后，心中燃起的熊熊怒火不难想象，但此时已覆水难收。斯蒂芬·兰顿是一位品格高尚的英格兰红衣主教，还是一位毕业于巴黎学校的著名博士。盛怒之下，约翰国王没有衡量对手的力量就向教会发动了不流血的战争。英诺森三世和斯蒂芬·兰顿都未在威逼恫吓下屈服。在那个崇尚信仰的年代，二人掌握着比世俗社会的君主更有威力的武器。当约翰开始迫害教士并抢夺教会土地时，教皇便停止英格兰一切宗教活动以示报复。整整六年时间，教堂里的钟一直保持着沉默，教堂的大门也对虔诚的信徒们紧闭。死去的人无法葬在神圣的墓地里，也无法举行最后的弥撒。不少约翰的子民认为，光凭这点，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死后都会被打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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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铁了心不理会教廷的禁教令，同时变本加厉地抢夺教会财产。终于，教皇于1209年使出了“革除教籍”的最后一招。此后，约翰国王的臣属们不再承担宗教义务，他的敌人得到了教会的祝福，并被尊崇为“十字军战士”，但满不在乎的约翰仍一意孤行。禁教令和革除教籍非但没有让国王的灵魂产生任何恐惧，反倒让他以更加暴力的手段对付教会，以至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已经精神失常了。王室的国家治理机构此时前所未有地高效，几乎毫无阻碍地处理着一切财政和司法问题，维护着社会的正常秩序。对约翰来说，禁教令与其说是威胁，不如说是一个长久以来谋求的机会。外逃教士们的财产被国王以罚没的名义侵占，越来越多主教区和修道院人去屋空，国王派去的看守人趁机谋取了它们的收入。财政部的钱袋因这些“战利品”而膨胀起来。如果没有与教会发生争吵，也没有受到世俗社会政治斗争的压力，约翰国王的王权稳固程度或许能与亨利八世时代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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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国王自失去诺曼底后就开始实施一系列宏伟计划，准备在欧洲大陆上争取同盟，杀菲力国王一个回马枪，德意志国王奥托四世、图卢兹伯爵和佛兰德斯伯爵都站在了他一边。但他与教会的交恶却无形中推动法兰西国王和教皇结成了更强大的联盟。到1213年，约翰不得不垂头丧气地在屈服和法国入侵中左右抉择。他知道，法国一旦入侵英格兰，将在军事和精神上得到英诺森三世的全力支持。鉴于国内形势仍不安稳，约翰被迫在这种威胁面前选择了屈服，英诺森很高兴地看到己方取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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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约翰也不是全然无计可施。他灵机一动，想出了堪称政治杰作的一招，企图反败为胜。如果不能成功，他就不得不彻底俯首听命；如果俯首听命，他将肯定后悔；如果后悔，对他来说必将抱恨终生。所以，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打破仇敌们的包围圈。他要做的，就是向英诺森三世教皇展示世俗权力的诱惑。他知道，教皇陛下对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他提出让英格兰成为教皇的领地，并尊教皇为自己的封建领主。英诺森视约翰提出的条件为增加自己世俗尊严的象征，于是宽恕了悔过的英格兰国王，并将他和他的英格兰王国置于自己的特殊护佑之下。教皇从约翰手里接过英格兰王权，随后又以领主授予臣属的方式交还给他，并赐给他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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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凭借此举扭转了不利局面，一跃成了教廷的宠儿。法王菲力·奥古斯都花费了巨大代价招募军队，正准备以十字军的名义入侵英格兰，但教廷的突然转变让他感到自己被宗教盟友出卖了。他很愤怒，不想就这么放弃觊觎已久而且唾手可得的猎物。贵族们也在这个转变中一无所获，因而满腹积怨，怒气冲冲。甚至连英格兰教会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英格兰主教团认为，他们一直以来都服从于罗马教廷的领导，但这种服从带来的收益远逊于他们付出的虔诚和所需的利益，而且也与他们受到过的传统教育大相径庭。服从于至高无上的教皇本是一项神圣的义务，但这种服从也许会被过度解读。教皇选中的斯蒂芬·兰顿既是虔诚的教士，也是正直的英格兰人。他预见到，罗马方面会对给予英格兰教会的保护权加以随心所欲的利用，意大利候选人将占据英格兰教会中的所有圣职。于是，兰顿立即成为教皇的反对派。曾几何时，约翰国王在多佛谋划这一切时仍战战兢兢。现在计划已成功，敌人们已陷入混乱，他到了可以放声大笑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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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和英诺森在新联盟下共进退，心怀不满的贵族也在斯蒂芬·兰顿领导下聚集在一起。与法王的战争仍在继续，约翰国王不断筹集钱粮、招募兵马，英格兰贵族们为此愤愤不已。1214年，约翰率领的一支英格兰远征军在普瓦提埃吃了败仗。与此同时，他的侄子、萨克森的奥托与索尔兹伯里伯爵统帅的军队在法国北部的布纹被法王击败。被约翰寄予极大希望的欧陆联盟在一日之间被这场战役摧毁，他在英格兰国内的敌人又看到了机会。他们制定了计划，试图限制被击败的专制国王的权力，并公开发出威胁，如果条件不被接受，他们将起兵反叛。假如任由他们折腾，他们所追求的事业可能最终会因相互之间的怨恨、敌对以及自私的要求自然瓦解。但急于实现公正和平的大主教兰顿此时站出来，对他们施加了适度的影响。兰顿的话很管用，就连身为教皇臣属的约翰也不敢公开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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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手上还有最后一招。他在教皇怂恿下请求教廷将他的敌人驱逐出教，随后宣誓对他们进行宗教讨伐。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于是，1213年的斗争局面完全颠倒过来。那些本以十字军自居准备讨伐被革除出教的国王的贵族们，现在反倒被赶出了教会。但教皇的雷霆手段经此挪用后也丧失了些许威慑力，致使贵族们看到国王在海外败北后不顾教皇训令，坚决主张自己的要求。教会中很多人都支持他们。约翰四处奔走，试图通过给予教会选举自由来离间教士与贵族，但结果是徒劳的。武装叛乱似乎成了唯一的解决之道。然而在斗争的最后关头，兰顿大主教表示不愿意走向内战的极端。他劝说贵族们在尊重古代习俗和法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要求，还给他们在本阶层利益之外树立了新的奋斗目标。在亨利二世建立的行政制度下生活了四十年之后，贵族们终于在与约翰的斗争中向前进了一步，超越了斯蒂芬国王统治时期的前辈们，学会了理智地、建设性地思考问题。他们主张建立一种约束与平衡的制度以限制国王的独断专行，反对国家陷入封建割据式的无政府状态。他们所主张的约束与平衡制度既能赋予国王必要的权力，也可以防止某位暴君或昏君滥用职权。朦胧中，1215年的贵族领袖们正向一条基本原则摸索前进。依据这条原则，政府不再是某个人独裁式的家天下，习惯和法律应该凌驾于国王之上。在当时，这个让人似懂非懂的观点把贵族们团结在一起，为他们的反抗斗争注入力量，也使他们要求的大宪章精神永恒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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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一个星期一早晨，贵族和教士们聚集在斯坦斯和温莎之间的伦尼米德大草地上，时不时陷入令人不安的沉寂。除了几个胆大包天者，很多人未能如约而至。到场的人很清楚，国王不会宽恕这个将给他带去耻辱的场合。只要一找到机会，他就会对他们实施搜捕和追杀。不过，为了他们追求的事业，这些人甘愿冒这样的生命危险。他们为国王准备了一顶帐蓬和一个小宝座。几个意志坚定的人似乎还在羊皮纸上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文件。他们的随从与几队披盔挂甲的骑兵隐藏在远处。要知道，明目张胆地武装反抗国王在封建时代可是罪大恶极。接下来的事情进行得很快。一小队人马从温莎方向越走越近。渐渐地，草地上的人们从中辨认出了国王、教皇使节、坎特伯雷大主教以及其他几位主教的身影。来到近前后，他们翻身下马，没有欢迎仪式。然后有个人，也许是大主教，简要说明了提出的条件。国王听后立即表示同意，并说细节问题留待他的大法官法庭处理。这些条件就是最原始的“贵族纲领”，也是《大宪章》建立的基础。这份文件至今仍保存在不列颠博物馆里。1215年6月15日，“贵族纲领”在一个短暂而肃穆的场景中得到了批准，这个场景随后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场景之一。事情结束后国王返回温莎，大约四天后，《大宪章》诞生了。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成为各项统治制度和原则的基础，这是约翰国王和他的贵族们都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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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年初，约翰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平定贵族的反叛，一雪伦尼米德之耻。然而夏天还没过完国王就去世了。《大宪章》得以在教皇的谴责和战争的考验中保存下来，并在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再版了38次，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大修订，但基本精神仍保留着。接下来是《大宪章》的沉寂时间。又过了两百多年，到17世纪时，议会反对派再次发现了它。当时，反对派议员们正努力阻止斯图亚特王朝侵犯臣民的自由，正好借《大宪章》的重新问世发出反对压迫的战斗呼声，“英格兰人自由宪章”的荣耀传说自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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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充斥各处的华丽辞藻，直接研究《大宪章》本身，可以发现这份文件中包含着相当令人吃惊的内容。它以法律契约的形式写成，包括61个条款，每一条都涉及到如何处理封建统治和习俗中的细节问题，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实现宪章中的诺言。《大宪章》中没有任何一处详述民主或人权的原则性问题，因此不能被称为宪法纲领的宣言，而只是一份关于如何处置封建制度下各种弊端的实用性文件。《大宪章》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免除兵役税、封建继承税以及年幼继承人的监护问题。“自由民”是其中的封建专有词汇。这个词很可能并不包括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更不包括构成国家多数人口的奴隶或卑贱阶层。国王在《大宪章》中承诺将建立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但这个承诺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尊重贵族阶层习惯上的特权和利益；贵族们也被迫向佃农做出承诺，言明施加在约翰国王身上的制约同样适用于他们这些封建领主。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在保证平稳和体面的前提下都尽量不去遵守这些承诺。表面上看，佃农们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保护，然而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们能得到这种保护，是因为被贵族和领主们视为领地上适合的、有价值的附属品，而不是这个国家的自由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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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将是议会制度尝试和发展的伟大时代，然而《大宪章》并没有提及议会，也没有反映贵族以外其他阶层的利益，更没有提出后来的那些伟大口号。实际上，《大宪章》的内容只是心怀不满、坚持特权的统治阶层从不情愿的国王身上敲诈出来的补偿，以弥补自己遭受的所谓“封建痛苦”，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面对并解决的一些问题反而被忽略了，比如服兵役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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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现代作家曾说，《大宪章》是“阶级自私性的界标”。但实际上，它不应该被这样等闲视之。即使在那个时代，所有佃农以上阶层的人们都认为土地所有权不应该受到随心所欲的侵犯。当时最大的封建主往往在主要封地之外还以各种名义拥有多处小块土地。这些小块土地有的是归附的骑士带来的，有的是通过免除兵役税收上来的，还有的是佃农作为地租交上来的。因此，《大宪章》不仅是曾参加伦尼米德聚会的贵族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且在客观上还明确了包括大小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层的权利——普通骑士可以拥有200英亩土地，农民或小自耕农可以拥有60英亩。有证据表明，贵族们的这些做法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理解。1218年，一名官员试图借助法令推翻林肯郡法庭的一项裁决。他要对付的是个大地主。没想到的是，整个郡的人都起来向大地主表示支持，宣称要维护“为之宣誓并得到准许的自由”。人们抗议说，要“与他共进退，为他而战，为我们自己而战，为整个王国的民众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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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十三世纪的贵族们对民众自由或议会民主知之甚少或毫不关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信守一条对未来英国社会和各种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则，即法治。《大宪章》中贯穿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国王之上应该有一项法律，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违背。通过一份普通的宪章，再三重申并描述一项至高无上的法律，这就是《大宪章》的伟大之处。仅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对它表示敬意。权威人士称，亨利二世的统治开启了法治时代，但当时他的工作并没有做完：国王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体系仍可成为压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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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王史无前例地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了。宪章中的基本原则注定要代代沿袭，在1215年的封建背景消失很久后上升到至高的地位。在时间的长河中，《大宪章》成为一个无时不在的见证者，见证着王权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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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中包含的事实以及产生这些事实的背景大多已被历史隐没，或遭到人们误解，但它将“法律至上”这条曾长期潜存于封建社会中的观念上升为国家原则却无可争议。在后来的时代里，如果权力过分膨胀的国家试图践踏民众的权利或自由，人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这条原则，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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