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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年初，约翰似乎有足够的机会平定贵族的反叛，一雪伦尼米德之耻。然而夏天还没过完国王就去世了。《大宪章》得以在教皇的谴责和战争的考验中保存下来，并在接下来的百年时间里再版了38次，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大修订，但基本精神仍保留着。接下来是《大宪章》的沉寂时间。又过了两百多年，到17世纪时，议会反对派再次发现了它。当时，反对派议员们正努力阻止斯图亚特王朝侵犯臣民的自由，正好借《大宪章》的重新问世发出反对压迫的战斗呼声，“英格兰人自由宪章”的荣耀传说自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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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充斥各处的华丽辞藻，直接研究《大宪章》本身，可以发现这份文件中包含着相当令人吃惊的内容。它以法律契约的形式写成，包括61个条款，每一条都涉及到如何处理封建统治和习俗中的细节问题，并详细阐述了如何实现宪章中的诺言。《大宪章》中没有任何一处详述民主或人权的原则性问题，因此不能被称为宪法纲领的宣言，而只是一份关于如何处置封建制度下各种弊端的实用性文件。《大宪章》针对的主要问题包括免除兵役税、封建继承税以及年幼继承人的监护问题。“自由民”是其中的封建专有词汇。这个词很可能并不包括那些富得流油的商人，更不包括构成国家多数人口的奴隶或卑贱阶层。国王在《大宪章》中承诺将建立一个励精图治的政府。但这个承诺是有附加条件的，即尊重贵族阶层习惯上的特权和利益；贵族们也被迫向佃农做出承诺，言明施加在约翰国王身上的制约同样适用于他们这些封建领主。不过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在保证平稳和体面的前提下都尽量不去遵守这些承诺。表面上看，佃农们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保护，然而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他们能得到这种保护，是因为被贵族和领主们视为领地上适合的、有价值的附属品，而不是这个国家的自由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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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纪将是议会制度尝试和发展的伟大时代，然而《大宪章》并没有提及议会，也没有反映贵族以外其他阶层的利益，更没有提出后来的那些伟大口号。实际上，《大宪章》的内容只是心怀不满、坚持特权的统治阶层从不情愿的国王身上敲诈出来的补偿，以弥补自己遭受的所谓“封建痛苦”，国王和贵族们不得不面对并解决的一些问题反而被忽略了，比如服兵役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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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现代作家曾说，《大宪章》是“阶级自私性的界标”。但实际上，它不应该被这样等闲视之。即使在那个时代，所有佃农以上阶层的人们都认为土地所有权不应该受到随心所欲的侵犯。当时最大的封建主往往在主要封地之外还以各种名义拥有多处小块土地。这些小块土地有的是归附的骑士带来的，有的是通过免除兵役税收上来的，还有的是佃农作为地租交上来的。因此，《大宪章》不仅是曾参加伦尼米德聚会的贵族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且在客观上还明确了包括大小地主在内的整个地主阶层的权利——普通骑士可以拥有200英亩土地，农民或小自耕农可以拥有60英亩。有证据表明，贵族们的这些做法得到了举国上下的理解。1218年，一名官员试图借助法令推翻林肯郡法庭的一项裁决。他要对付的是个大地主。没想到的是，整个郡的人都起来向大地主表示支持，宣称要维护“为之宣誓并得到准许的自由”。人们抗议说，要“与他共进退，为他而战，为我们自己而战，为整个王国的民众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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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十三世纪的贵族们对民众自由或议会民主知之甚少或毫不关心，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信守一条对未来英国社会和各种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原则，即法治。《大宪章》中贯穿着这样一个观点，即在国王之上应该有一项法律，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违背。通过一份普通的宪章，再三重申并描述一项至高无上的法律，这就是《大宪章》的伟大之处。仅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对它表示敬意。权威人士称，亨利二世的统治开启了法治时代，但当时他的工作并没有做完：国王仍然凌驾于法律之上，司法体系仍可成为压迫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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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王史无前例地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了。宪章中的基本原则注定要代代沿袭，在1215年的封建背景消失很久后上升到至高的地位。在时间的长河中，《大宪章》成为一个无时不在的见证者，见证着王权并不是毫无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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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宪章》中包含的事实以及产生这些事实的背景大多已被历史隐没，或遭到人们误解，但它将“法律至上”这条曾长期潜存于封建社会中的观念上升为国家原则却无可争议。在后来的时代里，如果权力过分膨胀的国家试图践踏民众的权利或自由，人们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求助于这条原则，无往而不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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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六章 酝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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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在操劳中死去，死时已四面楚歌，在位时对国家的管理不当使反对他的人得以结成了强大联盟。他与英格兰贵族为敌，后者最终逼迫他批准了《大宪章》。但贵族们并不满意。他们邀请残酷无情的法王菲力之子路易来到英格兰担任君主，结果大批外国军队和悍勇的冒险家随之而来。亨伯河以北的叛乱贵族得到了苏格兰国王亚历山大的支持；西部的叛乱背后则有强势的北威尔士王子卢埃林撑腰。多数城镇站在国王的对立面，伦敦更是充满敌意。辛克港掌握在敌人手里。尽管温彻斯特、伍斯特和卡莱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衡量距离遥远，却也联合起来反对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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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贵族们的对立面的怯懦国王以牺牲王国独立为代价换取了教皇的坚决支持，手上还豢养着一支强大的的雇佣军（这是王国内唯一的正规军）。一些强大的军事贵族，比如令人敬畏的威廉·马歇尔、浪漫的切斯特伯爵诺尔夫，也率领本阶层的追随者归附于国王。见到领主们再起争端的百姓们虽然很迷茫，但却力挺国王反对贵族，更反对外国入侵者。当然，他们在对立双方眼里无足轻重，只有经受苦难的分。综上所述，双方基本形成了势均力敌的态势，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场漫长的、艰苦的内战不可避免，英格兰似乎要回到斯蒂芬和莫德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去。但此时，一生阴险诡诈、两面三刀、在宗教政策方面经常左右摇摆的约翰却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爆发出好斗的性情，让朋友和敌人都大吃一惊。不过，他此时已是强弩之末，可怕的疟疾加上操劳和饮食无度最终夺去了他的性命。莎士比亚描写了他最后时刻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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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也没有一个人肯去叫冬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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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冰冷的手指探下我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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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恳求一些寒冷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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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却这样吝啬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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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这一点也拒绝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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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激烈的斗争因约翰的死而发生了变化，但却并未结束。除了更好地统治英格兰之外，互有冲突的利益集团和派别还有许多其他目的。身处不列颠岛上的路易斯仍在战斗。尽管不少人曾违背过誓约，但仍向他宣誓效忠。叛乱的贵族与苏格兰和威尔士盟友深深地搅在一起，没人想过要实现和平。但随着约翰的死去，反叛所倚仗的唯一合理理由消失了。继承父亲广阔王国的亨利还是个九岁的孩子，反对派有什么理由把对父亲的不满发泄到无辜的孩子身上呢？历史就这样在动荡中翻过了一页，空白的新羊皮纸仍一字皆无。所有势力对这种局面都了解得很清楚。然而，把自己的生命和财富贡献给民族事业的那些人仍对约翰怀有不舍之心。忠诚的威廉·马歇尔行动果断。如果他未能履行对国王的职责，亨利二世建立的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王国也许会四分五裂，陷入封建诸侯割据或其他更糟糕的局面。如今，这个仍然存在的王国将成为英格兰文化不断发展的基础。确定罗马方面不会改变政策后，教皇的使节向威廉·马歇尔伸出了援助之手。1216年10月，还是个孩子的国王在格洛斯特加冕继位，开始了长达五十六年的统治。加冕仪式上，教皇使节为他涂油施礼。由于王冠在约翰渡过瓦什河时丢失，小国王只能戴上一个普通的黄金头圈。但这足以象征他的统治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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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威廉·马歇尔已年逾七旬，很不情愿担任被我们现在称为“摄政王”的职位。切斯特伯爵本来很可能成为他的政治对手，但却没有这么做。后来与先王约翰忠实的仆从休伯特·德·伯格一起，被马歇尔请到身边做助手。新政府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颁布了1215年被教皇轻率撤销的《大宪章》，这既显示了新政府的明智，也暴露了新政府的软弱。保皇者身佩白色十字架，其宗教特征非常显著。教会主张发起根本性的宗教整肃运动，各反对派首领都被革除出教。“当我们还是孤儿和小孩子的时候，”亨利后来对格罗西特斯特主教说。“当臣属不但与我们离心离德，而且还组织起来反抗我们的时候，是我们的母亲，罗马教廷，让我们的王国又重新回到我们的统治之下，把我们奉为国王，为我们戴上王冠，扶我们坐上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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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利三世的统治混乱而贫困，但进步的力量仍然在推动这个国王艰难前行。烧红的铁块放在铁砧上，在锤子的敲打下会变得越来越坚实。生活在这段时期的普通民众失去了盎格鲁－撒克逊祖先曾经享受过的古老权利和法规，他们在贵族和王室雇佣军的铁蹄下呻吟、挣扎。他们的统治者也各怀鬼胎，因嫉妒、野心和好战而互相倾轧，彼此之间出现了不可弥补的裂痕。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支配下，这帮人开始拉帮结伙。这是一个凭冲动行事的时代，也是一个允许大胆尝试的时代，不受任何普遍性的政治理论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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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贵族战争混乱而单调，大多是自己之间的互相残杀，或与教会联手对付国王，或干脆与教会为敌。读到这些记载时，很多读者都耐不住性子。但有一点不容否认，即亨利三世国王挺过了所有的磨难，英格兰因而开始迎来国王幼时所不知道的繁荣与和平。残酷的战争和混乱状态只是表象，当时身处困境的“演员”们并没有注意到表象之下涌动的暗流。直到五百年后，这些暗流仍然影响着整个欧洲。现代社会应该做出的几乎所有重大决定，在那个中世纪的社会里已经很普遍了。许多英雄人物在冲突中脱颖而出，他们中有武士也有政客，久远的年代让我们无法亲身体会他们经受的苦难，但他们的丰功伟业和远见卓识却如此鲜明，让我们如读晨报的新闻一般，轻松地拼凑出了他们当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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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近距离观察其中的一些人物。史蒂芬·兰顿是一位毫不气馁、坚持不懈的大主教，他为英格兰人民确立了不受国王、贵族甚至自命不凡的教会侵犯的权利。他既反对国王，也不支持教皇，因此受到二者的极度厌恶，险些遭受杀身之祸。他是一个借助天主教会为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奋斗的人，同时也是为维护英格兰利益敢于反抗教皇的人。他是国王忠诚的仆从，同时也是《大宪章》的有力支持者，认为《大宪章》过去有效，现在也有效。这位威严的核心人物讲求实际、足智多谋，可能会一时心魔作祟而左摇右摆，但他存于内心深处的远大、明智、勇敢、平凡和崇尚自由的目标却从未动摇过，也是不可动摇的。我们即使不能称他为我国宪法的设计师，也至少可以把他看作参与搭建宪法大厦的一位守时、可靠的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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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这个动荡时期的第二位人物是休伯特·德·伯格。莎士比亚用他那充满魔力的笔锋记述了英格兰历史上大多数辉煌时刻。他的描述如同朝阳，照亮了耸立于群山之中的高峰，让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那些伟大人物的身影，休伯特当然是其中之一。休伯特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政治家，拥有丰富的政坛与军旅经验，与宗教界和军界高层交往密切，其所作所为和性格不可避免地受此影响。作为约翰时代的政法官，休伯特被所有人视为冥顽不化的对头。他治理下的英格兰虽然充斥着犯罪和蠢行，但在欧洲骑士中的明星人物马歇尔领导下，他却成为抵制反皇派叛乱的领军人物。同时，他的追求超越了派别之争，将整个英格兰的权利视为捍卫的目标。不列颠岛不应该被贪婪的贵族蹂躏，也不应该被外国冒险家劫掠，更不应该为了教皇的利益而遭到肢解。在基督教世界里，后者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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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地和海上进行的战争终于将贵族叛乱镇压下去。在林肯街头，国王手下的人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辉煌胜利。据说，当时有四百名支持国王的骑士与六百名贵族交手。他们纠缠在一起整整一天，最终贵族被骑士痛殴，整场战斗中只死了三个人。当时的人们认为，这场冲突算不上“战斗”，因此称之为“林肯闹市”。现在很难想象当时发生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参与斗殴的骑士们每人都平均带了八至十名强壮的随从。这些满身铠甲、几乎无懈可击的怪物们在人群中摇摆穿行，将没有盔甲的普通民众赶跑或砍倒，遇到“同类”时则相互厮杀，场面很激烈，但也许并不特别激烈。在打斗的同时，这帮人还使用了复杂的战略战术，比如侧翼包抄、背后偷袭、买通当地人从私人码头秘密通过或进行零星的战斗，等等。最终，保皇派技高一筹击败了反叛者。无论多么正规的战斗中总会有意外发生，反叛贵族中的重要人物佩哈什伯爵托马斯就是位不幸者。他的面盔被一剑刺穿，剑尖深入脑髓，致使伯爵当场毙命。除伯爵之外，这场战斗对其他身穿盔甲的人来说都是一场愉快的冒险，对手的随从和平民最终成了胜利者报复的对象，遭到残酷的掠夺和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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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肯闹市”事件是幼王亨利三世在陆地上取得的胜利，休伯特则在多佛附近取得了海战的胜利，将法国派给路易的增援力量打得大败，切断了叛乱者与欧洲大陆之间的联系。尽管双方混战时并未中断过唇枪舌剑的谈判，但也没停止过对对方土地的蹂躏。居住在这些土地上的平民苦难加剧。在兰顿大主教和教皇使节的支持下，休伯特从未放弃过对《大宪章》的主张。讽刺的是，《大宪章》本应是叛乱贵族们赖以团结的联系纽带。正如教皇指出的那样，虔诚的英格兰保皇派与教会的普遍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并未表面化。最终，不仅国王与贵族之间达成了和解，英格兰教会与罗马教廷之间也取得了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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