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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年，法王路易在坚持战斗了一年后彻底破灭了希望，他终于被迫离开英格兰。为了表明说话算话，英格兰政府再度颁布《大宪章》。1219年，刚刚取得胜利的老马歇尔去世了，休伯特接过了他的衣钵，统治英格兰长达十二年之久。他的统治铁面无情。当约翰和威廉·马歇尔手下的雇佣军首领福克斯·德·布洛特的势力越来越大，并企图扰乱国内刚刚实现的和平时，休伯特便决定将他驱逐出去。1224年，休伯特的大军在实施了两个月的围困后一举将福克斯的要塞拿下，并在城墙下绞死了二十四名指挥守城的骑士。为表示和解的诚意，国王在第二年又重新颁布了《大宪章》。从实质上来说，这次颁布的是《大宪章》的最终版本。从此，《大宪章》就成为英格兰法律和传统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但如果不是亨利三世少年时经历过如此的动荡，《大宪章》也许至今也只能作为一个党派文件保存在历史档案中发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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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能在长期的统治中不犯错误，每位政治家都有向刚愎自用的强大统治者低头的时候。但休伯特在其任期内却始终坚持不收复国王在法国领土的原则。为此他不仅直言进谏，而且还采取了釜底抽薪之策，不惜在战争不可避免时组织不光彩的临阵溃逃。他一再拖延新战争的准备工作，坚决反对外国宠臣和冒险家进入英格兰，反对教皇为了实现庞大的欧洲野心而不顾一切从英格兰抽取资金的行为。为维护秩序，他在国王长大后对其身边的朝臣做出了特别限制，防止他们侵犯《大宪章》规定的权利。他的立足点完全建立在全英格兰利益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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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9年，为英格兰利益殚精竭虑的休伯特气数已尽。已经二十二岁的国王现在开始真正执掌王权。他将自己的封建权力发挥到极致，组织并率领一支大军奔向朴次茅斯，准备从那里出发前往法国，保卫自诺曼底陷落以来一直归属英格兰王室的领地。休伯特无法阻止国王的行动，但这支远征军的运送工作显然是他的分内之事。于是，国王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的海外冒险既没有足够的船只，也没有充足的给养和金钱。平日温和可亲、一副学者派头和艺术家风范的亨利勃然大怒，拔剑直奔到政法官面前，斥责他被法国人收买，背叛了自己对他的信任。大军即将出征海外之际，海军和财政部居然不能或不愿把他们送过海峡，这种场面显然十分尴尬和令人不快。不过，这场争吵很快平息下来，国王恢复了往日的和蔼，远征军于第二年登船渡海，休伯特也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离下台也不远了。1232年，一个宫廷小派别将他从权力宝座上赶下来，并向他发出了死亡威胁，迫使他逃到布伦特伍德去避难。不久，他被人从避难所揪了出来。但一位平凡而卑贱的铁匠在接到给休伯特上脚镣的命令时，竟表示宁愿死也不这么做。据说这位铁匠说了这样一句话：“他不是那位数次将英格兰从外国人制造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数次把英格兰恢复成本来面目的忠诚的休伯特吗？”历史学家一直将这句话视为休伯特·德·伯格的真正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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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统治期间，法国南部地区发生了一件世界史上最残酷的悲剧。经几代人时间，图卢兹伯爵雷蒙德六世的领地里发展出一种异教学说。这种学说理论上阴郁而严苛，但实际是却很温和，人们称其为“阿尔比派”，也叫“纯洁派”。该派学说劝导人们不要相信末日复活论，也不去相信炼狱和地狱。认为凡世间有血有肉的生命都是恶魔撒旦的杰作。物质阶段很快就会过去，摆脱可恶拖累的精神将在极乐世界中归于上帝。此教派的信徒被称为“完美之人”。他们奉行贞洁和禁欲思想，对死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在摆脱超自然的恐怖压力后，在这些地区宜人的气候中形成了一种随意和欢乐的性格。他们认为自己被带离了现世的种种困扰，同时也不再受来世的威胁，因而感到万分幸福。信奉该教派的所有阶层人士都有这种感觉，并从中催生了举止礼仪，以及强烈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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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比派摆脱所有精神束缚的做法当然是教皇不能接受的。尽管不甚牢固，但西方世界所有的道德规范都是建立在原罪、上帝的拯救和地狱不尽的折磨与忍受基础上。而后者，只有通过教士的帮助才能避免。新罪学说在今天的法国南部地区传播着，终于有一天，教皇意识到了这种学说的致命性和广泛性，比起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墓的事情，阿尔比派问题看似更为重大。1209年，教廷组织了一支新十字军，准备征讨一个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目标，所有世俗力量都处于法王菲力领导之下。之前在法国各地偶有发生的火烧之刑，现在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可以用来处决那些信奉异端邪说或者其他不受欢迎的人。这场打击阿尔比派的战争用尽了人类所能想象出来的最残酷、最野蛮的手段，持续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阿尔比派的信徒们视死亡为从肉体罪恶中的最后解脱，因而在“完美之人”的率领下，如猛虎般毫不畏死地奋起反抗。但教廷的打击是压倒性的，阿尔比派的邪说最终在火刑柱上灰飞烟灭。但偏居于森林与大山中饱受贫苦与饥饿折磨的人，仍然对下地狱受罚一说抱怀疑态度。对教廷来说，这个说法是人类纪律、责任以及教会权威和日常费用赖以产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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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地区的小领主”西蒙·德·孟福尔在这场十字军讨伐众多的领导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这场战争中的领军人物，被公认为指挥有方。“应上帝军队中的贵族、教皇使节和在场的教士之请求，”他被封为贝齐埃尔和卡尔卡松子爵。这位能干、无情的男人完成了自己血腥的使命，最终倒在图卢兹围攻战的战场上。他的儿子沿用了他的名字，继承了他在贵族中的崇高地位，也与那种让他千古留名的思想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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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伯特的所作所为并非无可指责，但他的倒台是有人故意为之，目的不是为了改革，而是争权夺利。这场阴谋的主导者是德·伯格的老对手、温彻斯特主教彼得·德·洛奇。德·洛奇一直隐身在幕后，在1232年的圣诞节会议上，他的朋友几乎得到了政府机构中所有的重要职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和德·洛奇一样是普瓦提埃人。休伯特的失败干系重大，影响远超彼得·德·洛奇的胜利。他是最后一位声望卓著的政法官，行使治理国家的全权，有时甚至可代国王行使君权。休伯特之后，政法官之类由贵族豪门把持的政府要职不再拥有往昔的辉煌，那些曲意奉承国王意志和爱好的宫廷官职，比如管衣官等，开始变得显赫起来。由于这些宫廷职位越来越多地被来自普瓦提埃、萨伏伊和普罗旺斯等地的外来者担任，贵族们开始产生含有强烈敌意的民族情绪。在威廉·马歇尔的次子理查德·马歇尔率领下，贵族们开始向外国人当道的现象发出怒吼。但彼得辩解称，英格兰国王身边需要一些外国人，以保护他免受本国臣属叛乱的伤害。他还举出雇佣军中有许多普瓦提埃和布列塔尼人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说法。这次斗争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年轻的马歇尔与卢埃林亲王联手，将国王逼到威尔士边界地区，洗劫了施鲁斯伯里，骚扰彼得的领地。1234年春天，亨利国王被迫接受和解条件。尽管马歇尔在四月阵亡，但新任大主教埃德蒙德·里奇坚持要求国王履行协定。于是，来自普瓦提埃的官员被解职，彼得不得不逃往意大利，休伯特风光地收回了自己的土地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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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瓦提埃人是亨利三世统治中期招募到身边的第一批外国人。这些人控制着国王，垄断着各种官职，在英格兰各地蝇营狗苟，对英格兰民族利益漠不关心。对他们的愤恨构成了贵族反抗的主题。国王喜欢阿谀奉承之辈以及迎合自己异想天开的人，而且酷爱奢华。与那些沉闷的贵族相比，他很自然地更喜欢来自普瓦提埃和普罗旺斯的伟大冒险家。中世纪时的普罗旺斯是行吟诗人的故乡和骑士精神的发源地，亨利对那里的文化非常着迷。1236年，他迎娶普罗旺斯的雷蒙德之女埃莉诺为妻。埃莉诺带着不少穷亲戚来到英格兰，其中包括她的四位叔叔。从此，新一批外国人开始在英格兰出没。他们掌握了有利可图的监护权、婚姻仪式主持权、无继承人的土地以及有俸圣职。贵族们一直认为这些都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因此对这些外国人非常反感。国王喜欢向那些可爱的亲戚大肆分发礼物，他统治期间所产生的所有弊端都应该着落在这帮亲戚身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尔比教派镇压者之子西蒙·德·孟福尔名声并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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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对教皇感恩戴德又虔诚无比，这是引起英格兰不满情绪的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当时，教皇格里高利九世正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进行着殊死搏斗，对金钱的需求量很大，教皇使节奥托因此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英格兰教会改革身上。1240年，奥托要求教士们交出五分之一的租金和动产，此举引发了一场风暴。伯克郡的教区长公开发表一份声明，否认罗马方面有向英格兰教会征收税金的权利，同时敦促教皇要像其他主教那样“自食其力”。尽管如此，奥托还是于1241年初带着大批财物返回罗马。为表彰意大利教士的忠诚，教皇许诺将下一任的300个英格兰有俸教职奖赏给他们。1243年，英诺森四世当选为教皇，对金钱的需求重新高涨起来。同年，教皇使节禁止英格兰主教在教皇众多的推荐人获得职位前对教职做任何安排。自1235年以来一直担任林肯郡主教的罗伯特·格罗西特斯特此时挺身而出，带领英格兰教士试图绕开或直接拒绝教皇的要求。格罗西特斯特曾任牛津神学院院长，是一位学者、科学家和圣人。尽管他依然认为教皇的地位至高无上，但他的所作所为替一个多世纪后的威克利夫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到那时，威克利夫将对罗马教廷的横征暴敛和腐败发起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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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受教皇搜刮困扰的英格兰教会与不堪宫廷欺凌的贵族们，因对外国人的共同仇恨联起手来。危机于1244年暴发了。当时，贵族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以确定向国王拨付一笔款项的条件。贵族认为，除某些法官外，政法官、首席大臣和财政部长都应该由贵族代表占大多数的议政大会选举产生。国王政务会中拥有召集议政大会权力的四名成员也应该以同样方式选出。为此事苦恼的国王转向教会寻求帮助。但后者同样被教皇的税金所折磨，因此在格罗西特斯特影响下对国王的请求置之不理。1247年，贪得无厌的普瓦提埃人怂恿国王实行专制，国王的三个异父同母的兄弟，即约翰国王的王后伊莎贝拉在第二次婚姻中所生的卢西格南三兄弟和普瓦提埃人臭味相投。但亨利国王没有听从他们的建议。不过，他最终的决定却换汤不换药。“仆从不能评判主人，”他在1248年说。“同样，附庸也不能评判领主或用条件约束领主。他们应该对各自的领主或主人俯首听命，服从领主或主人的意志。”这番话非但没有让他得到金钱，反倒让他的钱袋子更瘪了。无奈之下，亨利国王只好变卖银餐具和珠宝，并向购买者附赠新特权，或再次确认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利。这一时期，国王不仅拖欠薪金，还经常强行索要礼物，并利用森林法庭对横征暴敛的行为网开一面。1252年，亨利以十字军活动为借口，要求教会为自己的地租和财产交纳三年的什一税。在格罗西特斯特建议下，教士们拒绝了国王的要求，理由是国王不愿意批准大宪章。第二年，格罗西特斯特去世。直到临死前，他还在抗争教皇和国王的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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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亨利还背地里在欧洲大陆承担了更多的义务。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死后，将帝国统治下的西西里纳入教皇治下的旧事重新提起。1254年，亨利三世国王接受了教皇的“好意”，让自己的小儿子埃德蒙多戴上了西西里的王冠。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臭棋，这份“礼物”附带的条件更是让这步棋蠢不可言。根据条件，英格兰国王要向教皇提供一支军队，同时为教皇的巨额债务充当担保人。那笔债务高达九千万英镑，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二人达成的协议曝光后，英格兰全国上下掀起的狂怒风暴几乎将国王吞没，议政大会和教会都拒绝向国王提供资金。祸不单行，1257年，亨利国王的兄弟康沃尔伯爵理查德竞选德意志皇帝。为保证兄弟当选，国王倾其所有，但最终未能阻止卢埃林的胜利，亨利为此倍感挫败。1256年，正是卢埃林英格兰人赶出威尔士，并用计推翻了在苏格兰的英格兰势力。现在，亨利国王遭人轻视、丧失信任而且人财两空，在愤怒而强大的反抗面前变得惊恐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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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西特斯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对老朋友西蒙·德·孟福尔抱有很大希望。娶了国王的妹妹后，西蒙就继承了莱斯特伯爵的伯国，而且还在加斯科涅这片英格兰属地当过四年总督，一时大出风头，却也引起了国王宠臣们的嫉妒和不满。这帮家伙布下圈套陷害西蒙，并在1252年让他出庭受审，法庭最终判其无罪。走出法庭后，国王用一笔钱让他拱手让出职位，二人的友谊从此走到尽头，一方是出于轻蔑，另一方是由于不信任。这样一来，贵族和民族反对势力终于迎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领袖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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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少有比西蒙出身更高贵的豪门权贵，而且传说他与国王的关系不像想象中那么亲密，因为有人指责他先诱奸了新娘然后才娶了她。但不管传说怎样，他的五个儿子都坚定地站在父亲身边。作为一位外籍领袖，他即将成为英格兰贵族的核心人物和主导力量。在他身后，逐渐聚集起一大批封建领主，整个伦敦市的力量，以及所有下层教士乃至全国的支持都集中到他身上。一封写于1258年7月并保存至今的宫廷官员信件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信中说，国王在巨大的压力面前选择了屈服。国家管理改革委员会建立起来，双方同意“公共职位只能由英格兰人担任”，“罗马使节、外国商人和银行家应该降到与其相称的地位。”向外籍人士分封土地、宫廷的地位以及要塞的守卫等问题也都被提了出来。“贵族们肩上的任务庞大而艰巨，”这位官员在信中写道，“这些任务不可能轻易而迅速地完成。他们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祝愿他们能得到一个好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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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七章 议会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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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统治末期虽然麻烦不断，但却可以称为英国议会体制的播种季节，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当时没有几个“播种者”会预见到他们最终收获的果实是什么样子。改革委员会郑重其事地开始了工作，于1258年将其建议写入《牛津法规》，并于1259年在《威斯敏斯特法规》中对《牛津法规》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增改。贵族们的这个举动绝不只是出于对外族顾问的不满。综合这两个法规来看，它们所反映的利益诉求已经与《大宪章》的立场截然不同。《大宪章》主要关注的是对各种法律观点的界定，而《牛津法规》涉及的是王室应该听从谁的建议，以及依靠什么样的官员治理国家等重要问题。《威斯敏斯特法规》中不少条款在对司法权的限制上更多地针对贵族，而不是王室。此时，亨利二世国王当年的努力开始显现出效果。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有自信。地方骑士们眼见全国各地司法活动显著增加，以及法官和官员在地方官员协助下越来越频繁地四处巡视，自身的政治责任感也得到了提升，同时学会了如何处理政务。这个过程在十三世纪初见成效，并慢慢地将未来的英国政治制度塑造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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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最核心的要求是未来国王应该借助某种“政务会”对国家实施统治。这个政务会的十五名成员由四人负责遴选，其中两人是贵族代表，两人是国王代表。国王用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字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这项要求。自征服者威廉以来，国王以两种文字公开发布文件尚属首次，因此意义非凡。在西蒙·德·蒙特福德推动和控制下，政务会一度成为国家真正的管理者。政务会成员们相互制约，各自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实际管理工作则委派给下级官员处理。这种形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合适的。贵族们在本阶级利益得到维护、权利得到保障后（从某种角度说，贵族的权利就是国家的权利），很不愿意看到权柄被本阶级中一两个人控制的局面出现，因此从贵族中选出政治家组成议会，控制受过严格训练却又缺乏政治地位的下属管理国家就成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这项制度曾经历过多次起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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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大约这个时候，“议会”一词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1086年，征服者威廉在实施“末日调查”（即财产、土地大清查）前，曾与辅佐自己的贤人们举行“恳谈”，即拉丁文中的“讨论会”。十二世纪时，国王和权贵们商讨事务的会面通常被称为“意见交换会”，时常用来讨论“王国的重大事务”。从这个角度说，“意见交换会”已经有了议会的影子。不过这个词更多情况下指的是由官员和法官组成的永久性政务会。他们坐镇威斯敏斯特，负责接受请愿、纠正冤案和指导法律的执行。到十三世纪时，“议会”一词发展为两套虽然紧密相连却又截然不同的机构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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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现代语言解释，当时被称为“议会”的第一种机构主要处理的是政策问题，第二种机构主要处理立法与行政问题。现代国家议会会议召开时对开幕词的争论很像过去的“意见交换会”，而过去“议会”的会议过程很像现在的议会委员会审议某项方案。亨利三世与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没人能预见到被称为“议会”的两套机构最终会合二为一。英格兰政治体制的发展似乎要走上与法国相同的道路，即政务会中的国王是真正的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贵族们只是一群地位尊崇的人，“议会”实际上是处理法律事务的“清算所”。然而，英格兰的历史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首先，豪门权贵们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成功地控制了政务会并借此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其次，英格兰各郡县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派驻到威斯敏斯特的代表是为了落实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再加上西蒙·德·蒙特福德的大力推动，这些力量最终联合在一起，缔造出一套持久的立法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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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国王、他的朝臣集团以及和他们有关联的庞大的外国利益集团都不愿意受到两个法规的长期约束，他们精心地做着收复失去利益的准备。1259年，亨利三世与法国签订和约后，带着得到外援的希望从巴黎返回国内。他的儿子爱德华此时已经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他的支持者大多是伦敦和其他城镇的贫民以及不安定分子，希望看到王权的强大。贵族的胜利并没有满足革命的热情，不肯安分的新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此时，西蒙·德·蒙特福德表现出令人敬佩的一面。他在贵族对国王取得的胜利后没有止步，而是立即把改革的目标对准了贵族。在他看来，既然国王都受到了约束，那么贵族更应该在自己的领地内表现出对普通人利益的尊重。在这些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最不能忽略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曾是贵族攀上最高地位的重要推手。乡绅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代表他们利益的是青年骑士（或称“见习生”）。青年骑士们组成了一个名叫“英格兰青年骑士团”的强大联盟，得到了西蒙·德·蒙特福德的大力支持。很快，西蒙·德·蒙特福德又开始批评大地主滥用特权，希望把已经展开的王权改革扩展到贵族圈子里。为此，他向统治着威尔士南部和西南部大片土地的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通过政务会颁布了一项法令，明确规定大地主受王权管理，而王权又处于政务会监督之下（这一点他并未强调）。于是，一种新型专制制度出现了，通过一个人或一个领袖来实施的“联邦专制”。这些变化彻底分裂了贵族集团，亨利三世国王和勇敢的爱德华王子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开始发动他们的全部力量对分崩离析的对手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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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年复活节时，亨利国王解除了贵族们任命的官员和大臣。此前，教皇已经允许国王收回当初立下的接受《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誓言。于是，英格兰出现了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相互拆台的政府。当贵族们召集各地代表前往圣奥尔本斯开会时，国王就会召集他们到温莎。双方都想赢得广泛支持。贵族在这方面领先一步，得到了全国多数人的首肯。他们之所以保持克制，是因为格洛斯特不赞成德·蒙特福德的做法。1262年格洛斯特死后，失去约束的贵族集团开始奉行德·蒙特福德的激进政策，内战随之而起。西蒙和他的儿子们都积极投身其中，与他们共同战斗的伙伴还有全国一半的贵族、刚刚兴起的中产阶级以及强大的威尔士盟友。他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国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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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蒙特福德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不过人们很难从他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中判断出他所要采取的政策。有人不以为然地声称，西蒙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根本意义并无明确认识。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超出了自己的认知。1263年9月，针对他的反对活动已经非常明显：他取得的成就优秀得招人嫉恨。爱德华王子于是利用贵族之中的不满，迎合他们自私的封建利益，挑动他们对蒙特福德的嫉妒情绪，最终组织起一支强大的保皇集团。同年底，蒙特福德被迫同意接受法王路易九世的仲裁，但不幸的是仲裁结果对他不利。出于惺惺相惜的考虑，法王最终选择了保护英格兰国王的特权，宣布两个法规是非法的。路易国王在有生之年就被视为“圣人”，因而他做出的决定必须被奉为铁律。但英格兰的对立双方此时已刀枪相向，内战不可避免。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国王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封建集团的支持；德·蒙特福德则得到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平民，以及芳济会为主的宗教改革派的支持。为击败忠于王室的城市寡头统治集团，很多城市实施了新的管理政策。1264年夏，蒙特福德再次率兵南下，试图解除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施加在辛克港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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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率优势兵力在苏塞克斯迎战蒙特福特，双方在刘易斯展开激战。在这场堪称埃奇希尔大战前奏的战斗中，爱德华王子如四百年后的鲁珀特一样，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面前的一切障碍，对逃窜之敌穷追猛打。但当他返回战场时却发现败局已定。战争经验和技巧丰富的蒙特福特利用复杂地形设下陷阱，当他的中军被突破时，两翼的重甲骑兵则夹攻国王的主力部队，势头之猛烈令所有抵抗都失去效力。由于有过从战马上摔落的经历，蒙特福特行军打仗时通常乘坐一顶装饰豪华堂皇，与十八世纪时将军们乘坐的马车类似的肩舆。不过这次他却把两、三个人质安置在肩舆内，并把肩舆置于威尔士士兵的中间，还插上许多旗帜和徽章以表明他的存在。向这顶肩舆冲杀的爱德华王子一举将其缴获，但却只杀死了里面倒霉的己方人质；与此同时，他的父王和所有朝臣以及主要支持者都落在蒙特福德手里，得胜返回的爱德华王子也落得个自投罗网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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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蒙特福特成了整个英格兰实际上的主宰。如果他像现代的几个欧洲国家那样行事，以野蛮的方式将所控制的人杀戮殆尽，就可能长期把持主宰的地位。不过在那个时代，尽管有些事情很残酷，但还没有残酷到那么极端的程度。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争夺权势的人来说，野蛮并不是唯一的宣泄影响力的方式。武力固然有效，但也不可能压倒一切。西蒙最终与被俘的国王及其战败团伙签订了协议，承认王权在原则上得到尊重，但实际上国王和他的儿子应该受到严格约束。至此，国内各种势力又恢复到平衡局面。蒙特福特的行动清晰地证明，他不仅感受到了反对派的强大力量，而且希望能与他们达成最终的联合。他认为，控制了国王就能利用王权的威严控制贵族，从而建立更广泛、更有效的政治制度。不管他的目标是否在此，这种政治制度都会在他取得胜利后自动形成。他就这样挟带着脆弱的国王和骄傲的王子，对整个英格兰实行着统治。他人生事业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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