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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七章 议会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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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统治末期虽然麻烦不断，但却可以称为英国议会体制的播种季节，对英国政治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当然，当时没有几个“播种者”会预见到他们最终收获的果实是什么样子。改革委员会郑重其事地开始了工作，于1258年将其建议写入《牛津法规》，并于1259年在《威斯敏斯特法规》中对《牛津法规》的内容进行了补充和增改。贵族们的这个举动绝不只是出于对外族顾问的不满。综合这两个法规来看，它们所反映的利益诉求已经与《大宪章》的立场截然不同。《大宪章》主要关注的是对各种法律观点的界定，而《牛津法规》涉及的是王室应该听从谁的建议，以及依靠什么样的官员治理国家等重要问题。《威斯敏斯特法规》中不少条款在对司法权的限制上更多地针对贵族，而不是王室。此时，亨利二世国王当年的努力开始显现出效果。国家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认清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有自信。地方骑士们眼见全国各地司法活动显著增加，以及法官和官员在地方官员协助下越来越频繁地四处巡视，自身的政治责任感也得到了提升，同时学会了如何处理政务。这个过程在十三世纪初见成效，并慢慢地将未来的英国政治制度塑造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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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们最核心的要求是未来国王应该借助某种“政务会”对国家实施统治。这个政务会的十五名成员由四人负责遴选，其中两人是贵族代表，两人是国王代表。国王用英语和法语两种文字发表声明，表示接受这项要求。自征服者威廉以来，国王以两种文字公开发布文件尚属首次，因此意义非凡。在西蒙·德·蒙特福德推动和控制下，政务会一度成为国家真正的管理者。政务会成员们相互制约，各自担任高级行政职务，实际管理工作则委派给下级官员处理。这种形式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合适的。贵族们在本阶级利益得到维护、权利得到保障后（从某种角度说，贵族的权利就是国家的权利），很不愿意看到权柄被本阶级中一两个人控制的局面出现，因此从贵族中选出政治家组成议会，控制受过严格训练却又缺乏政治地位的下属管理国家就成为一种长盛不衰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这项制度曾经历过多次起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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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大约这个时候，“议会”一词开始被人们普遍接受。1086年，征服者威廉在实施“末日调查”（即财产、土地大清查）前，曾与辅佐自己的贤人们举行“恳谈”，即拉丁文中的“讨论会”。十二世纪时，国王和权贵们商讨事务的会面通常被称为“意见交换会”，时常用来讨论“王国的重大事务”。从这个角度说，“意见交换会”已经有了议会的影子。不过这个词更多情况下指的是由官员和法官组成的永久性政务会。他们坐镇威斯敏斯特，负责接受请愿、纠正冤案和指导法律的执行。到十三世纪时，“议会”一词发展为两套虽然紧密相连却又截然不同的机构的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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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现代语言解释，当时被称为“议会”的第一种机构主要处理的是政策问题，第二种机构主要处理立法与行政问题。现代国家议会会议召开时对开幕词的争论很像过去的“意见交换会”，而过去“议会”的会议过程很像现在的议会委员会审议某项方案。亨利三世与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没人能预见到被称为“议会”的两套机构最终会合二为一。英格兰政治体制的发展似乎要走上与法国相同的道路，即政务会中的国王是真正的国家统治者和管理者，贵族们只是一群地位尊崇的人，“议会”实际上是处理法律事务的“清算所”。然而，英格兰的历史并没有向这个方向发展。首先，豪门权贵们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成功地控制了政务会并借此实现了自己的利益；其次，英格兰各郡县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派驻到威斯敏斯特的代表是为了落实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再加上西蒙·德·蒙特福德的大力推动，这些力量最终联合在一起，缔造出一套持久的立法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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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国王、他的朝臣集团以及和他们有关联的庞大的外国利益集团都不愿意受到两个法规的长期约束，他们精心地做着收复失去利益的准备。1259年，亨利三世与法国签订和约后，带着得到外援的希望从巴黎返回国内。他的儿子爱德华此时已经成为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他的支持者大多是伦敦和其他城镇的贫民以及不安定分子，希望看到王权的强大。贵族的胜利并没有满足革命的热情，不肯安分的新思想又开始活跃起来。此时，西蒙·德·蒙特福德表现出令人敬佩的一面。他在贵族对国王取得的胜利后没有止步，而是立即把改革的目标对准了贵族。在他看来，既然国王都受到了约束，那么贵族更应该在自己的领地内表现出对普通人利益的尊重。在这些改革的实施过程中最不能忽略的是中产阶级，他们曾是贵族攀上最高地位的重要推手。乡绅是中产阶级的主体，代表他们利益的是青年骑士（或称“见习生”）。青年骑士们组成了一个名叫“英格兰青年骑士团”的强大联盟，得到了西蒙·德·蒙特福德的大力支持。很快，西蒙·德·蒙特福德又开始批评大地主滥用特权，希望把已经展开的王权改革扩展到贵族圈子里。为此，他向统治着威尔士南部和西南部大片土地的格洛斯特伯爵理查德直截了当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并通过政务会颁布了一项法令，明确规定大地主受王权管理，而王权又处于政务会监督之下（这一点他并未强调）。于是，一种新型专制制度出现了，通过一个人或一个领袖来实施的“联邦专制”。这些变化彻底分裂了贵族集团，亨利三世国王和勇敢的爱德华王子觉得时机已到，于是开始发动他们的全部力量对分崩离析的对手进行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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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年复活节时，亨利国王解除了贵族们任命的官员和大臣。此前，教皇已经允许国王收回当初立下的接受《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的誓言。于是，英格兰出现了两个利益诉求不同、相互拆台的政府。当贵族们召集各地代表前往圣奥尔本斯开会时，国王就会召集他们到温莎。双方都想赢得广泛支持。贵族在这方面领先一步，得到了全国多数人的首肯。他们之所以保持克制，是因为格洛斯特不赞成德·蒙特福德的做法。1262年格洛斯特死后，失去约束的贵族集团开始奉行德·蒙特福德的激进政策，内战随之而起。西蒙和他的儿子们都积极投身其中，与他们共同战斗的伙伴还有全国一半的贵族、刚刚兴起的中产阶级以及强大的威尔士盟友。他们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应对国王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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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蒙·德·蒙特福德既是政治家又是军事家，不过人们很难从他受到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中判断出他所要采取的政策。有人不以为然地声称，西蒙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根本意义并无明确认识。事实确实如此，他的所作所为确实超出了自己的认知。1263年9月，针对他的反对活动已经非常明显：他取得的成就优秀得招人嫉恨。爱德华王子于是利用贵族之中的不满，迎合他们自私的封建利益，挑动他们对蒙特福德的嫉妒情绪，最终组织起一支强大的保皇集团。同年底，蒙特福德被迫同意接受法王路易九世的仲裁，但不幸的是仲裁结果对他不利。出于惺惺相惜的考虑，法王最终选择了保护英格兰国王的特权，宣布两个法规是非法的。路易国王在有生之年就被视为“圣人”，因而他做出的决定必须被奉为铁律。但英格兰的对立双方此时已刀枪相向，内战不可避免。在接下来的战争中，国王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封建集团的支持；德·蒙特福德则得到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平民，以及芳济会为主的宗教改革派的支持。为击败忠于王室的城市寡头统治集团，很多城市实施了新的管理政策。1264年夏，蒙特福德再次率兵南下，试图解除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施加在辛克港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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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国王和爱德华王子率优势兵力在苏塞克斯迎战蒙特福特，双方在刘易斯展开激战。在这场堪称埃奇希尔大战前奏的战斗中，爱德华王子如四百年后的鲁珀特一样，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面前的一切障碍，对逃窜之敌穷追猛打。但当他返回战场时却发现败局已定。战争经验和技巧丰富的蒙特福特利用复杂地形设下陷阱，当他的中军被突破时，两翼的重甲骑兵则夹攻国王的主力部队，势头之猛烈令所有抵抗都失去效力。由于有过从战马上摔落的经历，蒙特福特行军打仗时通常乘坐一顶装饰豪华堂皇，与十八世纪时将军们乘坐的马车类似的肩舆。不过这次他却把两、三个人质安置在肩舆内，并把肩舆置于威尔士士兵的中间，还插上许多旗帜和徽章以表明他的存在。向这顶肩舆冲杀的爱德华王子一举将其缴获，但却只杀死了里面倒霉的己方人质；与此同时，他的父王和所有朝臣以及主要支持者都落在蒙特福德手里，得胜返回的爱德华王子也落得个自投罗网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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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蒙特福特成了整个英格兰实际上的主宰。如果他像现代的几个欧洲国家那样行事，以野蛮的方式将所控制的人杀戮殆尽，就可能长期把持主宰的地位。不过在那个时代，尽管有些事情很残酷，但还没有残酷到那么极端的程度。对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争夺权势的人来说，野蛮并不是唯一的宣泄影响力的方式。武力固然有效，但也不可能压倒一切。西蒙最终与被俘的国王及其战败团伙签订了协议，承认王权在原则上得到尊重，但实际上国王和他的儿子应该受到严格约束。至此，国内各种势力又恢复到平衡局面。蒙特福特的行动清晰地证明，他不仅感受到了反对派的强大力量，而且希望能与他们达成最终的联合。他认为，控制了国王就能利用王权的威严控制贵族，从而建立更广泛、更有效的政治制度。不管他的目标是否在此，这种政治制度都会在他取得胜利后自动形成。他就这样挟带着脆弱的国王和骄傲的王子，对整个英格兰实行着统治。他人生事业中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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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贵族，不管他们选择站在哪一方，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更大的威胁，比蒙特福特帮助他们摆脱的那一种还要大。蒙特福特的天才和精力，再加上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威，以及好斗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对贵族阶级的特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约翰的治理无方或亨利三世时期海外顾问们的指手画脚。在这场具有持久性意义的斗争中，英格兰贵族从未放弃过对本阶层利益的维护。在伦尼米德，尽管他们的做法客观上为全国的自由做出了贡献，但主观上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他们现在有一点确定无疑，即蒙特福特已经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那家伙手里控制着国王，背后有社会革命势力支持，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霸主。于是，贵族们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与那些未被西蒙掌握的朝臣力量日夜谋划，试图将他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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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蒙特福德认为是时候让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发挥作用了。这个委员会控制着王国的开支和官员任免事务，如果碰到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留给他在1265年召集的议会处理。西蒙伯爵的独裁风格很不讨人欢心，但在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却又无可厚非。在北方和威尔士边界，强大的反抗力量仍很活跃；在法国，王后与休·比格德伯爵、韦尔尼伯爵正想方设法向国王施以援手；教皇当然出是支持国王的。蒙特福德此时控制着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因为他在辛克港拥有一支舰队，同时公开怂恿海盗作祟。不过在西边他却失去了昔日政敌理查德·德·克莱尔之子、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支持。尽管小克莱尔没有公开加入保皇派，但仍同他们暗通款曲，延续了父亲与蒙特福德之间的争斗。当1265年被召到议会时，他指责西蒙伯爵伙同儿子侵占王室的年收入以及对立贵族被罚没的财产。克莱尔的指责里有真实成分，但事实上却是他对未能分一勺羹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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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年1月，来自全国各郡县和城镇的议会代表们奉蒙特福德召唤齐聚伦敦。此次议会召开的主要目的是让革命措施看起来更合法。这一点在蒙特福德指导下正稳步实现。不过，这次议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大会性质，而不是它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代议制议会，它对英格兰政体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但现代评论家却忽视了这一点。蒙特福德召集拥有强大势力并深得人心的代表们的实际原因，是为了借助支持者的力量左右议会。他想再次依靠乡绅和市民的支持与心怀敌意或态度冷漠的贵族对抗，因此豪门权贵中只有五名伯爵和十八名男爵收到了参加议会的通知。这是蒙特福德的策略和要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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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很忠实地同意了蒙特福德的行动，并批准了他根据两个法规提出的解决方案。但随着克莱尔返回西部，战端再一次被挑起。亨利三世在蒙特福德控制下很顺从，也一直受到应有的尊重；爱德华王子承诺不再逃跑，因此也享受到了行动的自由。然而，当贵族们的反抗暗流风起云涌、蒙特福德集团内部离心离德以及治理国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引起民众不满之时，王子借某日与几个朋友出外打猎之机，“忘记”了遵守自己必须返回的诺言。他在树林中策马而行，先是追逐一只成年牡鹿，最终去追逐一个更大的目标了。王子迅速在英格兰社会中组织起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并成为他们的领袖。对这些人来说，摧毁西蒙·德·蒙特福德的统治，破坏他闻所未闻的改革是最重要的目标。借遵守《大宪章》、为贵族平冤昭雪并驱逐外国人的承诺，爱德华王子成功地将贵族阶层联合在一起，并破坏了蒙特福德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基础。现在，这位伯爵除了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派系领袖之外，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他不惜自毁名声，靠接受威尔士王子卢埃林的领土和独立要求与后者勉强结成联盟。此时的西蒙不仅在政治上被爱德华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军事上也处于极度劣势。王子与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们占据塞文河谷后，西蒙便陷入困境，他返回东方的通道已被彻底截断，与手下士兵一起被赶到威尔士南部。八月初，蒙特福德再一次尝试渡过塞文河，试图前去与儿子小西蒙会合。那时，小西蒙手里掌握着一支从东南地区招募来的军队。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他在伍斯特附近的一个渡口越过塞文河。但他的儿子却在凯尼尔沃思附近中了爱德华的计，被打得溃败而逃。蒙特福德伯爵还被蒙在鼓里，不知这场灾难的发生，结果在伊夫夏姆受困。8月4日，双方的决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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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斗在大雨和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进行，天色阴暗。威尔士人被爱德华王子的重骑兵冲击得七零八落，蒙特福德身边只剩下一小群卫士，他们死战不退，最终寡不敌众，蒙特福德也像英雄一样倒在战场上。威尔士边界贵族们屠杀了大批逃兵和战俘，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可怜的老国王一直被蒙特福德带在身边征战四方，此战中被儿子的追随者打伤，幸亏及时地高喊“不要杀我，我是温彻斯特的亨利，你们的国王！”这才被人认出，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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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西蒙·德·蒙特福德伯爵死了，但他倡导的改革却广泛而深入地在全国扎下根来。伊夫夏姆之战后，胜方无情而随意地分封没收来的土地，激起了失去继承权的人的强烈反抗。与此同时，蒙特福德的追随者们仍然聚集在孤立无援的凯尼沃尔斯、阿克索尔姆和伊利坚持斗争，在愤怒的绝望中对乡村进行着洗劫，虚弱的国家对此无能为力。整个英格兰一片混乱和动荡。普通百姓并不掩饰他们对蒙特福德盲目的支持。反叛者和不法分子在道路和森林中横行无忌。由于安全得不到保证，外国商人被以国王的名义禁止进入英格兰。这个国家似乎又要陷入封建割据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在重重危机之中，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及其使节奥托本要求英格兰国王实行温和政策。在围困凯尼尔沃长达六个月却不得其果的情况下，爱德华王子意识到教皇的建议是唯一的选择。然而他的决心却遭到了那些从没收的土地中获益的人的坚决反对，格洛斯特伯爵也对爱德华否认改革的承诺大失所望。1267年初，伯爵要求驱逐外国人并重新颁布两个法规（即《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为实现自己的要求，伯爵在受到普遍欢迎的情况下进入伦敦。他的行动和教皇使节的影响，共同促成了“不剥夺继承权，要重新购买”的折中方案，从而收获了失去继承权者的原谅和善意。1267年末，最高法院向全国各地派出法官，以保证这一方案的公平实施。记载表明，当时的动荡范围波及甚广，各地的叛乱实际上得到了下层教士和不少修道院院长的支持，主要针对的是当地官员；许多乡村绅士没有被封建关系束缚在贵族一边，而是支持蒙特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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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福德已死，爱德华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虚弱的亨利三世国王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享受到了比较平静的生活。半个多世纪前，九岁的他在内战的硝烟中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这块麻烦缠身的土地，随后便无时无刻不在风雨中飘摇，好几次差点在内战中死去。然而最终暴风雨结束了，美好的情景又回到他身边，他对此要比对政治事务更感兴趣。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竣工了。这是一座哥特式的杰作，在其中举行宗教仪式是亨利三世一生中最期待的目标。1272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就是在这座教堂下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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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这几年的平静并不能说明德·蒙特福德的斗争以及内战是徒劳无益的。许多年来，普通民众已经把他奉为圣人，一幕幕的奇迹在他墓前上演。虽然民众的支持对伊夫夏姆之战帮助不大，但他曾是他们的朋友，而且曾激起过他们心中的期盼，希望他能终止或解除贫苦人遭受的痛苦和压迫。他们为此忘记了他犯下的过错，永久地把他铭记在心里。尽管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失之于过度自信和缺乏耐心。践踏一切既得利益、打破所有传统、对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都暴力相向并毫无必要地引起他人的怀疑和不信任的做法让他饱尝痛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蒙特福德在英格兰历史上点燃了一支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炬。早在1267年，《莫尔伯勒法规》就再度体现了《威斯敏斯特法规》的主要内容。他对自己的外甥、新国王爱德华的影响也很大。后者虽然杀死了他，但却深深地接受了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特福德的观点没有因伊夫夏姆之战以及后来的局势反转而消散，爱德华一世成为伟大的伯爵真正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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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八章 爱德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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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统治艺术教育方面，没有哪个王子比爱德华更系统、更全面。三十三岁时，父亲的死终于让他登上了王位。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袖，也是一员武艺高超的将领，年轻时就以自己的双肩为父亲挑起重担，与西蒙·德·蒙特福德殊死搏斗。尽管在某些观点上与敌人一致，但王子最终还是杀了他。他在品尝战败痛苦的同时中学习到了战争的艺术。在亨利三世的最后几年，尽管王子有很多机会夺取王位，但还是选择了孝顺地耐心等待。与父亲的懒散无能以及治国无方相比，爱德华对秩序与改革的热衷更能体现出其非同寻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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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身材优雅挺拔，比常人高出一头。满头浓密的头发从小时候的黄色变成成年时的黑色，再变成老年时的雪白，是他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他额头高耸，五官端正，只是左眼角像父亲一样有些下垂。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这并不妨碍其拥有雄辩的才能，因为更丰富的语言都潜藏在他的手势之中。他武士般强壮的手臂骨肉发达，两条长腿能紧紧夹住马鞍，因而被人称为“长腿”。爱德华的这些特点是多明我会的编史者尼古拉斯记录下来的。他告诉我们，新国王热衷于战争和比斗，特别喜欢驾鹰打猎。追逐牡鹿时，他不用猎犬，也不用投枪，而是以能摔断脖子的速度策马疾驰，直到将那个不幸的猎物砍倒在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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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皆为爱德华统治时期的独特画面。他向人们展示出来的品质兼具亨利二世的治世之才以及“狮心王”的勇敢宽容。他的座右铭是：“各得其所”，没有其他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像他一样遵奉这一原则。他身上充满了其所标榜的法律与正义的激情，尊重社会各阶层的权利。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伤害和敌对行为激起的猛烈反抗仍未平息；但在不少场合，他的谦逊或宽宏大量也多次得到迅速的回应，为后来的友情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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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去世后，英格兰豪门中最具权势者不顾爱德华王子尚在西西里的事实，不等老国王下葬就在所有人支持下宣布爱德华为国王。直到两年后，新国王才返回英格兰举行加冕礼。爱德华坐上王位是继承与选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当时没人计较哪种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更大。在与西蒙·德·蒙特福德与贵族们的冲突中，爱德华学会了国王必须站在全国高度考虑问题。他认为，既然困境中的蒙特福德可以争取中产阶级的帮助以对抗国王和傲慢的贵族，那么自己也可以在登基伊始主动地、恰如其分地利用这股力量。在他统治的极盛时期，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是工作的主要基调。他知道，傲慢不羁的贵族和野心勃勃的教会既是王权的约束力量，同时也是帮助国王镇压百姓的工具。由于比以往更多地考虑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及全体百姓的需求，爱德华国王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广泛而秩序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国王可以积极地为争取全民普遍利益而努力。在这种思想激励下，他开始追求将王权扩展到全国，让不列颠群岛都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让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欧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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