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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国王的行政改革不是为了满足某个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阶层的需求,而是为了将公正带给全体臣民。即使对《大宪章》施压在祖父身上的束缚不满,即使非常希望能控制教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要求,新国王也不会滥用重新得到的权力,他宁愿把这些权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搁置起来。在刚刚过去的斗争中,尽管他剥夺了教会和贵族们得到的特权,但都是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名进行的。遍览他所有的立法,尽管针对的问题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我们必须确定,凡是我们的都应该归于我们,凡是别人的都应该归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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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统治之下,一个秩序井然的时代出现了。这个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不是因为它树立了伟大的里程碑,而是因为它从前三位国王的错误与混乱统治中汲取了有益的因素,并将之应用于一个长期而稳固的社会架构中。在起起伏伏中形成的国家架构和政策现在已经日渐稳定下来,经受住了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以及中世纪后期的种种考验,有些架构和政策甚至延续了更长时间。在这个时期,英格兰社会逐渐进入骑士与中产阶级时代,纯粹的封建社会逐渐被取代。统治工具、土地所有权、军事与财政制度、政教关系都已明确下来,几乎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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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执政的前十八年中,立法活动之活跃是之后的几个世纪无法比拟的。那时,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项重要法令出台。尽管这些法令很少有新意,而且大多数很保守,但它们的累积效果却是革命性的。爱德华十分倚重他的国务大臣、巴斯和韦尔斯主教罗伯特·伯内尔。伯内尔主教出身低微,从王室大法官法庭和宫廷官员做起,一路升任为主教,直到1292年逝世都始终是国王身边最主要的顾问。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王室,他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以牺牲封建特权和封建影响力为代价强化王权。1274年爱德华返回英格兰后,刚刚上任国务大臣不足三个星期的伯内尔就启动了一项针对地方事务的彻底清查。专员们带着一份罗列四十个问题的文件赶赴各地,去了解哪些是国王的权利和财产,这些权利和财产受到了哪些侵害;哪些官员玩忽职守或贪污腐败;哪些郡县首脑“出于怜悯、受贿或偏袒”而包庇犯罪、失职,被指责为酷吏或贪吏。类似的清查之前也进行过,但从未如此彻底而有效。“强硬而不专制”,这就是国王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尊重一切合法权利,剥夺一切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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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第一法规》针对的是专员们揭露出来的职权滥用问题。紧接着,1278年的《格洛斯特法规》则命令法官们持权利调查令前往调查封建领主们在各自领地内通过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官员施行法律的情况,并规定这些权利应该必须严格明确。这项调查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醒大封建主们,他们既享受着权利,也承担着义务。1279年《土地永久保有法规》出台,禁止把土地作为礼物向教会捐赠,不过得到国王准许的仍可继续。1285年颁布的《温彻斯特法规》把矛头对准地方的无序状态;同年还颁布了《威斯敏斯特第二法规》以巩固土地的限定继承制度。《威斯敏斯特第三法规》针对的是如何通过买卖而不是其他条件拥有土地。依据此法规得到的土地可以自由转让,但法规规定,以后的土地买主必须与卖主的领主而不是卖主做交易,而且要承担土地出卖前所附带的封建义务和捐税。这个法规叫停了封建采邑制的进一步向下分化,对国王大为有利。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国王直接管辖的佃户数量由此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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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著名的法规性质上都比较保守,在一段时期内都行之有效。在政治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英格兰人的物质生活也因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变化。土地逐渐不再是全国社会生活的道义制裁工具及防御之所依,而是日渐成为一种商品,一种在原则上可像羊毛或羊肉那样买卖的商品,也可以在某种条件下以礼物或遗赠形式转让,甚至能以有限继承的方式留给未来那些即将构成新贵族阶层基础力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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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入这个原始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的英格兰土地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却足以激起巨大而深远的反响。在那个时代,许多王公贵族都会有手头拮据的时候,因此借贷的幼苗开始在英格兰冒头。不知不觉中,犹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那个残暴时代的社会机理。他们时隐时现,常常在大人物们急需金钱的时候提供极大的帮助,对不愿意向议会请求拨款的国王来说更是举足轻重。在某些鲜有却很确定的情况下,只要有钱,任何人都能买到大片土地,犹太人为此不再低调行事,土地开始通过直接买卖或抵押两种途径集中到以色列人手里。进入市场的土地越来越多,足以保证两种途径都是有利可图的。数十年后,昔日的封建地主才回过味来,原来他们为了追求过眼云烟般的金钱,永远失去了一部分数量可观的英格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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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愤怒,饱受抵押之苦的小地主和挥霍无度、在交易中吃亏的贵族开始在抱怨中联合起来对付犹太人。此时,意大利放债人乘虚而入。对爱德华国王来说,在紧要关头,意大利人的作用与犹太人一般无二。他惊喜地看到,只需通过简单而现成的反犹太政策,就能够既安抚强大而心有怨气的势力,又能逃避犹太人的巨额债务。于是,现代社会中常见的陈词滥调,比如宗教谋杀和其他骇人听闻的传言开始被搬弄出来,而且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在一片仇视之中,犹太人遭到抢劫、虐待、最终被驱逐出英格兰王国。唯一例外的是犹太医生,因为没有他们的医术,大人物们可能就得不到适当的诊治了。这个饱受苦难、颠沛流离的民族被掠夺一空,不得不再次寻觅避难之所,重头来过。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大篷车再次载着痛苦启程,驶向西班牙或非洲北部地区。直到四个世纪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才和一个以色列富翁签订了秘密合同,再次向犹太民族开放英格兰海岸,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对犹太人的禁令被一位信奉加尔文教派的独裁者取消。犹太人被赶走后,来自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银行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到了爱德华一世的孙子统治时期,他们也将品尝到基督教世界所谓的公道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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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巨大的立法成就的同时,爱德华国王还不断进行了行政改革。他在全国各地不知疲倦地巡视,严格查处每一处重要城镇的职权滥用问题,以犀利笔锋和强力手段纠正地方贵族的过分行为。经常被加以学究式解释的合法性是他随时准备使用的武器,用来从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整顿王国的内部治理环境,将个人利益从属于他和他的人民的领域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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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非常重视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一点在中世纪国王中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国王很自然会更倚重拥有职业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徒尚虚荣的大封建主的业余式帮助”不屑一顾。到十三世纪末,英格兰已有三大专设部门各司其职。其一是设在威斯敏斯特的财政部,负责收缴王室岁入和账目记录;其二是相当于总秘书处的大法官法庭,负责为国王起草、撰写各种宪章、法令和书信;其三是内务部。内务部单独设有一个名为“掌玺司”的秘书处,专门跟随四处流动的王室办公,兼具财政与秘书功能,大到为发动大陆战争提供军费,小到给王室厨房买点胡椒都属于它的职权范围。伯内尔是一位典型的早期民事事务官员,他死后留下的位置由财政部官员沃尔特·兰顿接替。与伯内尔一样,这位财政大臣并未将利奇菲尔德主教职位视作宗教教职,而是将它当成了为国王服务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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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爱德华一世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天主教徒,但同样无法避免与教会的冲突。他渴望向上帝奉献一切,但却比父亲更强烈地希望拥有恺撒大帝式的君主权力,这样的心态迫使他不止一次地向教会提出抗议。当时,教会领袖是1279至1292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芳济会修士约翰·贝查姆。他以极大的勇气和娴熟的手段维护着自以为是教会的正当权利以及在国王面前的独立。在1279年于雷丁召开的地方咨议院会议上,贝查姆发布了一系列令国王愤怒的公告,其中之一是禁止教士兼职。很明显,这个公告严重损害了国王将宗教职务作为奖励赏赐给政府官员的做法;另一个公告是要求每个大教堂和牧师会主持的教堂都必须公开张贴一份爱德华发誓遵守的《大宪章》。凡试图凭借国王法令阻止宗教法庭判案的人,以及违反《大宪章》的人,都将面临着被驱逐出教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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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爱德华的怒火,贝查姆不得不选择隐忍以等待时机。1281年在兰贝恩召开咨议院会议时,国王怀疑有人捣鬼,遂签发一项法令,禁止与会者“讨论与我们的国王有关的问题,或涉及我们的个人、国家以及会议状况的问题”。贝查姆不为所动,几乎原封不动地重新颁布了雷丁会议制定的主要法规,并在前言中明确地主张宗教自由。一个月后,他给国王写了一封非同寻常的信,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任何人类制定的章程,”他写道,“甚至任何誓约,都不能迫使我们忽略建立在神权基础上的法律。”一名职员对贝查姆的所作所为赞叹不已。他在把这封信抄录入“大主教文件录”时,在页边写下了如下评语:“美妙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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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查姆的做法本来可能会导致一场与贝克特与亨利二世冲突相似的危机,但却因爱德华的不置可否被暂时压制下来。国王仍源源不断地签发着禁令状,但已有意识地加入了温和的基调。在1286年的一份著名法令中,他明智地要求自己的巡回法官,要谨慎对待宗教司法事务,同时列出哪些类型的案件应该留给教会法庭处理。一场争端就这样被推迟了,但直到大主教和国王去世,这场争端也没有彻底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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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登基之初,英法两国之间的关系是靠贵族们在1259年签订的《巴黎条约》维持的。在这个条约约束下,尽管两国之间暗中敌意涌动,却也保持了三十多年的和平。1293年,在条约执行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以及英格兰、加斯科涅和法国水手在英吉利海峡的冲突导致了圣马赫大海战的爆发。但这场海战并不足以令英法两国重新开战。双方真正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于英格兰势力在法国南部地区的存在妨碍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的国家统一,是对他们自尊心的挑战。有“美男子”之称的法王菲力四世试图公开这个矛盾,他开始伺机发起挑衅。但爱德华国王选择了长期忍耐,试图找到折中的解决办法。然而巴黎议会最终宣布罚没加斯科涅公国,菲力国王要求爱德华国王象征性地交出加斯科涅几座主要城堡,以示承认其领主权力的合法性。爱德华再次忍让照办,但得到要塞的菲力国王转脸就拒绝将它们交还回来。爱德华国王意识到,他必须在开战与失去自己在法国的土地之间做出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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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年时的爱德会国王已经不再是当年的那个轻松开朗的年轻人了。辅佐父亲历经多年坎坷后,他自己也在王位上坐了将近二十年国王,周遭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宫廷里,他深爱的妻子,卡斯蒂尔的埃莉诺去世了,他的母亲,普罗斯旺的埃莉诺去世了,他的两个儿子也不幸夭折;在朝堂上,他所信赖的伯内尔去世了,威尔士和苏格兰出现了严重问题,反抗声此起彼伏。年迈的爱德华国王孤独而困惑,数不清的棘手困难摆在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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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4年6月,爱德华在伦敦向已被称为“议会”的权贵机构解释了英法两国冲突的根源所在。他要与法国人开战的决定被议会接受。在组织比较正规的议事会议上,这样的决定通常比较容易得到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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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看点。英格兰人在加斯科涅发动了多次战役,频繁袭击英吉利海峡沿岸地区,并对波尔多进行了长时间的围困。起初,人们对战争的热情十分高涨,但随着不可避免的税务增加,这股热情被迅速消磨殆尽。国王扣押了羊毛和皮革等英格兰主要出口货物,要求每袋交纳四十先令的关税才能赎回。而按照议会1275年制定的税额标准,每袋只需交纳半马克(即6先令8便士)。9月时,教士们也遇到了恼羞成怒的事情:国王要求他们贡献出一半的收入。圣保罗大教堂的教长准备当面向令人畏惧的国王抗议,没想到却气晕倒地,就此死去了。11月,议会同意向所有动产征收重税。但随着征税进行,怒气开始在所有阶层中蔓延。1294年冬天,威尔士爆发起义,爱德华国王忙不迭地将其镇压下去;但等他班师回朝后,又发现苏格兰与法国勾结起来。从1296年开始,英格兰就与苏格兰陷入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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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297年10月开始,英法两国在战争中多次停战。这种的局面并不比真刀真枪的战争花钱少,一直持续到1303年才告终结。英格兰由此陷入多年的内外交困状态,苏格兰问题在其中尤为棘手。爱德华国王定期在威斯敏斯特召集了多次议会会议,向代表们讲解全局形势,但后者并没有给予他想要的支持,拒绝了增加新税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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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们的处境更尴尬。1296年,教皇颁布了著名的《教士不纳俗税》教喻,禁止在未经教皇许可的情况下交纳额外税务。在同年秋天的伯里·圣·埃德蒙兹议会会议上,教士们几经犹豫,最后在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温切尔西的领导下做出决定——他们无力进行任何捐赠。爱德华国王一怒之下剥夺了教士们的法律权利,同时宣布没收他们的封地。大主教以牙还牙,威胁称凡不遵守教皇教喻者,一律革除出教。一时间双方群情鼓噪,但很快大家都冷静下来。第二年夏天,争吵平息了。教皇适时地颁布了一个新训令,取消了先前过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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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爱德华来说,与教会讲和求之不得,因为他又遇到了新麻烦。国王在索尔兹伯里提议,在自己发动佛兰德斯战役期间,贵族中的部分人应该在加斯科涅打仗。这个建议遭到了贵族的拒绝。赫尔福德伯爵、英格兰治安官汉弗莱·德·博汉与诺福克伯爵、执法官罗杰·比格德说,他们必须追随国王左右才能履行自己的世袭职责。这种借口当然无人相信。两位伯爵与国王都有私人恩怨。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话道出了大多数贵族心中的不满。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王的权力不逝增加,而他们的权力则不断萎缩。这种情况是谁都忍受不了的。对贵族们来说,起来反抗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就像他们的上一代反对爱德华的父亲一样,他们也应该行动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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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并未将贵族们的挑战放在心上。他给赫尔福德和诺福克两地任命了副手后就开始忙着准备打仗,并于8月起兵前往佛兰德斯。国王的离开让贵族反对派看到了期待已久的良机,他们于是要求确认《大宪章》及其派生出来的《森林宪章》的法律效力,另外还提出六项补充条款。前两个宪章是得到约翰同意的条款的最终文本,它们与其他补充条款一起,要求将来在没有得到全国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任意征税或要求援助;不得在违背所有人意愿的情况下,扣留玉米、羊毛等类似货物;恢复王国内教士和世俗人士自古就有的自由;国王不能以拒绝前往加斯科涅打仗为由处罚两位伯爵及其支持者;高级教士们应该在自己的教堂内高声宣读《大宪章》,凡无视《大宪章》者都应被革除出教。秋天时,两位伯爵带兵来到伦敦,以武力胁迫摄政者接受这些条款,无力反抗的后者只好屈服,确认了所有条款。11月,远在根特的国王也批准了这些条款,但保留了国王在财政方面的一些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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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重大而令人惊讶的让步,国王和贵族反对派都不敢相信它能如此轻易地达成。贵族怀疑国王可能会借公正之由收回自己的承诺,于是几次三番试图在议会引起大家对这些承诺的注意。最终,在1301年的林肯郡议会上,爱德华国王不堪威胁与争论的困扰,再次郑重地对宪章和某些补充条款进行了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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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次危机以及贵族们坚决的态度,给后世造成重大影响的两条原则确立起来。其一是国王无权向任何地区调派地方封建领主的军队。这个限制敲响了封建兵役制的丧钟,导致拿钱打仗的契约雇佣式军队在下一个世纪中兴起;其二是国王在没有得到同意的情况下,不得以“紧急需要”为名强征赋税。十七世纪以前的英格兰国王们都有过增加税赋的尝试,但爱德华的妥协开创了一个失败的先例,这标志着议会在限制王权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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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辈们相比,爱德华国王统治时期更多追求的是维护全国利益,更尊重法律形式。后者很具讽刺意味,因为国王发现他曾倚仗的原则竟被对手们用来对付自己,这让他很恼怒。贵族们没有动用武力,只借助已有的法律体系就达到了目的,而这套法律体系正是国王历经艰难才创立起来的。贵族们的做法表明自己的身份在转变:他们不再是封建贵族阶级的代表,而是全国反对派的领袖。于是,国王不得不再次郑重地公开承诺维护《大宪章》中的主要原则。由于针对最近王室滥用特权的补救措施也写进了《大宪章》,因此国王的这次让步显得尤为难得。这是法制方面的一次真正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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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国王们非常看重他们在法国的领地,对如何在大不列颠群岛内开疆拓土反倒不怎么在意。他们偶尔会插手一下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事务,但保卫边疆区安全的任务大多数情况下都落在当地贵族肩上。《巴黎条约》签订后,英格兰的整整一代人不用再考虑欧陆扩张,于是他们有了解决内部安全问题的时间。在历代英格兰国王中,爱德华一世是第一位调动全部王室力量和资源用于向西部和北部扩张的。对他来说,征服威尔士的独立地区,巩固西部边界的安全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在自己的统治时期设法征服了罗马人、撒克逊人和诺曼底人都没有征服的地区,不列颠岛朝着统一迈出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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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群山中固若金汤的堡垒养育出一个吃苦耐劳、顽强不屈的种族。亨利三世统治期间,这个种族曾在卢埃林的孙子领导下,将深深的印记再次留在英格兰的政治舞台上。作为父亲亨利三世的助手,爱德华曾和威尔士人打过交道。他在战场上多次与他们兵戎相见,但取胜的次数屈指可数。与此同时,他还发现野蛮好战的威尔士边疆区贵族,比如莫蒂默斯家族、博亨家族以及拥有格洛斯特的南部克莱尔家族,无不在利用自己的军事特权侵害着威尔士和英格兰人的利益。对爱德华来说,威尔士人的独立要求是件令人烦恼的事;同样,让一伙强盗般的贵族守卫英格兰的边疆也如鲠在喉,这帮家伙曾不止一次向国王的权威发起过挑战。那片自古以来就盛行着野蛮的自由的“不可征服之地”一直以来都被小诸侯和野蛮的山地民族视为庇护所。现在,爱德华国王决心去征服它;同时,他还要给威尔士边疆区贵族们的特权戴上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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