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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贵族，不管他们选择站在哪一方，都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更大的威胁，比蒙特福特帮助他们摆脱的那一种还要大。蒙特福特的天才和精力，再加上金雀花王朝的君主与生俱来的权威，以及好斗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对贵族阶级的特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约翰的治理无方或亨利三世时期海外顾问们的指手画脚。在这场具有持久性意义的斗争中，英格兰贵族从未放弃过对本阶层利益的维护。在伦尼米德，尽管他们的做法客观上为全国的自由做出了贡献，但主观上他们是为了保卫自己的特权。他们现在有一点确定无疑，即蒙特福特已经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那家伙手里控制着国王，背后有社会革命势力支持，已经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霸主。于是，贵族们结成了牢固的联盟，与那些未被西蒙掌握的朝臣力量日夜谋划，试图将他拉下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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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此刻，蒙特福德认为是时候让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委员会发挥作用了。这个委员会控制着王国的开支和官员任免事务，如果碰到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留给他在1265年召集的议会处理。西蒙伯爵的独裁风格很不讨人欢心，但在国家处于混乱状态时却又无可厚非。在北方和威尔士边界，强大的反抗力量仍很活跃；在法国，王后与休·比格德伯爵、韦尔尼伯爵正想方设法向国王施以援手；教皇当然出是支持国王的。蒙特福德此时控制着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因为他在辛克港拥有一支舰队，同时公开怂恿海盗作祟。不过在西边他却失去了昔日政敌理查德·德·克莱尔之子、格洛斯特伯爵吉尔伯特·德·克莱尔的支持。尽管小克莱尔没有公开加入保皇派，但仍同他们暗通款曲，延续了父亲与蒙特福德之间的争斗。当1265年被召到议会时，他指责西蒙伯爵伙同儿子侵占王室的年收入以及对立贵族被罚没的财产。克莱尔的指责里有真实成分，但事实上却是他对未能分一勺羹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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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年1月，来自全国各郡县和城镇的议会代表们奉蒙特福德召唤齐聚伦敦。此次议会召开的主要目的是让革命措施看起来更合法。这一点在蒙特福德指导下正稳步实现。不过，这次议会更重要的是它的代表大会性质，而不是它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作为我国历史上首次代议制议会，它对英格兰政体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但现代评论家却忽视了这一点。蒙特福德召集拥有强大势力并深得人心的代表们的实际原因，是为了借助支持者的力量左右议会。他想再次依靠乡绅和市民的支持与心怀敌意或态度冷漠的贵族对抗，因此豪门权贵中只有五名伯爵和十八名男爵收到了参加议会的通知。这是蒙特福德的策略和要传递给他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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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很忠实地同意了蒙特福德的行动，并批准了他根据两个法规提出的解决方案。但随着克莱尔返回西部，战端再一次被挑起。亨利三世在蒙特福德控制下很顺从，也一直受到应有的尊重；爱德华王子承诺不再逃跑，因此也享受到了行动的自由。然而，当贵族们的反抗暗流风起云涌、蒙特福德集团内部离心离德以及治理国家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引起民众不满之时，王子借某日与几个朋友出外打猎之机，“忘记”了遵守自己必须返回的诺言。他在树林中策马而行，先是追逐一只成年牡鹿，最终去追逐一个更大的目标了。王子迅速在英格兰社会中组织起一支最强大的力量并成为他们的领袖。对这些人来说，摧毁西蒙·德·蒙特福德的统治，破坏他闻所未闻的改革是最重要的目标。借遵守《大宪章》、为贵族平冤昭雪并驱逐外国人的承诺，爱德华王子成功地将贵族阶层联合在一起，并破坏了蒙特福德赖以发挥影响力的基础。现在，这位伯爵除了是一个小小的个人派系领袖之外，几乎成了孤家寡人。他不惜自毁名声，靠接受威尔士王子卢埃林的领土和独立要求与后者勉强结成联盟。此时的西蒙不仅在政治上被爱德华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且军事上也处于极度劣势。王子与威尔士边界地区的贵族们占据塞文河谷后，西蒙便陷入困境，他返回东方的通道已被彻底截断，与手下士兵一起被赶到威尔士南部。八月初，蒙特福德再一次尝试渡过塞文河，试图前去与儿子小西蒙会合。那时，小西蒙手里掌握着一支从东南地区招募来的军队。计划的第一步成功了。他在伍斯特附近的一个渡口越过塞文河。但他的儿子却在凯尼尔沃思附近中了爱德华的计，被打得溃败而逃。蒙特福德伯爵还被蒙在鼓里，不知这场灾难的发生，结果在伊夫夏姆受困。8月4日，双方的决战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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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斗在大雨和突如其来的风暴中进行，天色阴暗。威尔士人被爱德华王子的重骑兵冲击得七零八落，蒙特福德身边只剩下一小群卫士，他们死战不退，最终寡不敌众，蒙特福德也像英雄一样倒在战场上。威尔士边界贵族们屠杀了大批逃兵和战俘，并肢解了他们的尸体。可怜的老国王一直被蒙特福德带在身边征战四方，此战中被儿子的追随者打伤，幸亏及时地高喊“不要杀我，我是温彻斯特的亨利，你们的国王！”这才被人认出，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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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西蒙·德·蒙特福德伯爵死了，但他倡导的改革却广泛而深入地在全国扎下根来。伊夫夏姆之战后，胜方无情而随意地分封没收来的土地，激起了失去继承权的人的强烈反抗。与此同时，蒙特福德的追随者们仍然聚集在孤立无援的凯尼沃尔斯、阿克索尔姆和伊利坚持斗争，在愤怒的绝望中对乡村进行着洗劫，虚弱的国家对此无能为力。整个英格兰一片混乱和动荡。普通百姓并不掩饰他们对蒙特福德盲目的支持。反叛者和不法分子在道路和森林中横行无忌。由于安全得不到保证，外国商人被以国王的名义禁止进入英格兰。这个国家似乎又要陷入封建割据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政府状态。在重重危机之中，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及其使节奥托本要求英格兰国王实行温和政策。在围困凯尼尔沃长达六个月却不得其果的情况下，爱德华王子意识到教皇的建议是唯一的选择。然而他的决心却遭到了那些从没收的土地中获益的人的坚决反对，格洛斯特伯爵也对爱德华否认改革的承诺大失所望。1267年初，伯爵要求驱逐外国人并重新颁布两个法规（即《牛津法规》和《威斯敏斯特法规》）。为实现自己的要求，伯爵在受到普遍欢迎的情况下进入伦敦。他的行动和教皇使节的影响，共同促成了“不剥夺继承权，要重新购买”的折中方案，从而收获了失去继承权者的原谅和善意。1267年末，最高法院向全国各地派出法官，以保证这一方案的公平实施。记载表明，当时的动荡范围波及甚广，各地的叛乱实际上得到了下层教士和不少修道院院长的支持，主要针对的是当地官员；许多乡村绅士没有被封建关系束缚在贵族一边，而是支持蒙特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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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特福德已死，爱德华参加了十字军东征，虚弱的亨利三世国王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享受到了比较平静的生活。半个多世纪前，九岁的他在内战的硝烟中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这块麻烦缠身的土地，随后便无时无刻不在风雨中飘摇，好几次差点在内战中死去。然而最终暴风雨结束了，美好的情景又回到他身边，他对此要比对政治事务更感兴趣。新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竣工了。这是一座哥特式的杰作，在其中举行宗教仪式是亨利三世一生中最期待的目标。1272年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就是在这座教堂下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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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后这几年的平静并不能说明德·蒙特福德的斗争以及内战是徒劳无益的。许多年来，普通民众已经把他奉为圣人，一幕幕的奇迹在他墓前上演。虽然民众的支持对伊夫夏姆之战帮助不大，但他曾是他们的朋友，而且曾激起过他们心中的期盼，希望他能终止或解除贫苦人遭受的痛苦和压迫。他们为此忘记了他犯下的过错，永久地把他铭记在心里。尽管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却失之于过度自信和缺乏耐心。践踏一切既得利益、打破所有传统、对各种形式主义的东西都暴力相向并毫无必要地引起他人的怀疑和不信任的做法让他饱尝痛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德·蒙特福德在英格兰历史上点燃了一支永远不会熄灭的火炬。早在1267年，《莫尔伯勒法规》就再度体现了《威斯敏斯特法规》的主要内容。他对自己的外甥、新国王爱德华的影响也很大。后者虽然杀死了他，但却深深地接受了他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蒙特福德的观点没有因伊夫夏姆之战以及后来的局势反转而消散，爱德华一世成为伟大的伯爵真正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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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的诞生 第十八章 爱德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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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统治艺术教育方面，没有哪个王子比爱德华更系统、更全面。三十三岁时，父亲的死终于让他登上了王位。他既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领袖，也是一员武艺高超的将领，年轻时就以自己的双肩为父亲挑起重担，与西蒙·德·蒙特福德殊死搏斗。尽管在某些观点上与敌人一致，但王子最终还是杀了他。他在品尝战败痛苦的同时中学习到了战争的艺术。在亨利三世的最后几年，尽管王子有很多机会夺取王位，但还是选择了孝顺地耐心等待。与父亲的懒散无能以及治国无方相比，爱德华对秩序与改革的热衷更能体现出其非同寻常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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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身材优雅挺拔，比常人高出一头。满头浓密的头发从小时候的黄色变成成年时的黑色，再变成老年时的雪白，是他一生经历的真实写照。他额头高耸，五官端正，只是左眼角像父亲一样有些下垂。他说话有些口吃，但这并不妨碍其拥有雄辩的才能，因为更丰富的语言都潜藏在他的手势之中。他武士般强壮的手臂骨肉发达，两条长腿能紧紧夹住马鞍，因而被人称为“长腿”。爱德华的这些特点是多明我会的编史者尼古拉斯记录下来的。他告诉我们，新国王热衷于战争和比斗，特别喜欢驾鹰打猎。追逐牡鹿时，他不用猎犬，也不用投枪，而是以能摔断脖子的速度策马疾驰，直到将那个不幸的猎物砍倒在地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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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述皆为爱德华统治时期的独特画面。他向人们展示出来的品质兼具亨利二世的治世之才以及“狮心王”的勇敢宽容。他的座右铭是：“各得其所”，没有其他任何一位英格兰国王能像他一样遵奉这一原则。他身上充满了其所标榜的法律与正义的激情，尊重社会各阶层的权利。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伤害和敌对行为激起的猛烈反抗仍未平息；但在不少场合，他的谦逊或宽宏大量也多次得到迅速的回应，为后来的友情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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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去世后，英格兰豪门中最具权势者不顾爱德华王子尚在西西里的事实，不等老国王下葬就在所有人支持下宣布爱德华为国王。直到两年后，新国王才返回英格兰举行加冕礼。爱德华坐上王位是继承与选举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当时没人计较哪种因素在其中的作用更大。在与西蒙·德·蒙特福德与贵族们的冲突中，爱德华学会了国王必须站在全国高度考虑问题。他认为，既然困境中的蒙特福德可以争取中产阶级的帮助以对抗国王和傲慢的贵族，那么自己也可以在登基伊始主动地、恰如其分地利用这股力量。在他统治的极盛时期，平衡各方面的力量是工作的主要基调。他知道，傲慢不羁的贵族和野心勃勃的教会既是王权的约束力量，同时也是帮助国王镇压百姓的工具。由于比以往更多地考虑中产阶级的利益以及全体百姓的需求，爱德华国王成功地建立起一个广泛而秩序良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国王可以积极地为争取全民普遍利益而努力。在这种思想激励下，他开始追求将王权扩展到全国，让不列颠群岛都处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让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欧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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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国王的行政改革不是为了满足某个怀有强烈不满情绪的阶层的需求，而是为了将公正带给全体臣民。即使对《大宪章》施压在祖父身上的束缚不满，即使非常希望能控制教会日益增长的财富和要求，新国王也不会滥用重新得到的权力，他宁愿把这些权力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搁置起来。在刚刚过去的斗争中，尽管他剥夺了教会和贵族们得到的特权，但都是以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为名进行的。遍览他所有的立法，尽管针对的问题各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即“我们必须确定，凡是我们的都应该归于我们，凡是别人的都应该归于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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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德华统治之下，一个秩序井然的时代出现了。这个时代是值得纪念的，不是因为它树立了伟大的里程碑，而是因为它从前三位国王的错误与混乱统治中汲取了有益的因素，并将之应用于一个长期而稳固的社会架构中。在起起伏伏中形成的国家架构和政策现在已经日渐稳定下来，经受住了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以及中世纪后期的种种考验，有些架构和政策甚至延续了更长时间。在这个时期，英格兰社会逐渐进入骑士与中产阶级时代，纯粹的封建社会逐渐被取代。统治工具、土地所有权、军事与财政制度、政教关系都已明确下来，几乎一直延续到都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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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执政的前十八年中，立法活动之活跃是之后的几个世纪无法比拟的。那时，几乎每年都会有一项重要法令出台。尽管这些法令很少有新意，而且大多数很保守，但它们的累积效果却是革命性的。爱德华十分倚重他的国务大臣、巴斯和韦尔斯主教罗伯特·伯内尔。伯内尔主教出身低微，从王室大法官法庭和宫廷官员做起，一路升任为主教，直到1292年逝世都始终是国王身边最主要的顾问。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王室，他制定的所有政策都是以牺牲封建特权和封建影响力为代价强化王权。1274年爱德华返回英格兰后，刚刚上任国务大臣不足三个星期的伯内尔就启动了一项针对地方事务的彻底清查。专员们带着一份罗列四十个问题的文件赶赴各地，去了解哪些是国王的权利和财产，这些权利和财产受到了哪些侵害；哪些官员玩忽职守或贪污腐败；哪些郡县首脑“出于怜悯、受贿或偏袒”而包庇犯罪、失职，被指责为酷吏或贪吏。类似的清查之前也进行过，但从未如此彻底而有效。“强硬而不专制”，这就是国王的政策，其目的在于尊重一切合法权利，剥夺一切非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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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5年通过的《威斯敏斯特第一法规》针对的是专员们揭露出来的职权滥用问题。紧接着，1278年的《格洛斯特法规》则命令法官们持权利调查令前往调查封建领主们在各自领地内通过自己的法庭和自己的官员施行法律的情况，并规定这些权利应该必须严格明确。这项调查的主要作用在于提醒大封建主们，他们既享受着权利，也承担着义务。1279年《土地永久保有法规》出台，禁止把土地作为礼物向教会捐赠，不过得到国王准许的仍可继续。1285年颁布的《温彻斯特法规》把矛头对准地方的无序状态；同年还颁布了《威斯敏斯特第二法规》以巩固土地的限定继承制度。《威斯敏斯特第三法规》针对的是如何通过买卖而不是其他条件拥有土地。依据此法规得到的土地可以自由转让，但法规规定，以后的土地买主必须与卖主的领主而不是卖主做交易，而且要承担土地出卖前所附带的封建义务和捐税。这个法规叫停了封建采邑制的进一步向下分化，对国王大为有利。作为全国最大的地主，国王直接管辖的佃户数量由此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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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著名的法规性质上都比较保守，在一段时期内都行之有效。在政治领域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同时，英格兰人的物质生活也因经济上的巨大压力而产生了同样深刻的变化。土地逐渐不再是全国社会生活的道义制裁工具及防御之所依，而是日渐成为一种商品，一种在原则上可像羊毛或羊肉那样买卖的商品，也可以在某种条件下以礼物或遗赠形式转让，甚至能以有限继承的方式留给未来那些即将构成新贵族阶层基础力量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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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进入这个原始而又活跃的交易市场的英格兰土地只是很少一部分，但却足以激起巨大而深远的反响。在那个时代，许多王公贵族都会有手头拮据的时候，因此借贷的幼苗开始在英格兰冒头。不知不觉中，犹太人已经悄无声息地融入那个残暴时代的社会机理。他们时隐时现，常常在大人物们急需金钱的时候提供极大的帮助，对不愿意向议会请求拨款的国王来说更是举足轻重。在某些鲜有却很确定的情况下，只要有钱，任何人都能买到大片土地，犹太人为此不再低调行事，土地开始通过直接买卖或抵押两种途径集中到以色列人手里。进入市场的土地越来越多，足以保证两种途径都是有利可图的。数十年后，昔日的封建地主才回过味来，原来他们为了追求过眼云烟般的金钱，永远失去了一部分数量可观的英格兰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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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愤怒，饱受抵押之苦的小地主和挥霍无度、在交易中吃亏的贵族开始在抱怨中联合起来对付犹太人。此时，意大利放债人乘虚而入。对爱德华国王来说，在紧要关头，意大利人的作用与犹太人一般无二。他惊喜地看到，只需通过简单而现成的反犹太政策，就能够既安抚强大而心有怨气的势力，又能逃避犹太人的巨额债务。于是，现代社会中常见的陈词滥调，比如宗教谋杀和其他骇人听闻的传言开始被搬弄出来，而且得到了民众的普遍认可。在一片仇视之中，犹太人遭到抢劫、虐待、最终被驱逐出英格兰王国。唯一例外的是犹太医生，因为没有他们的医术，大人物们可能就得不到适当的诊治了。这个饱受苦难、颠沛流离的民族被掠夺一空，不得不再次寻觅避难之所，重头来过。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大篷车再次载着痛苦启程，驶向西班牙或非洲北部地区。直到四个世纪后，奥利弗·克伦威尔才和一个以色列富翁签订了秘密合同，再次向犹太民族开放英格兰海岸，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国王对犹太人的禁令被一位信奉加尔文教派的独裁者取消。犹太人被赶走后，来自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银行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但到了爱德华一世的孙子统治时期，他们也将品尝到基督教世界所谓的公道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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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巨大的立法成就的同时，爱德华国王还不断进行了行政改革。他在全国各地不知疲倦地巡视，严格查处每一处重要城镇的职权滥用问题，以犀利笔锋和强力手段纠正地方贵族的过分行为。经常被加以学究式解释的合法性是他随时准备使用的武器，用来从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整顿王国的内部治理环境，将个人利益从属于他和他的人民的领域清除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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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一世非常重视行政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一点在中世纪国王中是很了不起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国王很自然会更倚重拥有职业经验的行家里手，而对“徒尚虚荣的大封建主的业余式帮助”不屑一顾。到十三世纪末，英格兰已有三大专设部门各司其职。其一是设在威斯敏斯特的财政部，负责收缴王室岁入和账目记录；其二是相当于总秘书处的大法官法庭，负责为国王起草、撰写各种宪章、法令和书信；其三是内务部。内务部单独设有一个名为“掌玺司”的秘书处，专门跟随四处流动的王室办公，兼具财政与秘书功能，大到为发动大陆战争提供军费，小到给王室厨房买点胡椒都属于它的职权范围。伯内尔是一位典型的早期民事事务官员，他死后留下的位置由财政部官员沃尔特·兰顿接替。与伯内尔一样，这位财政大臣并未将利奇菲尔德主教职位视作宗教教职，而是将它当成了为国王服务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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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爱德华一世是一位非常正统的天主教徒，但同样无法避免与教会的冲突。他渴望向上帝奉献一切，但却比父亲更强烈地希望拥有恺撒大帝式的君主权力，这样的心态迫使他不止一次地向教会提出抗议。当时，教会领袖是1279至1292年间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芳济会修士约翰·贝查姆。他以极大的勇气和娴熟的手段维护着自以为是教会的正当权利以及在国王面前的独立。在1279年于雷丁召开的地方咨议院会议上，贝查姆发布了一系列令国王愤怒的公告，其中之一是禁止教士兼职。很明显，这个公告严重损害了国王将宗教职务作为奖励赏赐给政府官员的做法；另一个公告是要求每个大教堂和牧师会主持的教堂都必须公开张贴一份爱德华发誓遵守的《大宪章》。凡试图凭借国王法令阻止宗教法庭判案的人，以及违反《大宪章》的人，都将面临着被驱逐出教的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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