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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教会是最有势力的机构。主教和国王及皇帝总是有密切联系的——这种关系有时是友好的，有时是敌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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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体制 就我们所知，西方基督教会的首脑就是教皇，即罗马的主教。教会所在的各国都被划分为大教区、主教管区和教区。大教区是一个大区域，它的首席主教称为大主教或总主教。主教管区是大教区的一部分，受一个主教的管辖。教区则是主教管区的一部分，一般只有一个教堂，包括到这个教堂去礼拜的人们所住的村庄或城镇的一个区。每个教区有一名神父，主持弥撒，并管理圣事。在重要教区内，还可能设有助理神父和会吏。所有这些教士们——大主教、主教、神父、会吏——统称为世俗教士。之所以称为世俗，是因为他们在尘世中生活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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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教士 正规教士包括修士、托钵僧、修女，他们都是脱离尘世的，并且在一种特定的宗教规章下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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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正规教士：（1）本笃会修士和修女，均住在固定的男女修道院中；（2）十字军教团，如圣殿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出现于 12 世纪，按军事体制组织起来；（3）托钵僧，或行乞僧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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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钵僧最初并无固定住所，只是四处云游，靠周济生活——故此称为“托钵的”或“行乞的”僧团。他们向普通人传道。这些教团在 13 世纪始崭露头角，最著名者为方济各会及多明我会。第一派仿效阿西西的弗兰西斯（1182—1226 年），力主对贫苦人要谦卑友爱；第二派是多米尼克（1170—1221 年）的信徒，他们激发了布道的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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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正规教士都曾立誓自甘贫困、独身与服从。所有的托钵僧团和本笃会修士在教育史上都很知名，中世纪大多数伟大的学者都是修士或托钵僧。然而正规教士加入世俗教阶组织的事并非罕见，有的成为主教，甚至成为教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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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的教会 教会的主要作用当然是规定和指导人们的宗教生活，但是由于人们还有其他需求，且黑暗时代和中世纪都缺乏政府管理，教会也做了其他事情。正如我们已看到的，修道院代替旅舍来接待旅客，并为老弱贫病提供了方便。因为没有公立学校，教育就完全由教会来主持。天长日久以后，教会在行政管理方面取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到后来它竟有了自己的一套法庭和法律体系。教会的法规称为教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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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2 多米尼加和弗兰西斯修会。不像其他的修会，多米尼加和弗兰西斯并未居住在修道院，而是到处祈祷及与异端战斗。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和信徒的友善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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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法庭不但审理涉及教士的一切案件，而且也审理平信徒（非神职人员）的婚姻、渎神或对遗嘱的争执等案件。作为封建宗主，许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统治着广大地区，在这些区域内行使立法、铸币、征税等权力。教皇则为罗马城及其周围的教皇国的统治者。简言之，在中世纪，教会是政府中的一大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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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是个问题 黑暗时代的一些问题困扰着中世纪。异教徒的蛮族当然已经皈依了，他们的后代也在开化过程中，但广大人民仍然是愚昧无知的；许多好战的封建贵族虽然有基督徒之名，但在内心却比蛮族好不了多少。迟至 11 世纪，教会还在试图教导这样的战士不要闯入教会，不要伤害修士，不要在宗教节日打仗。换言之，对于这许多粗野的战士，所谓“上帝的和平”和“上帝的休战”都没有多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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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是个威胁 教会丰富的地产对于那个时代的封建领主来说，几乎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有时他们用武力攫夺教会的土地。更经常的，他们企图使自己的心腹和亲戚选上教职从而控制教会的财产。我们必须记住，修道院院长和主教都是广大地区的宗主，他们从中得到大量收入。因此，富有野心的封建领主，甚至国王和皇帝，都在不断地试图把他们自己的人安放在这样的位置上，这些人往往缺乏虔诚，有时还缺乏道德。在 10 世纪和 11 世纪初期，这样的事甚至影响到教皇职位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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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流弊 另一流弊则是有些人总是企图以贿买方式获得教职，使他们自己及其亲戚因而致富。这种行为曾被改革家们所斥责，他们愤激地称之为“买卖圣职”（simony），此词来自西蒙·马古，他因企图以金钱购买圣灵的力量而遭到使徒彼得的严厉训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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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困难的起因涉及教士的独身生活，即教士不得结婚的规定。独身生活并非从来就有的规定，但是在西欧，4 世纪和 5 世纪时，教皇和宗教会议力主所有教士都不得结婚。这种规定很难实行，而且经常被破坏，特别是被那些以政治势力或以“西蒙式”取得教职的世俗贵族们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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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吕尼与改革 反对这些流弊的运动是由各类修士进行的，特别是法国的克吕尼的修士。克吕尼改革运动遍及全欧。它得到几个皇帝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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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主教团 11 世纪中叶，富有改革精神的教皇在运动中带头反对“买卖圣职”，反对对教会的政治控制，反对教士结婚。1059 年，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命令：此后教皇不得由皇帝或罗马的贵族家族提名，而应由罗马的主教、神父和会吏合组的团体推选。这种方法意图把较好的人放在职位上，使他们有较多的独立性，不受外来影响。这个选举团体后来以红衣主教团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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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尔德布兰德 11 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是希尔德布兰德，即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他是诚挚、正直而无畏的。在热忱与精力方面，他可与先知以利亚相比拟。他致力于增强教会统治权，在锡封问题上同皇帝亨利四世发生了冲突。格列高利禁止任何世俗统治者——即使是国王或皇帝——锡封教职人员，即授予后者戒指与牧杖作为神职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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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与卡诺萨 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北部，兴起了抗议的风暴。皇帝拒绝服从，而且试图废黜教皇。格列高利则以开除皇帝的教籍相回敬——把他从教会中驱逐出去。不久亨利发现自己面临着一场德意志的叛乱，在惊慌之中他赶忙到意大利求见教皇并乞求宽恕。在积雪的亚平宁山中的卡诺萨城堡里，教皇让皇帝穿着悔罪人的粗布衣，赤脚站在庭院中达 3 天。教皇想给其他专横的统治者一个教训的实例。然后教皇宽赦了他，并接纳他回到教会。这是在 107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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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亨利没有遵守他的诺言。冲突又重新开始了。封建领主们也参与了这场争端，因此德意志被内战困扰了许多年。格列高利七世实际上被逐出罗马，1085 年死于流亡中。临终时他说：“我爱好正义，憎恨罪恶；因此我在流亡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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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姆斯宗教协定 多年以后，到了 1122 年，格列高利所力争的改革才在沃尔姆斯宗教协定中完成了，这个条约同意，只有教皇或他的代表才能以戒指和牧杖锡封主教或其他教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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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诺森三世 在锡封的冲突中获胜以后，教皇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权威，并要求成为最高权威。或者可以说，教皇影响达到最高是在英诺森三世（1198—1216 年）时，他曾宣称，尽管“王侯受有尘世之权”，而教士却有一种更崇高的权力，因为他们处理人类的灵魂。英诺森三世的野心就是要使教皇成为一切基督教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和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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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3 意大利托斯卡那的女伯爵玛蒂尔达（约 1046—1115 年）是教皇改革理念的坚定支持者。她在她的城堡安排了教皇和皇帝的戏剧性会面。在画面中，皇帝下跪，教皇演讲，而伯爵劝说，表明达成了谅解，亨利重归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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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一切政治成就中，最著名的是他对英格兰国王约翰的胜利，后者胆敢反对他任命斯蒂芬·兰登为坎特伯里大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