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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星期后，普鲁士军队已推进到维也纳城下。在俾斯麦执意坚持下，维也纳免受被占领的耻辱，这一次议和的条款又是比较仁慈的。俾斯麦已经考虑到下一步战略，他认为未来同奥地利的友谊至关重要。他说：“胜利时适可而止，这不仅是慷慨，也是极其明智的政策。当然，享受这种宽容的一方也要提供物有所值的补偿，让胜利者能从中获益。”奥地利失去的唯一领土是威尼斯，它被割让给意大利。奥地利终于被排挤出德意志，而它未来的野心不可避免地转向东南方向的斯拉夫人。七周战争结束了。普鲁士在德意志获得了五百万人口和二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欧洲大陆的力量平衡发生了根本变化，而法国将经历悲剧性的震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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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三世试图向普鲁士索要一些好处作为他保持中立的回报，结果无功而返，这一行为还被鄙薄为“要小费”政策。对法国对德意志南部提出领土要求，俾斯麦断然予以拒绝，并发表了他和拿破仑三世的谈话记录。这引起人们对法国的戒心，也加强了他在德意志非普鲁士控制区的地位。法国人终于意识到他们的危险处境。依照俾斯麦制定的有条不紊的计划，普法战争将一触即发。法国陆军大臣尼埃尔元帅急忙开始改组法军，拿破仑三世也四处网罗盟友。一切都是徒劳的。此外，由于拿破仑三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决策权被削弱，加上国会和报界的任性和傲慢，法国人心烦意乱，朝着他们的命运之礁径直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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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四年里，普法两国间形势日益紧张，双方不断扩军备战，擦枪走火的事件时有发生。英国政治家对这个局势洞若观火，竭力调解，但是由于英国对普法两国都不做明确承诺，这种努力必然失败。不论从鲜明的国家利益，还是从对某一方的好感来说，英国都没有动力明确选择立场。拿破仑摇摆不定的野心让伦敦感到难以信任，而对于俾斯麦，用英国驻柏林大使的话来说，他似乎已决意选择“强权政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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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又一次孤立了他的敌人。尽管法国极力示好，奥地利仍然漠然置之。意大利自一八六六年便与普鲁士结成盟友，此时更无意反戈。法军仍然为教皇镇守着罗马，如果法国战败，这些部队将不得不撤回国内。俄国在俾斯麦的怂恿下，趁机撕毁了限制它进出黑海的协定。俾斯麦也不担心英国的反应，他曾说：“英国对我来说是什么呢？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取决于它能投入战场的兵力。”尽管如此，他在1870年给《泰晤士报》寄去了一份明显是法国在四年前提出的条约草案，其中，法国试图以支持普鲁士为条件换取比利时。英国作为比利时的保护人，看到这份草案自然更无意偏向法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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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夏，俾斯麦动手了。西班牙的一场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使西班牙王位空缺了将近两年。西班牙临时政府在欧洲各国的王族中寻找合适的国王人选，最后选中了普鲁士国王威廉家族的古老一支、霍亨佐伦-西格马林根公爵领地的利奥波德王子。王子起初选择了拒绝，但西班牙人在俾斯麦的建议下再次发出邀请，这一次，王子接受了。法国人反应强烈，议员在国会里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法国驻普大使奉命要求普方撤销利奥波德王子的允诺。法国外交大臣称这种安排“损害了法国的地位，破坏了欧洲的势力均衡，并危及了法国的利益和荣誉”——若在今日，他毫无疑问会把这称为“包围”。威廉国王足够耐心地处理了法国的抗议，私下建议利奥波德王子改变决定，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利奥波德表示同意。法国报界为此欢呼，可是，法国又犯了得寸进尺的致命错误，法国大使受命要求普鲁士保证不再提出利奥波德作为西班牙国王的人选。即使对于威廉国王来说，这个要求也未免过分，他礼貌而坚决地回绝了法国大使。当他正式得知利奥波德已经发表了弃权声明时，便写信给法国大使说，他认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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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对威廉国王的外交政策感到失望。他认为自己努力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他的国家将蒙受羞辱。他在失望中同毛奇和罗恩在柏林进餐时，收到国王从埃姆斯发来的知会事态进展的电报，国王还在电报中给予了俾斯麦如若需要可以自行决定公布这些情况的权力。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他没有篡改事实，而是巧妙地缩减了电文，给人留下法国人的要求遭到无礼驳回，他们的大使受到断然拒绝的印象。聚餐者都知道这份公报将不可避免地挑起战争，因而感到心满意足，俾斯麦还把它比作“刺激高卢牛的红布1”，而罗恩兴奋地说：“神仍站在我们这边，不会让我们在屈辱中灭亡。”一星期之内，法国对普宣战。整个事件颇为戏剧化，但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法国内阁早就决定，如果威廉国王不彻底妥协，法国必将开战。法国差劲的军事情报工作使一些法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战备工作胜过普鲁士，而接下来四十天里，这个错误的自信将被残酷地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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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在战场上投入了五十万军队，还有五十万后备部队。巴伐利亚在之前二百年的欧洲事务中一直支持法国，现在投入十五万军队同法军作战。这场战争短暂而激烈，法国人倾力投入战争，表现出本民族的英勇无畏，他们的步兵武器与普军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但是，他们在运用新式的军事辩证法、运输和军需供应系统方面，尤其在参谋和训练上，已远远落后于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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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出师不利。皇帝亲自修改了动员计划，但计划的执行缓慢而混乱。军官到处寻找并不存在的部队，阿尔萨斯的预备役人员受命到比利牛斯山的军营中进行装备，以便编入仅仅几英里以外的正规军团，可是许多人几个星期以后才赶到团里，那时这些团已被击溃或正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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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兵分三路，其中两路共有三十五万人，从不同路线向法国的梅斯要塞会合，普鲁士王储率领二十二万军队奔向斯特拉斯堡。三路大军之外，有一支骑兵先行推进以迷惑法军，并为自己的参谋部搜集准确的情报。大多数野外战斗是迅猛推进的普军先锋部队随机进行的，而主力部队严密的组织性也使他们得以充分发挥。八月四日，普鲁士王储在维桑堡打败了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阿尔萨斯兵团的一部分，两天以后，两军在韦尔特激战，法军主力被迫退向南边的夏龙。同时，拿破仑三世指挥的莱茵河兵团被迫退到梅斯，在梅斯把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然后到夏龙去找麦克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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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旬，两只德意志部队出乎意料地成功插入梅斯和巴黎之间。巴赞进行了三次血战，战事在八月十八日的格拉夫洛特到达高潮。在这次激战中，德意志人的骑兵以巨大的代价打破僵局，巴赞随后撤进梅斯要塞，那里还有十八万法军精锐，却可耻地坐视毛奇的作战计划迅速得逞。麦克马洪和皇帝率军援救梅斯，而普鲁士王储绕过斯特拉斯堡，在色当附近拦截法军，迫使他们撤进比利时边界的这个古老的军事要地。德意志军队的炮火优势明显，此时更巧妙的战术是将法军阵地围在当中，从四面开火。色当完全不适于在现代战争中进行防御，德意志人占领高地以后，法军根本无法抵挡。经过绝望的挣扎，拿破仑三世被迫带领十三万军队投降。开战仅六个星期，他就向普鲁士国王缴械了。当时俾斯麦也在场，他们上一次见面是五年前在比亚里茨，那时他们的身份都是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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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星期以后，德意志人包围了巴黎。又过了几天，巴赞出于愚蠢和厌战，甚至更糟的原因导致很多法国人认为他是不必要地交出了梅斯要塞。一八七六年，法国法庭认为他放弃梅斯完全是由于怯战或叛国，判处他死刑，不过，这个判决后来没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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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似乎结束了。法国皇帝成为俘虏，皇后逃到英国，巴黎陷入重围。“国防政府”仍在守卫巴黎，然而，尽管出现了冈贝塔乘着气球逃出城，到外省组织反抗这样的英勇事迹，卢瓦尔河畔和瑞士边界上残余的法国军队一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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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在凡尔赛进行。这一次，俾斯麦颇为斤斤计较，每做出一点让步，都要法国付出巨大代价。和平条款在当时看来相当苛刻，普鲁士人要求法国赔偿五十亿法郎的黄金，以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约法国经济。这笔钱三年才还清。战胜国的军队在巴黎街头招摇行进，阿尔萨斯和东洛林被割让给德意志，仇恨的种子由此在法国人心中生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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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最终版本过了几个月才签字。在此期间，法国遭受了军事惨败的一颗可怕的苦果。根据停战协定，巴黎的卫戍部队被大幅削减，于是，革命党人在三月控制了巴黎。这场“公社”式的运动最初的动机是爱国主义，他们号召被普鲁士军队的耀武扬威深深刺痛的巴黎人民团结起来，继续战斗。法国临时政府平息叛乱时三心二意，以失败告终，随即撤到凡尔赛，任凭红旗在巴黎飘扬。俾斯麦释放法国战俘，让他们帮助镇压巴黎的起义，巴黎陷入全面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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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马洪率领政府军开往巴黎时，公社运动的性质起了变化。他们的支持者对抗击普鲁士入侵者失去了兴趣，而逐渐变成了凶残嗜血的社会革命者。包括巴黎大主教和许多教士在内的人质被枪杀，宏伟的国家建筑被焚为废墟。麦克马洪的部队被迫陷入巷战，逐个争夺街垒，经历内战一切可能的残酷才接近了巴黎市中心，而他们也对公社成员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到秩序得到恢复时，战斗已持续了六个多星期，这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仅被处决的估计就有二万五千人。这场运动丝毫没有波及法国的其他城市，但它受到国外共产党人的称颂。住在英国的卡尔·马克思把这场运动视为他宣传了半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明证。作为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翻版，公社运动给法兰西政治体系留下的伤痕至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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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停战的那个月，德意志的统一大业终于完成了。从秋天开始，德意志外交官们便在凡尔赛忙碌着，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镜厅接受了各盟邦君主推举，成为德国皇帝。这个称号的具体字眼引起了一些争执。俾斯麦向来不介意为实质利益牺牲一些形式，他选择这个称号很可能是为了照顾小国的感情。威廉对此感到不快，因为他本希望被尊为“德意志皇帝”，在离开镜厅时，他有意忽视了他的宏伟帝国的构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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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普奥之间的萨多瓦之战那一天，英国的迪斯雷利就对他的选民阐述了超脱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好处。事实证明，他确有洞见。五年以后普法战争中，英国仍可以当一个善意的、苦恼的同时又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皇家海军装备了强大的蒸汽动力铁甲舰，上面配有发射炮弹而不是子弹的线膛炮。用木船和帆船统治海洋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海军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海战中吸取了经验，但英国常备陆军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还是不值一提。十九世纪的战争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工业化国家军事力量之强大尚没有机会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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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毕生事业在凡尔赛达到了顶点。普鲁士在国内克服了重重困难，对外蓄意挑起了三次战争，终于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同时，代价也是惨重的。法国人下决心复仇雪耻，迫切地寻求盟友和支持。在维也纳确立的“欧洲协调”原则彻底破裂。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曾多次努力试图恢复这一原则，也曾取得一些短暂的成绩。但是，欧洲强国渐渐形成两大阵营，英国则不安地袖手旁观。这两大阵营的分歧逐渐变得彻底不可调和，最终在二十世纪爆发出来。英国对形势变迁的认识有些迟缓。迪斯雷利虽有些夸大其词，但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说，普鲁士军队的胜利意味着一场德意志革命，这将是“比上一个世纪的法国革命更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武力保卫和平的时代到来了。在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主政英国的时代，英国忙于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自治和帝国统治的问题。然而，欧洲本土和殖民地事务明显互不相干的时代即将彻底结束。只要俾斯麦领导德国，他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英国。同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使英法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德皇威廉二世免去俾斯麦的首相职务并大力奉行敌对政策时，英国才完全警觉到日耳曼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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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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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开始讲述英国历史上一个漫长、连贯、不断发展的时代，即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担任首相的时代。这两位伟大的议会活动家在1868-1885年之间交替掌权，在这近二十年里，他们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有效挑战。在迪斯雷利于1881年去世之前，他和格拉德斯通的交锋一直是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二人都站在各自党派权力的顶峰，他们富于技巧的雄辩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程序上，较量的每一个回合都引起全国性的讨论。其实他们的政治分歧并未超过一般的两党分歧。他们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如此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迥然不同的脾气秉性。迪斯雷利私下写道：“后人将对格拉德斯通这个无耻的疯子做出公正的判断。他是个异乎寻常的嫉妒、记仇、虚伪和迷信的混合体；他无论是在说教和祈祷，喋喋不休或舞文弄墨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从不是一个绅士！”格拉德斯通对迪斯雷利的评价也同样尖刻。他说，迪斯雷利的理论是“虚伪的，但是，他的为人比他的理论更虚伪……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他不惜腐化公众的意见，在谈判中贪得无厌，煽动人们的激情、偏见和自私的欲望……他通过支持皇室不符合宪法的倾向来削弱王权，同时又毫无底线地迎合民主思潮，以削弱宪法”。就这样，他们在下议院针锋相对——格拉德斯通音色铿锵，目光如炬，陈词感人肺腑，迪斯雷利则气质浪漫，措辞精妙灵活，传神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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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在1868年出任首相时，人们仅仅认为他是谨慎而又节俭的执政官，也已经成长为坚定的自由党改革家。其实这只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方面。逐渐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的原因，是他经常同时能激起自己和选民的义愤填膺的道德感。在讨伐巴尔干国家和爱尔兰的两次运动中，他的口号便是良知与道德标注高于政治决策——致力于宣扬这样的信条使他不可避免地被斥为伪君子，因为这些口号对应的政策往往明显地有利于自由党。其实，这些指责是错误的，格拉德斯通的讲话常常充满传道士精神，他宁可分裂自由党，也不愿放弃道德是非。在他转念支持爱尔兰自治之后不久，他就对助手威廉·哈考特爵士说：“我即使众叛亲离，也要坚持到底。”这种精神不利于团结，导致了自由党分裂，但它为格拉德斯通在他追随者心中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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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格拉德斯通，迪斯雷利需要动用自己的全部勇气和得天独厚的超群智慧。许多托利党人不喜欢也不信赖他的改革观点，但他摆布同僚的手段十分高超，就统治政党的艺术而言，无出其右。他对所有事情的态度，都有愤世嫉俗的成分，他的性格中，丝毫不见对道义的热情。劳动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为了现实利益而依附于教会、王室、帝国和贵族，迪斯雷利认为这些趋利避害的行为都可以为党派所用。他一生都没有被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完全同化，至死保持距离，这使他年轻时就可以对英国社会做出独立的分析，这很可能是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价当时政治情况的原因。他长期被自己的党派掣肘，却最终领导它在大选中获胜，登上他所一直渴望的权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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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最深的矛盾莫过于格拉德斯通认为，迪斯雷利为了保守党的利益掌控女王，而且他滥用个人魅力，危害宪法。格拉德斯通就任首相时，维多利亚女王过着半退休的生活，还没有走出1861年阿尔贝特亲王逝世造成的悲痛。格拉德斯通试图让君主重回公众视线，于是善意地建议让女王的长子担任爱尔兰总督，但这都招致了女王强烈的反感。他始终对女王十分尊重，却无法与女王建立亲切温情的关系。女王有一次曾评价说，他对她讲话，好像是在公开会议上一样。迪斯雷利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他宣称：“英国宪法的原则并没有否定君主的个人影响，如果真的有，则人性本身也要阻碍这种理论的实现。”他经常给女王写信，帮助她摆脱在丈夫死后所陷入的孤独和避世，迎合她参与政策制定的愿望。在一八七七年五月东方危机的高潮中，他在汇报内阁各种看法的报告结尾写道：“政策应由陛下来定，首相将坚决执行。”女王感到这样的态度无比受用，她抱怨说，格拉德斯通执政时什么都不告诉她。如果他在1880年以后多向女王汇报，女王的不满可能会转移到在野的保守党身上。但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对自由党政府不甚友善，她不喜欢格拉德斯通，对其党内日益强烈的激进主义倾向十分反感。不过这种情况倒也并没有导致什么恶果，格拉德斯通小心地避免女王个人成为政治议论的对象，不让公众知道他和女王的不和。他曾发牢骚说：“女王足以毁掉任何人。”不过尽管难以体谅，他还是耐心地为女王效劳。无论如何，基于公众选举组成政府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削弱国王的个人权力。尽管维多利亚偶尔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倾向，她仍是立宪制下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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