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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对威廉国王的外交政策感到失望。他认为自己努力的成果将付之东流，他的国家将蒙受羞辱。他在失望中同毛奇和罗恩在柏林进餐时，收到国王从埃姆斯发来的知会事态进展的电报，国王还在电报中给予了俾斯麦如若需要可以自行决定公布这些情况的权力。俾斯麦抓住这个机会——他没有篡改事实，而是巧妙地缩减了电文，给人留下法国人的要求遭到无礼驳回，他们的大使受到断然拒绝的印象。聚餐者都知道这份公报将不可避免地挑起战争，因而感到心满意足，俾斯麦还把它比作“刺激高卢牛的红布1”，而罗恩兴奋地说：“神仍站在我们这边，不会让我们在屈辱中灭亡。”一星期之内，法国对普宣战。整个事件颇为戏剧化，但后来披露的事实表明，法国内阁早就决定，如果威廉国王不彻底妥协，法国必将开战。法国差劲的军事情报工作使一些法国领导人以为他们的战备工作胜过普鲁士，而接下来四十天里，这个错误的自信将被残酷地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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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在战场上投入了五十万军队，还有五十万后备部队。巴伐利亚在之前二百年的欧洲事务中一直支持法国，现在投入十五万军队同法军作战。这场战争短暂而激烈，法国人倾力投入战争，表现出本民族的英勇无畏，他们的步兵武器与普军比起来也毫不逊色，但是，他们在运用新式的军事辩证法、运输和军需供应系统方面，尤其在参谋和训练上，已远远落后于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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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出师不利。皇帝亲自修改了动员计划，但计划的执行缓慢而混乱。军官到处寻找并不存在的部队，阿尔萨斯的预备役人员受命到比利牛斯山的军营中进行装备，以便编入仅仅几英里以外的正规军团，可是许多人几个星期以后才赶到团里，那时这些团已被击溃或正在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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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人兵分三路，其中两路共有三十五万人，从不同路线向法国的梅斯要塞会合，普鲁士王储率领二十二万军队奔向斯特拉斯堡。三路大军之外，有一支骑兵先行推进以迷惑法军，并为自己的参谋部搜集准确的情报。大多数野外战斗是迅猛推进的普军先锋部队随机进行的，而主力部队严密的组织性也使他们得以充分发挥。八月四日，普鲁士王储在维桑堡打败了麦克马洪元帅指挥的阿尔萨斯兵团的一部分，两天以后，两军在韦尔特激战，法军主力被迫退向南边的夏龙。同时，拿破仑三世指挥的莱茵河兵团被迫退到梅斯，在梅斯把指挥权交给巴赞元帅，然后到夏龙去找麦克马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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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中旬，两只德意志部队出乎意料地成功插入梅斯和巴黎之间。巴赞进行了三次血战，战事在八月十八日的格拉夫洛特到达高潮。在这次激战中，德意志人的骑兵以巨大的代价打破僵局，巴赞随后撤进梅斯要塞，那里还有十八万法军精锐，却可耻地坐视毛奇的作战计划迅速得逞。麦克马洪和皇帝率军援救梅斯，而普鲁士王储绕过斯特拉斯堡，在色当附近拦截法军，迫使他们撤进比利时边界的这个古老的军事要地。德意志军队的炮火优势明显，此时更巧妙的战术是将法军阵地围在当中，从四面开火。色当完全不适于在现代战争中进行防御，德意志人占领高地以后，法军根本无法抵挡。经过绝望的挣扎，拿破仑三世被迫带领十三万军队投降。开战仅六个星期，他就向普鲁士国王缴械了。当时俾斯麦也在场，他们上一次见面是五年前在比亚里茨，那时他们的身份都是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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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星期以后，德意志人包围了巴黎。又过了几天，巴赞出于愚蠢和厌战，甚至更糟的原因导致很多法国人认为他是不必要地交出了梅斯要塞。一八七六年，法国法庭认为他放弃梅斯完全是由于怯战或叛国，判处他死刑，不过，这个判决后来没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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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似乎结束了。法国皇帝成为俘虏，皇后逃到英国，巴黎陷入重围。“国防政府”仍在守卫巴黎，然而，尽管出现了冈贝塔乘着气球逃出城，到外省组织反抗这样的英勇事迹，卢瓦尔河畔和瑞士边界上残余的法国军队一直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一八七一年一月，巴黎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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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战谈判在凡尔赛进行。这一次，俾斯麦颇为斤斤计较，每做出一点让步，都要法国付出巨大代价。和平条款在当时看来相当苛刻，普鲁士人要求法国赔偿五十亿法郎的黄金，以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制约法国经济。这笔钱三年才还清。战胜国的军队在巴黎街头招摇行进，阿尔萨斯和东洛林被割让给德意志，仇恨的种子由此在法国人心中生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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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的最终版本过了几个月才签字。在此期间，法国遭受了军事惨败的一颗可怕的苦果。根据停战协定，巴黎的卫戍部队被大幅削减，于是，革命党人在三月控制了巴黎。这场“公社”式的运动最初的动机是爱国主义，他们号召被普鲁士军队的耀武扬威深深刺痛的巴黎人民团结起来，继续战斗。法国临时政府平息叛乱时三心二意，以失败告终，随即撤到凡尔赛，任凭红旗在巴黎飘扬。俾斯麦释放法国战俘，让他们帮助镇压巴黎的起义，巴黎陷入全面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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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麦克马洪率领政府军开往巴黎时，公社运动的性质起了变化。他们的支持者对抗击普鲁士入侵者失去了兴趣，而逐渐变成了凶残嗜血的社会革命者。包括巴黎大主教和许多教士在内的人质被枪杀，宏伟的国家建筑被焚为废墟。麦克马洪的部队被迫陷入巷战，逐个争夺街垒，经历内战一切可能的残酷才接近了巴黎市中心，而他们也对公社成员进行了无情的报复。到秩序得到恢复时，战斗已持续了六个多星期，这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仅被处决的估计就有二万五千人。这场运动丝毫没有波及法国的其他城市，但它受到国外共产党人的称颂。住在英国的卡尔·马克思把这场运动视为他宣传了半生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明证。作为一七八九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翻版，公社运动给法兰西政治体系留下的伤痕至今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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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现停战的那个月，德意志的统一大业终于完成了。从秋天开始，德意志外交官们便在凡尔赛忙碌着，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镜厅接受了各盟邦君主推举，成为德国皇帝。这个称号的具体字眼引起了一些争执。俾斯麦向来不介意为实质利益牺牲一些形式，他选择这个称号很可能是为了照顾小国的感情。威廉对此感到不快，因为他本希望被尊为“德意志皇帝”，在离开镜厅时，他有意忽视了他的宏伟帝国的构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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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普奥之间的萨多瓦之战那一天，英国的迪斯雷利就对他的选民阐述了超脱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好处。事实证明，他确有洞见。五年以后普法战争中，英国仍可以当一个善意的、苦恼的同时又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英国皇家海军装备了强大的蒸汽动力铁甲舰，上面配有发射炮弹而不是子弹的线膛炮。用木船和帆船统治海洋的时代终于结束了。海军从美国南北战争的海战中吸取了经验，但英国常备陆军按照欧洲大陆的标准还是不值一提。十九世纪的战争持续的时间都很短，工业化国家军事力量之强大尚没有机会充分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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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毕生事业在凡尔赛达到了顶点。普鲁士在国内克服了重重困难，对外蓄意挑起了三次战争，终于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同时，代价也是惨重的。法国人下决心复仇雪耻，迫切地寻求盟友和支持。在维也纳确立的“欧洲协调”原则彻底破裂。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曾多次努力试图恢复这一原则，也曾取得一些短暂的成绩。但是，欧洲强国渐渐形成两大阵营，英国则不安地袖手旁观。这两大阵营的分歧逐渐变得彻底不可调和，最终在二十世纪爆发出来。英国对形势变迁的认识有些迟缓。迪斯雷利虽有些夸大其词，但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说，普鲁士军队的胜利意味着一场德意志革命，这将是“比上一个世纪的法国革命更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武力保卫和平的时代到来了。在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主政英国的时代，英国忙于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自治和帝国统治的问题。然而，欧洲本土和殖民地事务明显互不相干的时代即将彻底结束。只要俾斯麦领导德国，他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英国。同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使英法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德皇威廉二世免去俾斯麦的首相职务并大力奉行敌对政策时，英国才完全警觉到日耳曼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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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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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开始讲述英国历史上一个漫长、连贯、不断发展的时代，即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担任首相的时代。这两位伟大的议会活动家在1868-1885年之间交替掌权，在这近二十年里，他们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有效挑战。在迪斯雷利于1881年去世之前，他和格拉德斯通的交锋一直是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二人都站在各自党派权力的顶峰，他们富于技巧的雄辩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程序上，较量的每一个回合都引起全国性的讨论。其实他们的政治分歧并未超过一般的两党分歧。他们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如此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迥然不同的脾气秉性。迪斯雷利私下写道：“后人将对格拉德斯通这个无耻的疯子做出公正的判断。他是个异乎寻常的嫉妒、记仇、虚伪和迷信的混合体；他无论是在说教和祈祷，喋喋不休或舞文弄墨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从不是一个绅士！”格拉德斯通对迪斯雷利的评价也同样尖刻。他说，迪斯雷利的理论是“虚伪的，但是，他的为人比他的理论更虚伪……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他不惜腐化公众的意见，在谈判中贪得无厌，煽动人们的激情、偏见和自私的欲望……他通过支持皇室不符合宪法的倾向来削弱王权，同时又毫无底线地迎合民主思潮，以削弱宪法”。就这样，他们在下议院针锋相对——格拉德斯通音色铿锵，目光如炬，陈词感人肺腑，迪斯雷利则气质浪漫，措辞精妙灵活，传神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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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在1868年出任首相时，人们仅仅认为他是谨慎而又节俭的执政官，也已经成长为坚定的自由党改革家。其实这只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方面。逐渐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的原因，是他经常同时能激起自己和选民的义愤填膺的道德感。在讨伐巴尔干国家和爱尔兰的两次运动中，他的口号便是良知与道德标注高于政治决策——致力于宣扬这样的信条使他不可避免地被斥为伪君子，因为这些口号对应的政策往往明显地有利于自由党。其实，这些指责是错误的，格拉德斯通的讲话常常充满传道士精神，他宁可分裂自由党，也不愿放弃道德是非。在他转念支持爱尔兰自治之后不久，他就对助手威廉·哈考特爵士说：“我即使众叛亲离，也要坚持到底。”这种精神不利于团结，导致了自由党分裂，但它为格拉德斯通在他追随者心中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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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格拉德斯通，迪斯雷利需要动用自己的全部勇气和得天独厚的超群智慧。许多托利党人不喜欢也不信赖他的改革观点，但他摆布同僚的手段十分高超，就统治政党的艺术而言，无出其右。他对所有事情的态度，都有愤世嫉俗的成分，他的性格中，丝毫不见对道义的热情。劳动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为了现实利益而依附于教会、王室、帝国和贵族，迪斯雷利认为这些趋利避害的行为都可以为党派所用。他一生都没有被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完全同化，至死保持距离，这使他年轻时就可以对英国社会做出独立的分析，这很可能是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价当时政治情况的原因。他长期被自己的党派掣肘，却最终领导它在大选中获胜，登上他所一直渴望的权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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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最深的矛盾莫过于格拉德斯通认为，迪斯雷利为了保守党的利益掌控女王，而且他滥用个人魅力，危害宪法。格拉德斯通就任首相时，维多利亚女王过着半退休的生活，还没有走出1861年阿尔贝特亲王逝世造成的悲痛。格拉德斯通试图让君主重回公众视线，于是善意地建议让女王的长子担任爱尔兰总督，但这都招致了女王强烈的反感。他始终对女王十分尊重，却无法与女王建立亲切温情的关系。女王有一次曾评价说，他对她讲话，好像是在公开会议上一样。迪斯雷利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他宣称：“英国宪法的原则并没有否定君主的个人影响，如果真的有，则人性本身也要阻碍这种理论的实现。”他经常给女王写信，帮助她摆脱在丈夫死后所陷入的孤独和避世，迎合她参与政策制定的愿望。在一八七七年五月东方危机的高潮中，他在汇报内阁各种看法的报告结尾写道：“政策应由陛下来定，首相将坚决执行。”女王感到这样的态度无比受用，她抱怨说，格拉德斯通执政时什么都不告诉她。如果他在1880年以后多向女王汇报，女王的不满可能会转移到在野的保守党身上。但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对自由党政府不甚友善，她不喜欢格拉德斯通，对其党内日益强烈的激进主义倾向十分反感。不过这种情况倒也并没有导致什么恶果，格拉德斯通小心地避免女王个人成为政治议论的对象，不让公众知道他和女王的不和。他曾发牢骚说：“女王足以毁掉任何人。”不过尽管难以体谅，他还是耐心地为女王效劳。无论如何，基于公众选举组成政府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削弱国王的个人权力。尽管维多利亚偶尔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倾向，她仍是立宪制下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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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经常说，他在1868年至1874年之间领导的内阁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执政工具之一”。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这届内阁进行了一系列拖延已久的改革。这是个黄金时代，自由主义力量仍在激进而且不受束缚，个人主义原则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在搜寻并摧毁着十八世纪统治制度的残余。行政系统、军队、大学和司法界纷纷受到攻击，旧地主势力的开始崩溃。随着公共事务逐渐不断地转移到有才华且勤奋的人，詹姆斯·米尔所说的“邪恶利益”的权力逐渐缩小。自由主义是原则，放任政策是方法，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毫无必要，而中产阶级终于得到了同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格拉德斯通的上台适逢其时，大选的决定性胜利和一个准备好迎接改革的国家为他提供了机会。一向派系力量均衡的自由党空前地团结在他周围。他的政策在执行中遭遇了一系列明显的滥用，但它的规模和范围把激进派、温和自由派甚至辉格党人都团结在了一起。他从爱尔兰问题开始改革。他在哈瓦登的家中接到女王的诏书时说：“我的使命是平定爱尔兰。”尽管遇到强烈阻力，甚至违背了自己早先保卫私产和国教信仰的原则，他坚决在1869年取消了爱尔兰新教教会的国教地位，次年又颁布了《土地法》，试图制止无理驱逐佃户的现象。然而，平定爱尔兰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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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政府面临的工作也一点不少。担任财政大臣罗伯特·洛在1867年的选举改革之后说过：“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选民至少应该能够读写，政府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更多知识的途径。由于选举权的扩大以及自由主义者对教育重要性的共识，全国小学体系被建立起来——这是通过1870年W．E．福斯特的《教育法案》得以实现的。当然，像以后几十年里的所有教育措施一样，这个法案的实施也因教派激情和纷争而打了折扣。同时，政府机构终结了裙带关系的泛滥，新的行政系统通过考试竞争吸收人才，非常重视考生的智力成就，晋升靠的是能力，而不是财产和家庭关系。次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取消了所有的宗教限制，接纳天主教徒、犹太人、持异议者和不信教的年轻人。古代错综复杂的司法制度对诉讼当事人来说是个噩梦，也是律师的饭碗，现在这套制度通过法院合并实现了机构简化和现代化。《司法条例》标志着这个漫长而必要的改革的完成。几个世纪以来，起诉人往往必须就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法院同时起诉，如今建立了唯一的最高法院，有合理的分支机构，程序和方法也统一起来。爱德华一世时代遗留下来的官职在彻底的改革中被一扫而空，这一切都伴随着稳健的行政管理，而最符合格拉德斯通心意的是紧缩开支和低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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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磨难和耻辱证明了伟大的威灵顿公爵的战术在低水平的人手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普鲁士对法国的胜利震动了军事和行政人士。陆军部亟待改革，这个任务由最出色的军队改革家，格拉德斯通的国务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执行。总司令剑桥公爵反对任何改革，女王最终万般无奈地在上院签署命令，让他服从国务大臣，改革这才迈出了第一步。鞭笞制度被废除，《兵役法》引入了短期服役，以便建立有效的预备役。1871年，卡德韦尔进一步推进改革，经过同军方的激烈斗争，禁止了购买军阶的做法。步兵重新配备了马蒂尼-亨利式来福枪，部队建制以郡为基础进行了完全改编，虽然总参谋部尚未建立，陆军部进行了彻底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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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英明而忙碌的六年中取得的，那之后，趋势变得摇摆不定。这在英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重大的改革总是会触犯巨大的既得利益。国教徒的利益受到几条议案的损害，非国教徒没有从《教育法案》中受益，军队和法院痛恨卡德韦尔的激进改革。劳动阶级只收获了《投票法案》，该法案让他们能秘密而不受威胁地行使刚获得的投票权。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代价就“阿拉巴马号”争端与美国达成和解虽系明智之举，但对于在帕默斯顿政权下节衣缩食的人民来说却难以接受，他们开始怀疑格拉德斯通没有尽力保护英国的利益。自由党戒酒派推行的《售酒特许条例》未获通过，却激怒了酿酒的利益集团，使他们和保守党结成了联盟。格拉德斯通不久便抱怨说，他被“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急流”冲倒了。迪斯雷利的雄辩之才此时已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如此描绘了格拉德斯通内阁：“女王陛下的这些新大臣像一些瘾君子磕了药似的，还没解决爱尔兰的劫掠和混乱，就开始攻击每一个机构，利益集团和阶级，并动员全国……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不难看出，政府是在打了鸡血似的胡来。最后这种非常态的刺激消逝了，癫狂也衰竭了，他们萎靡下来。有些人陷入忧郁，他们杰出的领袖则时而威胁，时而叹气。当我坐在内阁成员席对面时，大臣们使我联想到南美海岸的一段并非十分独特的景色，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已经喷发的火山，暗淡的山峰上没有一丝火焰，但那里仍然很危险，偶尔会地震，大海也时时发出低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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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格拉德斯通领导的第一届政府在英国历史上还是地位甚高。不过当国会在1874年解散时，自由党在理念上已乏善可陈。格拉德斯通新的竞选纲领是废除所得税制度（当时的所得税是每镑三便士），后来他为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抱憾终身。可是全国都反对他，使他竞选失败。之后他开始半退休状态，也认为自由主义的伟大改革已经完成。他的大多数辉格党朋友同意这种看法，激进派却不这样认为。但他们的看法都错了，这位“长老”不久将在风暴中重返政界，而这场风暴将以前所未见的剧烈性撕裂英国公众生活的忠诚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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