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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强大的对手格拉德斯通在哈瓦登伐树和写文章研究荷马悠闲度日时，迪斯雷利抓住了机会。迪斯雷利早就盼望登上权力的顶峰。他当了二十五年下议院保守党领袖，如今已年过七十。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晚年时，妻子去世让他倍感孤独，还忍受着痛风和其他小病。他说：“权力，它对我眷顾得太晚了。……有些日子我早上醒来感到自己能够改朝换代，可是这些抱负都已过去了。”他面临的问题总是很困难，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执政的皮尔政府是个插曲，导致了本党的灾难，可除了这段插曲，托利党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掌权了。它被贴上“反应”党的标签，它的成员被讥为埃尔登、西德默思和其他托利党老顽固的继承人，如今它必须应付民主选民。虽然迪斯雷利倡导扩大选举权，但不能改变这对托利党来说仍是“轻举妄动”。不过，迪斯雷利毫不迟疑，他仍保持自己二十多年前发起的“年轻英格兰”运动的精神，从不相信英国的劳动者是激进分子或是现有秩序的摧毁者。他清楚地看到，虽然许多新选民被传统、政策连续性和改良型社会进步这样的概念吸引，但是在下院普通议员死板的保守主义影响下，这种感情并不会发酵为选举的优势。他不仅需要争取选民，还必须改革自己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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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下台以前很久，迪斯雷利就开始为竞选做准备。他致力于社会改革和新的帝国观念问题，这两者都如尖刀般都刺中了格拉德斯通的要害。格拉德斯通对帝国事务从来缺乏兴趣，他热衷于保卫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对他们的物质要求却毫不关心。迪斯雷利则宣布：“大臣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人民的健康。”自由党人嘲笑这是“污水政策”。迪斯雷利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期间，着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很幸运地拥有出色的同僚，其中内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尤其能力卓越。会议通过了《工会法案》，给予工会几乎有了百分之百的行动自由，《工匠住宅法》是解决住房问题的首次尝试，通过《食物和药品销售法》和《公共卫生条例》，英国终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卫生法规。迪斯雷利成功地使大多数保守党人相信，选民的真正需要在于改善卫生条件和住房条件，以及在工业化的社会里自由组织，而且，保守党完全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矿工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说：“保守党在五年里为工人阶级争取到的福利超过自由党执政的五十年。”格拉德斯通为福利改革的实现奠定了行政基础，但是迪斯雷利真正开启了促进社会福利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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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新纲领的第二部分，即帝国主义，也是在迪斯雷利上台之前就开始部署了。格拉德斯通致力于从各方面裁减军费开支，对欧洲事务过于谨慎，对帝国事务不甚关心，这一切都让空前关心帝国荣光的公众十分反感。迪斯雷利的观点跟新的潮流很合拍。他在谈到殖民地问题时说：“我认为，如果允许殖民地自治，那么这应作为巩固帝国的伟大政策的一部分。在允许自治的同时，应实行帝国的关税制度，保证英国人民有权使用属于君主管辖的无主土地，还应制定细致的军事法规，明确英国保护殖民地，以及必要时要求殖民地给予支援的方法和责任。另外，还应该在伦敦建立代表委员会作为殖民地同宗主国政府之间稳定的纽带。可是，这一切政策主张都被忽略了，因为提供政策建议的人，在我看来的确真诚地认为殖民地，甚至我们同印度的关系，都是英国的负担。他们用经济收益衡量一切，完全忽视了道义和政治考量对一个伟大国家的意义所在，也忽略了这些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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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派执政时，试图通过这样的政策瓦解大英帝国，结果如何呢？完全失败。为什么呢？是因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感情。它们决定任何人都不应毁灭大英帝国。我以为，任何大臣，如果错过了尽可能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忽视了可能成为英国这片土地力量与圆满之源泉的各殖民地的善意，那他就是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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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迪斯雷利的政策执行得一帆风顺。苏伊士运河已开放了六年，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地位，好望角不再是通往印度和远东的必经之路。而对于这条水路明显的重要性，外交部令人好奇地反应迟钝，不止一次地错过了控制它的机会。1875年，迪斯雷利代表英国政府以四百万英镑买下了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运河股票。这位总督已经破产，也愿意卖出股票，他的持股接近发行总数的一半。于是，通往印度之路得到了保护，对英国海军优势的潜在威胁被消除，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英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埃及的政治事务。次年，维多利亚女王欣喜地被拥戴为印度女皇。无论是格拉德斯通，还是下一代的帝国主义者，都决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迪斯雷利以东方式的，几乎是神秘主义的态度看待帝国，强调帝国的象征意义，重视帝国的外在形象，这一切使他的政策充满想象力的光彩，后人再没能做到。他的目标，是让那些曾经被他称为“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的殖民地像钻石一样闪烁光彩。但是，欧洲出现的新风暴打断了对这个闪光前景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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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东方问题再次爆发出来。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作战不力，外交官在和谈中也表现不佳。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仍然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所有改善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省份的统治的努力，都因苏丹的固执和这个任务的艰巨而失败。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因憎恶土耳其人而团结起来，起义不能给实现永久和平带来什么希望，他们曾长期把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英国政府非常矛盾，尽管有坎宁支持希腊小王国独立的先例，英国政府并未认真考虑过建立独立的巴尔干国家的可能。支持土耳其势力，或者让俄国势力进入巴尔干并通过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地区，二者之间似乎可以选出一条上策。威胁已然长期存在，而如今的起义，使迪斯雷利面临着英国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所遇到的最困难而危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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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叛乱。四十年以后，一个刺客的子弹在这里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结成三皇同盟，它们提出应强迫土耳其作出重大改革。迪斯雷利和他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说：“其结果必然是土耳其的瓦解。”为了强调英国对土耳其的支持，一支舰队被派往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些外交努力很快被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暴行的消息葬送了。迪斯雷利被崇拜土耳其人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错误报告所误导，误判了暴行对公众舆论的震动。七月，迪斯雷利在接受议会质询时，竟怀疑：“暴行是否真的大规模实施了。我相信，（土耳其）是一个很少诉诸酷刑的东方民族，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用更迅速而有效的方式处决罪犯。”这种揶揄的口吻把一向酝酿在格拉德斯通思想之中的强烈道德观念变成了激烈而愤怒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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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保加利亚暴行与东方问题》小册子里，格拉德斯通猛烈抨击了土耳其人和迪斯雷利政府。“让土耳其人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带走他们的祸害吧，即让他们离开吧。我希望，他们的警官、村长、指挥官、副总督、总督，总之所有人统统从他们践踏和亵渎的省份彻底离开吧。只有这样彻底的被祝福的解脱，才能告慰无数的亡灵，以及被蹂躏的妇女、少女与儿童的贞洁。……连欧洲监狱里的罪犯，或者南海诸岛的食人族，听到这些暴行都不可能不暴怒难耐。这长久的罪恶刚刚才被了解审视，尚未受到正义的惩处，施暴者的邪恶与凶狠的激情依旧盘旋着，在被鲜血浸透，弥漫着血腥味的土地上，在被罪恶与残忍玷污的空气里，随时可能重演更凶恶的惨剧。没有哪个政府曾经更罪孽深重，更不可救药，无意悔改。”这篇檄文发表之后，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的关系愈发紧张，迪斯雷利甚至公开形容格莱斯顿的所作所为比保加利亚暴行还要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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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各大国在君士坦丁堡开会。英国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这次会议上初露外交才能。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伟大仆人威廉·塞西尔和詹姆斯一世的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直系后代，名字也叫罗伯特·塞西尔。二十多年来，他在上、下两院一直批评自己的党领袖，后来，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反省，他加入了迪斯雷利政府。在执政期间，二人渐渐合拍，索尔兹伯里的尖锐而广博的知识补充了迪斯雷利敏锐的洞见。作为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以及后来的外交大臣，他确立了自己作为保守党领袖接班人的地位。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与会国为土耳其起草了一份改革纲领，但土耳其人拒绝接受，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改革热情并没有完全反映英国首相和政府的观点。代表们各自回国，欧洲等待着俄国同土耳其之间战争的爆发。到1877年夏天战事爆发时，英国舆论的态度已迅速转变。格拉德斯通对土耳其人的批判早在纠纷发生前就发表了，现在他却被斥为亲俄分子。尽管土耳其人英勇抵抗，在保加利亚的普莱夫纳尤其前仆后继，但每个月大批俄军仍得以向达达尼尔海峡缓慢推进，英国的舆论情绪则随之高涨。到1878年1月，俄军终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国舆论也达到了沸点。当时杂耍剧场里最流行的歌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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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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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若须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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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军舰、士兵，还有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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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同俄国熊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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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真正的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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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让俄国人占领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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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番搪塞之后，英国派遣一支铁甲舰队驶入金角湾。这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同俄军对峙了半年，并无战事，俾斯麦描述当时的形势，为如同鲸鱼同大象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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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土耳其与俄国签订了《圣斯特芬诺条约》。奥地利外交大臣安德烈愤怒地称该条约为“正统的斯拉夫布道”。它使俄国实际上控制了巴尔干国家，这显然是其他列强不能接受的。战争的阴霾再次降临，反对备战的德比勋爵因此辞职。索尔兹伯里勋爵继任外交大臣，他立即开始召集列强代表们于六、七两月在柏林开会。安德烈、比肯斯菲尔德、俾斯麦和俄国大臣戈恰科夫这个难以匹敌的外交家四人组主导了会议，结果是俄国放弃了它在《圣斯特芬诺条约》中暂时获得的大部分利益。俄国保留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把领土扩大到多瑙河口。可是，它打算控制的大保加利亚地区被分成了三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获得真正的独立，另外两个地区被还给了土耳其苏丹。现在必须称之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匈帝国获得的补偿是占领并统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土两国还单独达成协议，英国从中得到塞浦路斯，但需保证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完整，相应的，土耳其苏丹再次承诺进行适当的改革。比肯斯菲尔德从柏林回国，宣称他实现了“体面的和平”——他确实暂时避免了战争，俄国在巴尔干受阻之后，把目光从欧洲转到远东。许多人指责柏林会议的安排为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事实上当时摆在各国面前的东方问题根本无法彻底解决，任何妥协都是暂时的，而客观地说，柏林会议为欧洲带来了三十六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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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比肯斯菲尔德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很快，命运女神对他收敛了笑容。1879年，他在南非和阿富汗的激进政策导致英军一个营在伊桑德尔瓦纳被祖鲁人消灭，英国驻喀布尔公使馆的人员遭到屠杀。虽然英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报复行动，这些小规模灾难还是导致了格拉德斯通对政府的新一轮猛烈抨击，这轮抨击在1879年秋随着“中洛锡安攻势”达到高潮。他谴责“现在激烈的外交政策，实际上狭隘、狂躁、咄咄逼人和一意孤行……迎合人们的自恋和自负”。他主张英国摆脱自私自利的污点，追求一条崇尚道德和正义的道路。英国的目标应该是使受压迫人民实现自治，支持真正的“欧洲协调”精神。他的一贯主张，就是国家政策必须与道义标准相符合。他在达尔凯思说：“请记住，在全能的上帝眼中，在冬雪飞扬的阿富汗山村中的神圣生命，跟你们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可侵犯。”这种道德诉求激怒了保守党人，他们立论的基础是要不遗余力地保卫和促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和责任，他们也坚持认为比肯斯菲尔德的政策把国家的力量和威望推上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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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拉德斯通的雄辩让精疲力竭的比肯斯菲尔德政府疲于招架。更糟糕的是这个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工业处境艰难，农业更是受到毁灭性打击。到1880年三月，比肯斯菲尔德辞职时，选举结果已经十分明朗。尽管女王曾在写给她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的信中形容格拉德斯通说，“那个半疯的狂热分子很快就会毁掉一切。”她还是被迫接受他第二次出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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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的角力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时，另一场意义深远的运动在议会政治的水面下酝酿成型。1867年的《改革法案》赋予各自治市的每个成年男性居民选举权，为1832年改良后持续至今的十八世纪政治体制画下句点。大批新选民的出现，呼吁着新的政治形式。在大城市里，选民的规模使旧的竞选策略变得无效，两个新的需求迫在眉睫，一是政党要制定能够说服选民去投票的政策，二是要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来确保赢得选票。格拉德斯通对这个新时代的复杂性认识迟缓，这位出众的鼓动家对日常党务感到厌烦。迪斯雷利则不然，他既制定了政策，也建立了组织。十二年前，他就任命约翰·戈斯特管理党务。在戈斯特的指导下，保守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统一在全国联盟下的中央总部和地方组织网络得以建立。保守党的转型非常顺利，虽然在八十年代初将经历一些波折，迪斯雷利建立的保守党体系大部分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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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阵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格拉德斯通漠不关心，而辉格党人心怀反感，自由党中央机构一直未能建立起来，改革的动力来自地方而非中央。1873年，约瑟夫·张伯伦成为伯明翰市长，他在能力卓越的政治顾问施纳德霍斯特的协助下建立了党组织。虽然这个政党机制是以广泛参与为基础的，不久却被敌人指责为“党内统治机构”。“市政社会主义”政策使伯明翰市获益甚大，这主要体现在建设公共设施、拆除贫民窟和发展其他市政设施。这个运动扩大到其他城镇，一个自由党全国联盟成立了。其推动者的目标是使这个联盟成为自由党运动的“议会”，由它制定出激进主义纲领，最终以它自己阵营中产生的新领袖代替辉格党人。这是一种新现象。与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不同，改革运动不再需要在党派边缘运作了，激进主义者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夺控制权。当时各党派形成了对立的社会阵营，这种情况为上述变革提供了巨大助力，整个过程早在1880年以前就开始了，而格拉德斯通直到竞选时才意识到这些变化。他宣称：“我很遗憾地说，我们不能指望贵族，不能依靠所谓的地主阶级，不能依靠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国教教士……也不能寄希望于国家的财富或者地位。……这些力量基本都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当成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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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时，张伯伦及其追随者提出了让辉格党，尤其是让格拉德斯通，难以接受的改革纲领。他们的获胜揭示并宣布了新的普选权为政党体系的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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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为弥合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间的差距贡献良多。他们都认为政府应该积极主动，所以1868年至1876年之间的法令全书写满了各种改革措施。大选逐渐成为审查本届政府的成绩，评判两党未来承诺的活动。到1880年，竞选手段已同今日基本相同。格拉德斯通的“中洛锡安攻势”是首相候选人争取民众广泛支持的首次努力，它也凸显了竞选活动的变化。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他竟然从火车车厢的窗口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感到十分震惊，但她的抗议只是一去不复返的旧时代的回音，格拉德斯通的做法才是成为“人民的威廉”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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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在一年后去世。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伟大使命，带领保守党走出1846年后的绝望，说服它正视民主制度的必然性，为它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他的成功证明了他在处理所有党派事务上的高超技巧。他使保守党成为民主政治中的强大力量，“像钟摆一样交替掌权”的两党制是从他执政时开始的。以成千上万劳动者投票支持保守党为特征的托利式民主成为了支配性的力量。选举权的扩大曾经是吞噬其赖以萌芽之过往的威胁，如今已自信前行。辉格党从历史中衰亡，而托利党却获得了新生和力量，前途光明，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这便是迪斯雷利的功绩，他将因此而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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