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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重建时期后的蛰伏，美国政治忽然被平民主义（Populism）这个闹钟叫醒了。平民主义运动源于农民的强烈不满情绪，这一运动蓬勃发展，在1896年达到高湖，当时，已经与民主党合并的平民主义者积极投入了竞选。在美国历史上，这一年的总统竞选最为激烈，也最为惊心动魄。争论的焦点只是一个问题——是否同时发行金银两种货币的问题，亦即实行单本位制还是金银复本位制的问题，所以这场斗争也称为“本位制之战”。自南北战争以来，北方的金融家和实业家集团便控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并从中获利，现在农业利益集团狂热地希望夺取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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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以来，农业像美国生活的其他方面一样，经历了极大的发展。不到四十年间，农场的数目和耕地面积大约增加了两倍，小麦、玉米、棉花和其他农产品的产量也增加了类似的比例。然而，农民的生活却变得更加艰难——虽然农业产量增加，农产品价格却持续下降，同时，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大批农民举步维艰，许多人沦为佃农，求助于抵押贷款的情况成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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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衰败现象的出现有很多原因。在一些地区，特别是深南地区和中西部，竭泽而渔的耕作方法造成土壤肥力枯竭；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大平原地区，农民面临特殊的自然灾害。然而这些都是农业生产中农民需要克服的正常困难，真正能解释农民此时所处之困境的另有其原因。首先，尽管人口增加和城市发展导致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但农产品产量总是过剩的。这一时期，加拿大、南美洲和澳大利亚都出现了类似的农业繁荣，他们同美国农民在世界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可是，美国国内的农业设备和生活必需品市场是实行保护主义的。联邦政府的关税政策，和垄断集团与托拉斯组织的强大力量，人为地把农民必须要从国内市场购买的工业制成品价格维持在高位，形成制造业对农民的盘剥。除此之外，农民还受到铁路公司的压榨。西部农民向市场运送农产品往往严重依赖定居地附近唯一的铁路线，因此不得不忍受铁路公司把运送工业品产生的损失转嫁到他们身上。有一段时间，农产品运费高到离谱的程度，以至于把粮食当燃料烧掉反而比卖掉更合算。铁路公司这样的剥削策略，加上其他一些类似的做法引起了农民强烈的不满。另外，最终压垮农民的最沉重的负担是借贷的高昂成本。农民阶层中举债者的比例极高，而这一时期偿还同一笔贷款所需要的农产品越来越多。西部的银行业并不发达，农民往往不得不向东部金融家借债，利息在百分之八到二十之间。与此同时，联邦政府采取的紧缩通货的财政政策，让农民更为愤懑。在这个经济高速发展空前扩张的时代，联邦政府竟然依据商业集团提出的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要求，决定紧缩通货，停止铸造银币，并收回南北战争期间发行的部分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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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政府对农民及其依附者利益一贯的忽视是令人吃惊的，因为他们毕竟仍占全国人口的将近半数，但是农民自己在政治上也并不团结。南北战争以来积蓄的偏见，使西部人和南方人之间形成了一道很深的鸿沟，南方人坚决支持民主党，而西部人则一般是共和党。如果不把农业问题同其他的政治问题切割开来，农民几乎不可能使联邦政府关注他们的任何需求，他们只有像“大财团”和工人那样组织起来，才可能把自己从更强大的经济集团的压榨中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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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全国性的农业组织开始形成。它们之中的先行者，一个名为“农业保护者协会”的组织于1867年建立了，更流行的名字是“格兰其”，或者协进会。在起初的几年里，格兰其的成员并不多，但在1873年的经济萧条之后，这一运动迅速壮大了。两年后，几乎每个州都建立了格兰其组织，有两万个分会和八十万会员。此时，格兰其已不再是单纯的社交组织，许多州的格兰其通过合作式企业模式推销农产品和采购工业品，它们还希望通过合作式经营乳制品厂、谷物粮库、仓库、信贷机构甚至工厂，以摆脱中间商的剥削。在许多州，格兰其发展出了政治团体，名称各异的农民党在密西西比河上游地区涌现。这一切看起来与上层政界相去甚远，但美国通过其国内事务，第一次让人们看到，国家层面的重大决策必须取决于枝节的局部因素之间的交织和协调。这些格兰其政治组织控制了一些州议会后，通过了一些法案以规范铁路公司的不法行为，但是这些所谓的格兰其法案成效不大。事实上要想制定出严密的对铁路公司有强制力的法案是不可能的，由于司法界对铁路公司的支持，法案的执行极为困难，而最高法院在八十年代还做出一系列判决以严格限制各州的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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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七十年代末，农业的处境有所好转，格兰其迅速衰落了，标志着农民联合起来的初次尝试失败了。没过多久，形势再次恶化，称作“农民联盟”的新的农业组织在西北和南方开始出现。这些联盟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格兰其，进行了类似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与之不同的是，它们几乎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政治诉求，包括削减关税，放松通货，以及对铁路公司更严格的规范。随着运动的发展，这些要求日渐清晰和强烈，最终形成了平民主义的政治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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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党人运动爆发于1887年开始的严重的农业萧条，并日趋激烈。当年严重的干旱导致农业普遍减产，进而导致大规模的抵押贷款违约，大批农民因此破产。此时农民终于清楚地看到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对此坐视不管，农民联盟运动因此迅速扩展，转变成了平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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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党的建立源于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它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农民，但它也包括许多其他人群，其中有奄奄一息的贸易工会组织“劳工骑士团”，有美钞党和联邦劳工党等短命政治组织的幸存者，以及一群从主张妇女参政到提倡单一税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极端分子。这些团体给平民党运动输送了一些政治怪胎，但农民集团本身也贡献了一大批五花八门、奇特荒诞的人物，其中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绰号“干草叉”的本·蒂尔曼，来自堪萨斯州，为“不穿袜子的苏格拉底”这样的昵称沾沾自喜的杰瑞·辛普森，以及大平原上的农民“少种玉米多闹事”的复兴主义者玛丽·埃伦·丽斯等等。这些平民党反抗运动的领袖对于美国政坛来说也算是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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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平民党在州级选举中获得大胜，便开始对两年后的总统选举寄予厚望。他们的竞选人是已解散的美钞党的前领袖，詹姆斯·韦弗。然而，许多农民虽然处境艰难，却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传统的党派忠诚。虽然韦弗拉到了一百万选票，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依然小胜共和党对手本杰明·哈里森，连任成功，当选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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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第二届任期就任没多久（他在1885-1889年已任一届总统），经济灾难便开始了。金融恐慌使导致了无数企业倒闭，以及大城市里的大规模失业，暴力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产品价格进一步崩溃。克利夫兰无力制止经济萧条，对他的不满在支持者中迅速蔓延。许多人不赞成他的关税政策，也不赞成他1894年在芝加哥利用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铁路公司工人大罢工的做法——那次罢工使全国的一半铁路陷入瘫痪状态，但是，他拒绝实行通货膨胀才是把绝望的民主党人赶入平民党阵营的关键原因。通胀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他的过错是利用职权强行废除了1890年通过的《白银购买法案》。该法案规定将用于铸币的白银增加一倍，目的在于增加通货，提高农产品价格。可惜这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金银复本位主义者认为，这是由于法案还不够激进，而唯一的补教措施是不加任何限制地完全放开银币铸造。克利夫兰则认为，这个法案引起了1893年的大恐慌，因此必须实行金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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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完全放开银币铸造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白银购买法案》的废除使它又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从1793年到1896年，这个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大事。农民早就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他们认为通胀能有效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此，早年就有些农民向美钞党暗送秋波，因为美钞党承诺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行更多的纸币。现在，农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全面开放白银，甚至把所有矿产的贵金属来造币，来恢复繁荣，而对于商业界来说，这样做必将导致破产——他们指出，使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请神容易送神难，金本位制才是稳定经济的不二法门。由于这样的对立，是否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接下来一届总统竞选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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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人们并不确定平民党是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还是同民主党联合推举候选人。1896年7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作了决定——由于掌权者支持放宽通货，大会确定了无限量铸造银币的基调，并指定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作为候选人。布赖恩在会上慷慨陈词，攻击了金本位制的支持者，这篇题为“金十字架”的演讲至今仍是美国辩论演说的经典之作。面对这样的候选人和竞选纲领，平民党人表示满意并决定为布莱恩背书。虽然并没有完全放弃独立参选的计划，平民党人决定同民主党人并肩作战，对抗共和党候选人，金本位支持者威廉·麦金莱。可是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有难以克服的短板——民主党内严重分裂，报界、企业界和金融界很多人也都反对他。他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说才能和感染力，进行了顽强而积极的努力，然而这都是徒劳的。麦金莱几乎足不出户就赢得了竞选，比他多出了五十多万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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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的失败对孤注一掷支持他的平民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虽然平民党在这之后又勉力支撑多年才正式解散，但这次选举之后它已经一蹶不振了。事实上，平民党支持者的大部分诉求后来在二十世纪新的改革运动中又被重新提出，并几乎全部成为法律。无限量铸造银币的要求始终没有实现，但是农民通过另一途径达到了目标。随着克朗代克和南非发现新的金矿，世界黄金供应量在十九世纪末急剧增加，货币流通量随之增加，到1900年，美国国会通过《货币法案》，实行金本位制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关于开放白银的争论也完全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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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年后，布赖恩再次在总统竞选中对阵麦金莱并败北时，人们的热情已经烟消云散了。萧条已经结束，经济强力复苏，美国人开始忽略国内事务，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因为在这四年中，美国开始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与它的实力相匹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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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拿破仑垮台以来，美国人民一直专注于开发美洲大陆和发掘其自然资源，他们对外交事务并不关心。如今，定居西部的事业已经完成，经济发展稳定良好，美国人开始在新的领域中积极进取。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有的工业化强国都开始为建立帝国的理想着迷，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欧洲的榜样力量影响了美国，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美国人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其初次亮相，便是1895年与英国由于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发生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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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后，英美关系一直非常冷淡。尽管格拉德斯通政府在亚拉巴马号索赔案中选择了和解，英国在南北战争中对南方的同情所造成的两国之间的隔阂仍然无法消除。此外，在白令海峡捕猎海豹，关于美国渔民在加拿大海域捕鱼权，以及对1950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提出的关于巴拿马运河议题的解释这些问题上，两国仍然龃龉不断。然而比起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这些争执都显得不值一提了。由于委内瑞拉这个南美共和国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多年都没有确定，美国多次试图调解，而英国则每每拒绝这样的提议。1895年夏，美国国务院再次严肃提出动议，指责英国违背门罗主义精神，并要求英国明确答复是否愿意接受调停，克利夫兰总统称之为“二十英寸大炮式的照会”。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进行了冷处理，拖到十二月才作出答复，表示拒绝斡旋，并指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理解错误。于是，克利夫兰总统通知美国国会说，美国将独自确定这条边界，并强制各方接受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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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天时间，对英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美国人很快从最初的爱国主义冲动中冷静了下来，英国舆论的反应也颇为平静。在危机高潮之时，德国皇帝电贺南非总统克鲁格击退詹姆森的突袭的消息传到英国，复杂的帝国角力（后文详述）分散了伦敦的注意力，使英国人的怒气转向了德国。由于欧洲和南非事务的掣肘，英国政府无暇同美国在南美纠缠，便同意由美国进行调停。特别法庭基本上满足了英国对圭亚那边界的要求。这之后美英关系开始逐步好转，主要原因是英国对自身陷于孤立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德国海军的扩张产生了警觉，进而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也乐见这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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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人表达对自身制度强烈自豪感的欲望是很难克制的，很快便在古巴反抗西班牙斗争中施展了出来。当古巴起义者在1895年奋起反抗时，美国主流舆论很快就对他们争取独立斗争表达了同情，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残暴行径更是犯了众怒，受到愤慨的职责，比如韦勒将军把平民赶到集中营，致使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疾病，纽约两家互相竞争的报纸对这些暴行大加渲染，影响了普通民众要求美国进行干涉。1898年，主张对西班牙宣战的民意达到沸点，在2月，在古巴执行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的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鱼雷炸毁，舰上绝大部分将士殉难。事后，西班牙政府急忙向美国作出让步，希望平息事端，而美国的麦金莱总统本也打算接受，但鉴于公众群情激奋，民意难违，4月11日美西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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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只持续了十个星期，美军接连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古巴的美国远征军虽然对陆军部混乱的统筹和战场上指挥官的无能抱怨连连，却不断取得速战速决式的胜利，迫使岛上的西班牙军队全部投降。海战方面，海军准将杜威于5月1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海战中打垮了西班牙舰队主力，而西班牙的加勒比海舰队也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港外被歼灭。8月，西班牙请求议和，12月，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确立古巴独立，而美国获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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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对于治愈南北战争的创伤贡献良多，一时间爱国主义浪潮席卷全国，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为他们共同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两边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参加远征军，在圣胡安山战役中并肩战斗。著名的原南军骑兵指挥官乔·惠勒曾说，为联邦共同的旗帜战斗一场的意义胜于多活十五年。这次战争还表明美国人民已充分意识到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力量。在1898年至1900年之间，美国在世界殖民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除了从西班牙手里夺取的领土，他们还得到了夏威夷、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太平洋上无人居住的威克岛。美国虽然尚未放弃孤立主义，但确实从此不再仅仅埋首于国内事务，而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美西战争也促进了美国同英国关系的新发展，因为英国是在这次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一一个欧洲国家，美国人民对此心怀感激。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英美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相互靠拢到建立并肩协作关系的基础由此奠定。至此，本书关于美国及其炫目前景的讨论将告一段落，让我们穿越大西洋回到威斯敏斯特，看一看英国的光怪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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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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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拉德斯通在1880年再次担任首相时，他的处境可远不如12年前在任时那么顺心。在他的第一任期中，他带领着坚定的内阁和团结的自由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这一次人们也一样对他满怀期待——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多数，超过保守党对手137个席位。可是几乎议院刚刚开会时，议长便说，格拉德斯通面临着一个很难驾驭的团队，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可以说，没有几届政府像格拉德斯通第二任期开始时一样被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也没有哪届政府在任期结束时那么的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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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症结主要来自自由党的内部构成。自由党长久以来一直为其成员的多样化带来的力量感到自豪，但很快它就发现，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分歧根本无法调和。在格拉德斯通的第一届任期中，不和谐的因素很少发声，但是到了第二届，老派辉格党人认为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格拉德斯通自己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对激进派的政策十分反感，对他们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也十分轻蔑。他写道，“他们（激进派）最喜欢的观点就是他们所谓的‘建构’，其实就是把个人的事务交给国家处理。”另外，他还认为辉格党人比约瑟夫·张伯伦这类激进派新秀好相处得多，像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等人原本就是格拉德斯通的多年好友和同事，更何况格拉德斯通始终认为，自由派的领导者天然就应该是为那些数不多有闲暇有教养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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