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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西班牙是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最辉煌的成就，但绝非是其唯一成就。击败西班牙舰队缓和了国内的宗教矛盾。当天主教的威胁逼近时，英国迫于形势转向清教派。当这一威胁随着西班牙舰队在格拉沃利讷化为灰烬而消散后，英格兰又转向圣公会。几个月后，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理查德·班克罗夫特在圣保罗十字架前进行了一场布道，信心十足地抨击清教徒的信仰，并确信，圣公会并不是一个政治团体，而是神圣的机构。他以反对派所具有的那种热情，用唯一恰当的理由保卫圣公会：圣公会并不是“女王建立的教会”，而是耶稣的使徒们建立的教会。根据主教继承制度，它能够传承下来。但班克罗夫特也意识到，为了维护圣公会的事业，需要一支更好的牧师队伍，即需要“信仰坚定之人”，他便负责着手进行培养。一个世纪后，克拉伦登写道：“如果班克罗夫特再活一段时间，就能很快扑灭日内瓦的火种在英格兰引起的燎原大火。”但当伊丽莎白去世时，这场宗教之火的余烬仍在冒烟，并有复燃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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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所一手扶持壮大起来的教会，已与她统治初期截然不同。当年它三心二意，无所适从，现在则更自信，更博学，同内部的分裂者与外部的反对派进行了更坚决的斗争。它有了成千上万的信徒，这些信徒珍视它的仪式，并把仪式当作教会的化身。他们将英格兰教会视为神圣的机构，对它拥有深深的虔诚之情，就像是加尔文派忠于长老会或独立派忠于地方教会独立制一样。尽管以后国内将会发生重大分裂，但此时英格兰却团结一致，使伊丽莎白对人民与宗教的贡献可以发挥出更好效果。奥利弗·克伦威尔称伊丽莎白为“大名鼎鼎、令人难忘的伊丽莎白女王，”并说，“我们没必要不好意思这样称呼她。”那些仍记着充满灾难与迫害的黑暗年代，并且亲历西班牙的威胁从加剧到消失全过程的人，就一定会与理查德·胡克的精彩论述产生共鸣。为了维护伊丽莎白的教会，他写下了《论教会组织法》一书。书中说：“过去因上帝和基甸的惩罚，以色列人有时会发出哀号。而今天千万民众则会唱出欢乐的乐曲，今日的成就可以成为我们王国所有教堂的题词与标志。感谢全能的上帝和他的仆人伊丽莎白女王，我们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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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大权在握、功勋卓著的人们开始陆续走入坟墓。莱斯特、沃尔辛厄姆与伯利分别在1588年年末、1590年和1598年去世。在战胜西班牙舰队之后的十五年中，其他一些人占据着统治地位。与西班牙的战争鼓舞了社会中的尚武精神，年轻而富有进取精神的沃尔特·雷利与埃塞克斯伯爵罗伯特·德弗罗等人争着要女王允许他们带领人马攻打西班牙。伊丽莎白对此有些犹豫。她知道自己穷尽一生所努力求得的安全其实很脆弱，她也知道激怒了强大且有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财富做后盾的西班牙会有什么危险后果。她正渐渐老去，与年轻一代接触很少。她与埃塞克斯的争吵显示出她在情绪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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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克斯是莱斯特的继子，经莱斯特引荐入宫。他发现当时的行政大权掌握在谨慎的伯利勋爵威廉·塞西尔以及他的儿子罗伯特手中。女王很喜欢那位冷酷、帅气又野心勃勃的皇家禁卫军司令沃尔特·雷利爵士。但埃塞克斯更年轻也更有激情，很快便取代沃尔特·雷利，成为伊丽莎白的宠儿。埃塞克斯同样野心勃勃，想在宫廷与政务会中培植党羽，并排挤塞西尔父子。他得到培根兄弟安东尼与弗朗西斯的支持，此二人是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的儿子。女王统治初期，尼古拉斯·培根曾与伯利共事，两家还是姻亲关系。两位年轻的侄子因伯利对他们漠不关心而心存不满。他们是十分危险的人物，把埃塞克斯当作一个挂名领袖，好利用他让伊丽莎白采取更有进取性的政策。他们都曾在英国驻巴黎大使馆工作，并像沃尔辛厄姆一样，建立起令人惊叹的情报系统。在他们的帮助下，埃塞克斯成为外交事务方面的专家，以此向女王表明，自己不仅有魅力，还很有能力。1593年，女王任命他为政务会成员。当时，英格兰与西班牙的关系再次紧张起来，埃塞克斯很快便在政务会中成为主战派领袖。有一次，年迈的财政大臣从兜里拿出一本祈祷书，他伸出手，颤抖地指向自己那年轻的对手埃塞克斯，然后大声读道：“嗜血欺诈者必然短命。”1596年，远征加的斯的队伍在埃塞克斯与雷利的联合指挥下出发了。在夺取加的斯港的海战中，雷利指挥出色，西班牙舰队中弹着火，加的斯门户大开。埃塞克斯则在岸上战斗中表现英勇。这是一次漂亮的联合作战行动，英国人占领加的斯两个星期。但当舰队凯旋时，却没带回多少财富，伊丽莎白对此感到遗憾。在他们远征期间，罗伯特·塞西尔就任国务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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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加的斯的成功使埃塞克斯在年轻的朝臣以及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很高的人气。伊丽莎白女王亲切接见了他，心中却隐隐不安。她惧怕年轻人轻率鲁莽并具有好战精神，埃塞克斯会不会正是这种精神的化身？年轻人会不会拜他为领袖而抛弃自己？但就目前来看，一切风平浪静。埃塞克斯被任命为军械官，奉命率远征军拦截将要再次进犯的西班牙舰队，后者正在西班牙西部港口集结。1597年夏，第二次“入侵英格兰”的行动即将发生。英国舰队朝西南方向的亚速尔群岛驶去。他们虽然没有发现西班牙大舰队的踪影，但亚速尔群岛却是很好的基地，可以在那里拦截从新大陆驶来的西班牙运宝船。雷利也参加了此次远征。英国人没能夺取任何港口，西班牙运宝船也巧妙避开了他们。与此同时，西班牙舰队却驶入比斯开湾，畅通无阻地扬帆北上。海风又一次救了英格兰。西班牙舰队途中遇上强劲北风，队形被吹散，有沉没的危险，最后，这支七零八落的舰队只好挣扎着退回自己的港口。国王菲利普在小教堂中下跪，为他的舰队祈祷。舰队返回的消息还没送到，菲利普国王就突然瘫痪，临终前，他知道自己的舰队失败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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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克斯回国时，伊丽莎白依然精力充沛，大权在握。远征亚速尔群岛由于内部的混乱与争吵而一无所获，伊丽莎白对此颇为恼怒。她发话，自己绝不会再把舰队派出英吉利海峡，这一次，她说话算话。埃塞克斯离开宫廷，威望一落千丈。他知道自己被误解了，他的朋友们也有同感。他思考着一个又一个对策，一群人聚集在他周围，不断出谋划策，想让女王再度宠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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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动乱日益加剧，似乎是埃塞克斯重获女王喜爱并重树威望的良机。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爱尔兰一直是个棘手问题。亨利八世名义上成为了爱尔兰国王，但实际权力并未在那里有所扩张。尽管英格兰给爱尔兰的重要人物加官晋爵，以期他们成为英国式的贵族，但他们还是不肯放弃长期斗争的宗族生活，无视都柏林各位爱尔兰副总督的命令。反宗教改革派死灰复燃，促使人们反对信奉新教的英格兰。对伦敦的伊丽莎白政府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战略性问题，因为爱尔兰的不满情绪可能会被英格兰的任何敌国所利用。一些能干之人先后出任总督，带小支军队奔赴爱尔兰，努力恢复那里的秩序，推行英格兰法律。他们还将可靠的人迁去爱尔兰定居，以使爱尔兰殖民化，但这些措施都收效甚微。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前三十年中，爱尔兰发生了三次大叛乱。现在，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爱尔兰爆发了第四次叛乱，这是一场令人精疲力竭且代价惨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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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支持下的蒂龙伯爵休·奥尼尔严重威胁着英格兰在爱尔兰的统治。此时，如果埃塞克斯出任爱尔兰总督并将叛乱镇压，他就能在英格兰恢复自己的权力。这是一场危险的赌博。1599年4月，埃塞克斯获准率领一支大军前往爱尔兰，但他在那里一事无成，几乎一败涂地，竟还做出了充满戏剧性的事情。埃塞克斯违抗女王伊丽莎白的命令，擅离职守，骑马匆匆返回伦敦。罗伯特·塞西尔则静待自己的对手自取灭亡。埃塞克斯与伊丽莎白女王发生激烈争执，结果被禁足在家中。几个星期后，他与年轻的同伴们酝酿出一个铤而走险的阴谋，要在伦敦城发动叛乱，进攻白厅，逮捕伊丽莎白女王。莎士比亚的保护人南安普敦伯爵也参与其中。为了反映这次阴谋的结局，莎士比亚后来在南沃克创作了《查理二世》，剧中以国王下台而达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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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阴谋未能得逞，并以1601年2月埃塞克斯在伦敦塔被处死而告终。处死埃塞克斯时，有不少人围观，沃尔特·雷利是其中之一。他默默走到白塔门口，沿军火库的楼梯爬上去，俯瞰处死埃塞克斯的断头台，他最后也在那里落得同样的下场。年轻的安南普敦伯爵则幸免于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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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对于这起性命攸关的阴谋心知肚明。她知道埃塞克斯不仅是位努力博得甚至是强求女王宠幸的弄臣，还是宫廷中一个夺权派的首领。他知道女王年事渐高，便企图操控王位继承问题，控制下一代国王。这还不是政党政治时代，而是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时代。埃塞克斯与雷利之间或者培根兄弟与塞西尔之间，都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官职与权势的好处很有诱惑力，如果埃塞克斯获胜，他就能在英格兰委任下属，甚至或许还能对伊丽莎白发号施令。但常年治国理政使伊丽莎白拥有比埃塞克斯更多的阅历，使她能够对付这个年龄只有她一半、为野心所驱使的朝臣。伊丽莎白开始进行反击，将埃塞克斯处死，从而使英格兰免受内战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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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定爱尔兰叛乱来说，埃塞克斯出逃倒是件好事。他的继任者蒙乔伊勋爵是位意志坚定且精力充沛的指挥官，很快就将叛乱镇压下去。1601年西班牙派四千人的援军于金塞尔（Kinsale）登陆时，一切都为时已晚。蒙乔伊击败了爱尔兰人，并迫使西班牙人投降。最后，连蒂龙伯爵也归顺于他。爱尔兰终于为英军所征服，尽管只是暂时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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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埃塞克斯挑战的是伊丽莎白的政治权力，那么议会在1601年挑战的则是伊丽莎白的立宪权，这对未来的局势影响更大。伊丽莎白统治期间，议会变得越来越有分量。现在，专利权的问题引起了纠纷。一段时间以来，王室通过各种手段来弥补自己微薄收入上的不足，这其中就包括向朝臣或其他人授予专利权，以取得一定报酬。有些专利权说是为了保护发明、鼓励发明，但它们往往与非法特权无异，从而导致价格上涨，加重了每位臣民的负担。1601年，不满情绪导致下议院开始进行正式辩论。一位愤怒的议员大声朗读一份专利权清单，从钢铁制造到沙丁鱼烘干，可谓无所不包。另一位议员喊道：“上面有面包专利权吗？”议会中的混乱遭到了国务大臣塞西尔的严厉谴责。他说：“当有人发言时，你们竟然大吵大闹，真是无礼。这里根本不像议会，倒像是语法学校。”但伊丽莎白女王却采取了更为巧妙的策略。倘若下议院将他们的提议进行分组表决，她立宪权的基础就会受到抨击，因此，伊丽莎白迅速采取行动，将有些专利权毫不犹豫地废除，并承诺对所有专利权进行调查。这样一来，她便避免人们对她发起直接攻击。她在王宫里将大批下议院议员召集起来，发表了一番精彩演讲。她说：“尽管上帝让我身居高位，但我作为国王的荣耀与权力则来自于你们的爱戴。”这是她最后一次与下议院议员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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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在她统治时的动荡岁月中所展现出的无穷活力，现在正渐渐无情地消失。她在房中的一堆垫子上躺了数日，默默忍受常常持续数小时的疼痛。室外的走廊中不时响起急促不安的脚步声。最后，罗伯特·塞西尔壮着胆子对伊丽莎白说：“女王陛下，为了您的臣民，您必须得躺到床上去。”伊丽莎白答道：“年轻人，你能对国王用‘必须’这个词吗？”年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伊丽莎白曾称之为“黑脸小管家”的怀特基福特（Whitgift）跪在她身旁为她祈祷。1603年3月24日清晨，伊丽莎白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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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铎王朝就这样结束了。一百多年中，它的数任国王靠着人数不多的近卫军，却可保有王位，维护国内和平，抵挡来自欧洲的军事与外交攻势，并指引国家从可能将致毁灭的变迁中全身而出。议会成为一个影响重大的机构，国王、上议院与下议院精诚合作，英国的君主制传统得到恢复与发扬光大。但这些成就却无法保证永远存在，君主只有深得民心，才能治理国家。英格兰王位将要传给苏格兰人，他们从政治上本能地便对英格兰统治阶级心存敌意。都铎王朝所培育出的与议会之间的友好关系结束了。新继任的国王很快便与英格兰不断发展壮大的力量发生冲突，这一冲突最终演变为内战、共和插曲、王朝复辟以及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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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五部 内战硝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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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王位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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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兰国王詹姆斯是苏格兰女王玛丽的独子。他从少年时代就接受着严格的加尔文派教育，可是他本人对该教并没有过多好感。他在经济上不算宽裕，加之老师严格的管束，因而长期觊觎英格兰的王位。在他取得英格兰王位之前，这顶皇冠的归属一直悬而未决。埃塞克斯同罗伯特·塞西尔争夺权力和王冠的斗争，随时可能激怒同詹姆斯只有断断续续联系的伊丽莎白，如果她一气之下采取果断行动，詹姆斯就会失去继承王位的资格。现在看来，一切似乎已成定局。在伊丽莎白女王死后的紧张局势下，塞西尔是他的盟友和得力的助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反对下，他被加冕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年4月，他从容不迫地从荷里路德宫前往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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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不熟悉情况的外族人，统治英格兰的能力尚待考验。特里维廉写道：“詹姆斯对英格兰以及其法律一无所知，在纽瓦克有一个小偷被当场抓获，他下令不经过审讯而仅凭他的一句话就把小偷绞死。”这个死刑命令并未被执行。詹姆斯对他的加尔文老师的政治观点不屑一顾，对于国王的地位以及君主统治国家的神圣权力也有自己固有的看法。他是一个学者，并自诩为哲学家，一生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和专著。他的著作从抨击巫术和烟草，到阐述抽象的政治理论，涉及了许多方面。他带着固有偏见和善于说教的弱点来到英格兰，然而此时。英格兰正在经历着变革。随着都铎王朝的终结，人民对于君主无条件的顺从也就此告终。西班牙对英国已经不再构成威胁。英格兰王位同苏格兰王位的结合使外部敌人在不列颠岛上失去了盟友，甚至很难找到立足之地。都铎王朝曾经利用乡绅阶级同旧贵族抗衡，并且把地方的统治权交给该阶级，因此乡绅阶级在都铎王朝结束后感到自身积蓄了很强大的力量。外患消除后，英格兰可以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一个强大的阶级跃跃欲试，也要参与国家的管理。另一方面，詹姆斯继承王位的权利并非毫无争议，所以国王的神圣权利又重新被搬了出来，以加强他的地位。原先确定这个权利是为了巩固国家的主权，反对无所不在的教会势力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怎样调停拥有神圣权利统治国家的国王和沿袭着古老传统的议会之间的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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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些重要问题更加严峻的，是一场即将来临的严重财政危机。从新大陆运来的金银抬高了物价，欧洲各地普遍出现了通货膨胀，而王室的岁入是固定的，因此它的实际购买力在逐年下降。伊丽莎白厉行节约，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可这终是一场不可避免的冲突，而且还涉及一个更深层次的宪法问题。谁对税收有最后决定权呢？人人都接受这样一条原则：“国王只能根据人民同意的法律实行统治，不应该把人民不赞成的东西（如捐税等）强加给他们。”但是，并没有人对这条原则进行分析，或者说探索出它的确切含义。如果这是英格兰的一条根本法律，那么它是从中世纪延续下来的，还是前几代国王对于臣民过于妥协呢？它是英国人生来就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还是可以取消的让步呢？国王是否受法律的约束呢？又由谁来制定法律呢？在十七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努力从历史、法律、理论以及实践中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律师、学者、政治家和军人都参加了这场大辩论。人民见到没有发生王位之争，如释重负，因而更加忠诚甚至是热情地拥戴新国王。可是没过多久，詹姆斯和他的臣民就在上述以及其他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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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召开的一届议会立即提出了议会特权和国王特权的问题。下议院起草了一份措辞恭敬而语气坚定的奏折，提醒国王说，他们的权利包括选举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在议会开会期间免遭逮捕的权利。他们在奏折中还申诉道：“国王的特权可以轻易地与日俱增，而臣民的权利多半是长期原封不动。……据说，人民对他们比较了解的问题所发表的意见，是上帝的意旨。”詹姆斯以及他的儿子，对这些反映民意的呼声不予理睬，轻率驳回，并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和违反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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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詹姆斯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此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富翁了。随他来到英格兰的“苏格兰穷光蛋”也迅速地发家致富。宫廷费用急剧增加。不久，詹姆斯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入不敷出。这就需要经常召集议会，议员们通过频繁的议会会议有了组织起来的机会。詹姆斯忽略了一个问题，即没有像伊丽莎白那样通过自己的枢密院官员左右议会。已经受封为索尔兹伯里伯爵的罗伯特·塞西尔同下议院没有直接联系。詹姆斯喜欢说教，常常告诫议员们说，他有进行统治的神圣权利，而他们则有满足他一切需要的庄严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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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有一种固有的看法，认为国王应该“自力更生”，王室领地和海关的传统收入应该足以维持政府机构。历届议会都会把关税收入归于国王，除紧急情况外不另外拨款。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詹姆斯不得不强调和重申中世纪国王的征税特权。这种做法激怒了议会。议员们仍然记得，他们不久以前在专利权的问题上对伊丽莎白取得了胜利。幸好法官们判定港口归国王管辖，他有权决定增加关税。这笔收入同封建制度下的拨款不同，它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和物价的提高而增加，下议院对法官们的裁决提出异议，詹姆斯却将问题弄得更为棘手，使得这个问题成为涉及国王特权的法律纠纷。这个问题因此暂时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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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国王在宗教问题上早有自己的看法。他即位伊始，伊丽莎白在十六世纪九十年代摧毁的清教徒组织就向他请愿。这些反对国教的人希望，既然新国王来自加尔文派占统治地位的苏格兰，那么就能够支持他们的立场。如果换上一个比较温和的教派，那么在宗教礼仪方面进行一些改革就有可能会使它满意。可詹姆斯曾经饱受苏格兰教会的压制。他意识到，从长远看，加尔文派势必会同王权发生冲突；假如百姓在宗教方面可以自作决定，那么在政治上也同样可以自作主张了。1604年，他在汉普顿宫为清教徒和国教领袖召开了双边会议。他在会议上暴露了自己的偏见，指责清教徒企图“使苏格兰长老会同国王势不两立，就像上帝和魔鬼不能相容一样。……这样，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聚集一起，任意审查我和枢密院以及我们的一切活动。某某会站起来说：‘必须如此如此。’某某则会回答说：‘不，应该这般这般’……我希望你们过七年之后再来向我提出这些要求。到那时候我如果胖得喘不上气来，也许会听从你们的意见。那么就让这个政府干下去把，我以后肯定不会喘不上气来的。我们手上的工作已经够多的了。”詹姆斯的这一席话明确说明，他不会对国教做出任何改革。他的座右铭是“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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