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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的创建者们为了寻求更适于居处的大片土地而离开了马萨诸塞，宗教的纷争使得其他人也纷纷逃离。剑桥大学的学者罗杰·威廉斯被大主教劳德赶出了校门。他按照传统航线来到新大陆，在马萨诸塞定居下来。在他看来，那里的教会同英国圣公会一样专制。他不久就同殖民当局发生了冲突，成为殖民点那些力图躲避各种迫害的理想主义者的领袖。当局认为他煽动闹事，于是决定把他遣送回英国。他在得到该消息后，立即逃走。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在马萨诸塞以南建立了普罗维登斯城。另外一些从马萨诸塞逃离或者被放逐的人也在1636年到达他的殖民点。这个殖民地后来发展壮大为罗德岛殖民地。他是新大陆的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殖民者，也在英国的改革派间发挥了作用。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启迪了约翰·密尔顿的政治思想。他使得教会完全地摆脱了世俗政府，而罗德岛殖民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实现宗教自由的中心。这项崇高事业是靠蒸馏和销售烈酒来支持的，殖民地的发展也是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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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640年，英国已经在北美洲建立了五个主要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在名义上是国王直辖属地，1624年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证被取消后，它便由枢密院的一个常务委员会管辖，这种管辖其实相对松散，第一批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缺少资本，尚未发展起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正在兴盛起来，另外两个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康涅狄格和罗德岛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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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弗吉尼亚之外，其他的四个殖民地都在新英格兰。这四个殖民地在宗教方面有分歧，而在其他方面相类似。沿海地区，贸易、捕鱼和航海活动将它们紧密联系起来。不久，它们又被迫联合对付毗邻的殖民地。另外一批富于冒险的苏格兰人在圣劳伦斯河上游居住了一段时期后，被法国人驱逐，这些人便从自己在加拿大的定居处不断向外扩张，在1603年完全控制了这条河。另外的哈德逊河却被荷兰人控制，他们于1621年在河口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即后来的纽约。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前往新的定居点后，马萨诸塞殖民地同英国政府中断了联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股东们于1627年抛售了股票后，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自治权，所以不存在向英国当局要求独立的问题。这种状况使得他们易受到来自法国和荷兰人的进攻，不过这个危机尚未来临。此时的英国正忙于国内事务。1635年，查理一世及其枢密院打算派远征军到美洲殖民地，以维护他的权威统治。殖民地当局抓紧修建堡垒，以便迎战。而此时，英国不巧却发生了内战，查理一世的远征计划被迫搁浅，这样，殖民地又自由发展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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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次以贸易为主要目的的冒险活动使英语民族在新大陆迅速壮大了起来。自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英国人一直尝试在西班牙控制的西印度群岛夺取立足之处。1623年，萨福克地方绅士托马斯·沃纳从圭亚那的冒险空手而归，归途探索了人烟稀少的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里斯托弗岛。他在那里留下了几名留守人员后，急忙赶回国，向国王申请大规模开拓殖民地的许可证。他得到该许可后，返回加勒比海，却遭遇了西班牙人的不断攻击，但他在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建立了英国人的实际控制。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巴巴多斯、圣克里斯托弗、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和安提瓜这些岛屿均落入了英国手中，有几千名殖民者到达那些地方。丰富的蔗糖生产保证了这些地方的繁荣。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受到了威胁和挑战，双方在随后的时间里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岛屿在经济上比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有着更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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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另一次拓展殖民地的活动是由国王本人发起的，在原则上，英国人开拓的土地都属于英国国王。他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把这些土地授予某公司或者个人。正如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曾经把工业和贸易的专营权授予某个大臣那样，查理一世也想把向外拓居的权利作为赠礼。1632年，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申请到了弗吉尼亚附近的拓殖权。他本人信奉天主教，长期渴望去殖民地活动。他死后，他的儿子继续获得国王的特许。特许证上规定的条件同当初弗吉尼亚公司获得的权利类似，特许证也把新地区的所有权授予申请人，并要求把采邑制度引入新大陆。统治殖民地的权力也一并授予巴尔的摩家族，使得他们在当地拥有任免官员和制定法律的最高权限。朝臣和商人纷纷向这项拓殖活动捐款。将要建立的殖民地准备以查理国王的妻子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的名字命名，叫作马里兰。新殖民地的统治者虽然是一名天主教徒，但他在统治初期采取温和的宗教政策，巴尔的摩只有宣布英国国教为当地的正教，才可领到殖民地的特许证。实际上，国王查理的权威有所削减，巴尔的摩在当地却扩大了支配能力，当然这是以特许证上的权利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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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移民活动的最初几十年里，有八万多讲英语的人渡过大西洋。从日耳曼入侵不列颠以后，如此规模的大迁徙还是第一次。撒克逊人和维京人曾经使英格兰殖民化，一千年后，他们的子孙又开始拓展美洲大陆。将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汇聚到新大陆，为塑造美利坚合众国的多重性格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些新移民里，最先到达的是英国人，并占据了移民的主流。殖民地运动的领袖们一到达美洲，便在感情上同英国政府决裂了。移民在荒野中建立新的城市，同印第安人战斗，完全置身于全新的环境，这使得新旧大陆之间的鸿沟更加难以弥合。在新英格兰建立和巩固的艰难时期，它的母国被内战消耗得无暇他顾。当英国国内恢复秩序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存在，并业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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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十三章 查理一世和白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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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记载了即位不久的查理一世的情况，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查理一世有深刻研究的日耳曼学者兰克的著述，他写道：查理一世“刚满二十五岁，正可谓风华正茂。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人们经常看到他娴熟的马术。他善于武功，射箭打枪都百发百中，甚至懂得给火炮装炸药。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打猎，但论及见识和智力，他不如他的父亲，论性格的温和讨喜，他又不及他的亡兄亨利。……但在道德上，他却居于父兄二人之上。他属于人们所说的完美的青年，举止得体，近乎腼腆。从安详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稳重的性格。他具备领悟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且善于写作。他自幼养成了勤俭的习惯，既不过分奢华，也不寒酸。他善于思考各种问题。”1令人遗憾的是，查理一世患有小儿麻痹症，并且他讲话有点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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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危机。在英王詹姆斯统治时期，议会的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它不仅掌握着税收决策权，而且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尤甚。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有文化的人对欧洲事务的关注具有引导性，他们如何思考和行动，英国广大人民就如何跟随。对英国人来说，发生在布拉格或者雷根斯堡的事情如同发生在约克或布里斯托的一样重要，波西米亚和莱茵候选国的局势同国内政治一样受到重视，在金雀花王朝时期，人们由于王室争夺欧洲的霸权而关心整个欧洲的局势，而此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人们出于对宗教的狂热而关注着欧洲大陆。英国人民深感，只有新教取得胜利，他们才能生存，灵魂才能得到拯救，因此他们关注着整个进程的每一步，不管新教运动在哪里受到进攻，英国都应在反击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强烈的愿望推动了议会运动，它的推动力量远远超过以往国内问题产生的影响。阿克顿勋爵说：“如果没有十七世纪宗教运动的推动，世界向民主前进的步伐就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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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俗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当时人们之所以接受都铎王朝的统治，是因其有能力结束玫瑰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痛苦。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都铎王朝已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人们不禁回忆起过去的年代。科克和塞尔登等伟大的律师们将目光移至议会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所拥有的权利。他们自豪地谈到西门·德·孟福尔的丰功伟绩，谈到大宪章，甚至谈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统治时代的古老权利。对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列颠岛的习惯中，他们可以继承一套根本性的法律，这套法律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依旧适用，同时也必不可少。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历史几乎可以提供成文的宪法，而国王却有背离这套宪法的趋势。但国王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也同样发现了许多完全相反的事例，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许多先例证明国王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威。国王和议会各有一套立论充分的说辞，这给未来的斗争平添了几分悲怆和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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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都铎王朝时代更加复杂的社会正在孕育中，内外贸易均不断扩大，采矿和其他的工业也得到了提升，更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次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是伦敦市，它一直是维护自由与进步的伟大旗帜。那里有成千上万充满朝气的学徒以及资本雄厚的公司和同业公会。在伦敦之外，许多地方绅士已经成为了议会议员，他们同新兴的工业和贸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下议院的主要作用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促使国王遵守古老的传统，以防社会进步沦为国王独裁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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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艰难而且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运动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是一批显贵。科克帮助议会于詹姆斯统治末期掌握了维护自身的本领和制胜的方法。他本人精通英国的习惯法，从历史中寻找各种先例。把他们经过取舍后加以利用。有两位乡绅与他同一阵营，一位是英国西部康沃尔郡的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另一位是约克郡的托马斯·温特沃思。二人都有惊人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一段时间共同战斗，随后又相互对立，进而成为死敌，他们在各自的方向上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在他二人身后，是清教徒绅士阶层的领导人登齐尔·霍利斯、阿瑟·黑兹尔里格和约翰·皮姆。他们这些人同样拥有刚毅的品格，皮姆把他们的事业最终推向更高的阶段。他是萨默特人，是一名律师，坚定地反对国教中注重仪式的派别，对殖民地的拓展也充满了兴趣，此人对政治倾轧的规则十分熟悉，并以冷酷的手段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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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时代，议会主张发动战争，参与欧洲事务，查理时期的议会同样如是，议员们妄图利用自己对财政的控制权迫使国王和大臣们踏上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他们其实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负担会迫使国王向他们屈服，如果采取他们的政策，便是他们自身理念的胜利，他们的势力也一定会发展壮大。而詹姆斯采取的绥靖政策，虽不光彩，但有效地避开了这个陷阱。而查理国王和白金汉公爵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查理国王的父亲为他向西班牙求亲遭到拒绝后，查理本人也在马德里遭受冷遇。他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力主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他甚至想另辟蹊径，在国王驾崩后不举行新的选举就召集议会。他迅速与法国公主昂里埃塔·玛丽亚结了婚。昂里埃塔带着大批的法国天主教徒和传教士来到多佛，查理的威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新议会批准了对西作战的军费，同时它还决定，国王在和平时代依赖的关税收入也应由投票决定。关税条例本来在国王统治时期终身有效，可今后却是每年表决一次，多少个王朝均未有此种做法，这表明议会想要重新审视间接税的问题，这大大地激怒了查理一世，虽然此事伤及他的自尊，但却动摇不了他发动战争的决心。这样，查理即位之初便陷入了受制于议会的窘境。另一方面，议会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也令其感到深深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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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初战失利。白金汉率军攻打西班牙加的斯，企图获得比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还要大的丰功伟绩，结果铩羽而归。他回国后，下议院就着手弹劾这位衣着华丽、腐败无能的大臣。议员们对查理说：“在这位大臣停止干涉国家大事之前，我们反对将议会即将或者能够拨出的预算交由他作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白金汉遭到弹劾，而查理一世为了保护他的朋友，不得不解散了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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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一个复杂的新问题凸显出来。查理一世同法国结盟，以便对付统治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而法国本身并不想参与英国收复莱茵候选国的战争。在查理一世与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履行婚约的问题上，英法双方也出现了分歧，胡格诺教派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尖锐。握有实权的新任法国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决心阻止胡格诺教派在法国的独立运动，特别要彻底摧毁他们的海滨要塞拉罗歇尔。英国人从情感上自然会支持信奉新教的胡格诺派，在纳瓦拉的亨利执政之时就支持过他们。英法两国因此发生了战争。1627年，白金汉率领一支军队来到法国支持胡格诺教派，他们在雷岛附近登陆，却未能攻入这座城堡，又一次铩羽而归，白金汉的军事指挥生涯又多了一个劳民伤财的污点。在国内，安顿士兵们的留宿成为了千家万户的负担，农户因此怨声载道。当时是以军事法来仲裁军民之间的纠纷，而造成的不公引发了农民更深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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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急需军费，而议会则可能利用国王召集他们批准拨款的机会再次弹劾他的朋友白金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使得国王焦头烂额。在战争期间，他不理智地采取了方法欠妥的手段筹集军费。他索要义务贷款，许多上层人士拒绝出钱时，他便将他们逮捕入狱。这些囚犯中有著名的“五骑士”，这五个人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最后裁决说，这些人是“根据国王的特殊指令”被逮捕的，所以人身保护令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效的。这次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涌现了著名的《权利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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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贷款并不能满足国库的需要。在得到了议会的保证——不再弹劾白金汉公爵后，国王查理又重新召开议会。全国处于骚乱之中。议会重新进行了选举，人们坚决反对随意征税。1628年3月召开的议会反映了真实代表民意的领袖们的意愿。议会支持这场战争，但不愿意继续拨款给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因议会已经不信任这两位。贵族和乡绅、上下议院都坚决保护财产权，也坚决拥护与此相关的自由事业。而国王扬言要采取极端手段，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这笔款项“以保护我们自己，使我们的朋友免于灭顶之灾。……每个人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良知，如果你们不顾及上帝的意志，不能满足当前国家的需要，我就必须……利用上帝授予我的其他权力去抢救可能由于人们的蠢行而丧失的东西。不要把这番话仅仅当作恫吓，而是该视为圭臬，我不喜欢恐吓地位低于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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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将所有的错误归结到一方身上，议会同意发动战争之后，却同国王一样为难，企图迫使国王放弃帮助胡格诺教派，或者放弃历代国王长期享有的特权。议会的策略比较巧妙，根据它的理念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这种策略是必要的。它一共拨出五笔款项，总额高达三十万英镑，必须在一年之内付清。这笔钱足够支撑那场战争，但议会在一项法案中正式批准这项款项之前，提出了自身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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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项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凡无合理根据不得随意监禁任何自由民；对在押犯人发出人身保护令，即使是国王或者枢密院下令逮捕的人也不例外；如无关押的正当理由，应将犯人给予释放或者允许其保释；每个自由人对自身的动产以及不动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是无可置疑的传统权利，国王或者大臣在未经议会法案批准之前不得索取捐款或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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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克的带领下，下议院开始起草《权利请愿书》。它的主旨是限制国王的特权，反对义务贷款、未经审讯的监禁、军队进驻民宅以及军事管制法。国王的上述行为被指责为“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国王不接受这个请愿书，他便无法获得议会的拨款，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持议会敦促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查理一世采用了灵活的手法，秘密同法官们商讨对策。法官们对他说，即使承认上述权利，他的最高权威仍旧不会受到影响，但他本人对此并不敢确信，因此在上议院给出了模糊的答复。这引得全场的哗然，不仅下议院喧哗声四起，参会者大多激动起来。他只好采纳了法官们的建议，完全承认应该按照众人的愿望办事，同时心底依旧有所保留。他说：“现在我已经尽了全力，假如这次议会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便是你们的错误，与我本人没有关系。”听到此番说辞，众人大喜过望，下议院投票通过了各项拨款，认为这是一笔成功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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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混乱的斗争中，英国人的自由传统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出于政策的需要可以监禁任何人的行为遭到了制止。通过艰苦斗争赢得的这一成果，给守法公民带来了基本权利。如果触犯了现有的法律，只有陪审团的审讯才能做出裁决被告是否应该被监禁。而国王认为这有碍于他本人的权威。当时，他可以借口状况紧急，必须把危险人物监禁起来。当时的统治者尚未想出“监护”和“逃跑者格杀勿论”这样的说辞，这些词语是人们在后来的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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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运动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欧洲各国的君主一意孤行，日益蛮横。法国议会自1614年巴黎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后来直到1789年爆发革命才重新召开了议会会议。常备军的出现使得贵族和平民失去了抗争的能力，因为这支军队使用火器，并拥有大炮。前几个世纪里，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却没有一位国王可以无视议会的“立法权和反抗力量”，如今议会处于软弱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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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议会双方都有更多的要求。国王得到拨款之后，便开始相信法官的保证，认为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掣肘。下议院则提出了下一步打击的对象，反对天主教仪式派和英国仪式派的发展，指责战争指挥失当。由于海军力量的软弱，贸易活动在英吉利海峡受到了挫折。下议院恢复了对白金汉的弹劾，并且质问国王说，屡屡招致祸端的人却继续担任要职，与国王关系密切，这难道是对国王以及国家安全有利的吗？而国王和白金汉此时寄希望于发动一次成功的战争，就此替胡格诺教派解拉罗歇尔之围。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在国王再一次需要议会支持之前，他与近臣们试图取得外交和政治上令人满意的成就。援救国外的新教徒，比迫害国内的天主教众要有意义得多。如果国王能够为拉罗歇尔解围，他甚至可以要求拥有对国内天主教徒施恩的权力，这并不会有损他的声誉，但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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