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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深知他自己已是众矢之的。他打算再次率军前往拉罗歇尔，希望此举可以获得全国的一些支持，至少也可以分化他的敌人。这位统帅去意已决，在朴次茅斯准备起航。船上装备有最新的武器，能够击溃黎塞留为封锁拉罗歇尔港口而设置的水栅。可正是在这个时刻，白金汉被一名狂热的海军中卫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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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的名字叫约翰·费尔顿，他似乎生性剑走偏锋，因此才能干出此事。他因没有获得升职而心怀怨恨，看到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军官得到晋升而更加不满。从他留下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此人还曾计划着更大的阴谋。议会在国王面前指责白金汉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这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认为，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上帝批准了这个法律，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视为合法”。行刺以后，他立刻混入人群中。当听到人们咒骂是哪个无赖刺杀高贵的公爵时，他站出来说：“不是无赖干的，而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他身材瘦小，长着一头红发，黝黑的面孔显得意志消沉。周围的人们对他咆哮不止，他反唇相讥：“你们心里却为我的行动而欢呼。”一些船上的水手呼唤他的名字。后来在死期来临时，他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他认识到“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某项恶行的借口”。他希望在行刑前可以表达这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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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的去世对年轻的国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王并没有原谅埃利奥特，认为他的煽动性讲话导致了费尔顿的行刺。同时，这次行刺也使得国王摆脱了一时的窘境，因议会的不满随着白金汉的去世而消失了。这个刺杀事件还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融洽的婚后生活。在此之前，他在精神上一直深受“斯蒂尼”的影响。此人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密友，他对这个密友无话不谈。他已经与王后分居三年，甚至有人说，他和王后从来没有真正地完婚。他还遣散了王后的法国随从，这使得王后不免伤怀。白金汉去世后，国王对王后重新投入了感情，从此，他们开始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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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虽然批准了五笔款项，在税收问题上却是一步未让。它投票通过的税收权只有一年的有效期，一年之后，国王仍旧按照惯例收取税款。全国各地的议会支持者因此而格外愤慨。拒绝交税的人被质押了财物，遭到了监禁。从此可以看出，国王并没有真正地接受《权利请愿书》，并且拒不承认他曾经接受过。请愿书印发之后，人们只看到国王对第一次的闪烁其词的答复做了补充，而没有看到他后来明确做出的肯定答复。另一名司令官率军远征拉罗歇尔，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黎塞留红衣主教设置的水栅极为成功地阻止了英国军舰，胡格诺教派最后在绝望中打开城门向法兰西国王投降。他们的失败让英国全国感到震惊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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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初议会再次开会时，议员们对内政和外交问题心怀不满。不过他们的发难是从宗教问题开始的，下议院们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法令过于宽容和松散，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因而个个满腹牢骚。这种情绪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狂热分子们持偏激的意见，热衷于彻底肃清腐败的教会，他们同奠定英国自由基础的爱国者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这些怒火中烧的议员把英国的宗教偏见视为团结的契机和发动战争的动力，正如穆斯林依靠《古兰经》保卫自己的领土，犀牛依靠尖锐的角，老虎依靠锋利的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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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在一个内容丰富的决议案中宣布：提倡天主教仪式者、在税收获得批准前而擅自征税者以及帮助征税者以及交税者，均为社会的公敌。以前弹劾白金汉的许多罪名此时落到了财政大臣理查德·韦斯顿的头上，说他就算不是耶稣会的成员，也是天主教徒，参与过非法的征税活动。这些罪名罗列在一份谏言书中，但议会议长被国王拉到自己的阵营，他在3月2日宣布，国王决定把议会会议推迟到3月10日。因此阻止了谏言书的通过。会场上顿时不满声四起，议长准备起身离开之际，被态度坚决、身体强壮的议员霍利斯和瓦伦丁拦在椅子上，黑仗侍卫被阻拦在门外。霍利斯背诵谏言书的全文，议员们以鼓掌的方式通过。接着下议院四门大开，议员们蜂拥而出。他们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在下院会议厅重聚了。很显然，国王和下议院正式决裂。一个星期后，议会被解散，查理一世开始了个人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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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十四章 个人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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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来得直白又直接，他公开宣布过自己的意图。他说：“我们通过经常召开议会会议已经向人民表明，我们乐见议会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最近议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使得我们必须终止他的活动。如果有人想规定议会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觉得那是自以为是。召集议会和解散议会的权力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人民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以及所有行动背后的意义，如果那些扰乱议会秩序以至于迫使议会解散的人最终伏法，那么我们很愿意重新召开议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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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政策需要其他重大举措的配合。首先，必须同法国和西班牙停战。没有议会的支持，国王就无法进行海外战争。实现和平本不困难，法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自动释放了它们在拉罗歇尔和尼德兰抓获的俘虏，这说明它们本没有将英国当作强大的对手。第二个条件是至少要争取议会一部分的领袖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经过长期的争论。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想博得国王的恩宠，有人采取的是服从的方式，有人采取拉帮结派搞抗争的方式。国王认为，埃利奥特是冥顽不灵的人物，而亨利·萨维尔爵士、托马斯·迪格斯和温特沃思则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人。迪格斯起初甘愿为议会事业抗争到底，后来在国王恩典的感召下很快就改变了初衷。在其余那些人当中，温特沃思是最值得被争取的人。他在讨论《权力请愿书》的时候，态度就比较缓和，在他对国王的抗辩中，人们可以发觉他其实也有倾向国王的意愿。他具有过人的能力与野心，他的影响力足以决定国王所建立的新制度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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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查理一世努力争取他的辅佐，甚至在白金汉在世时，这位领袖就做出了明显的缓和举动，既不丧失尊严又极为得体。争取他的支持此时已然成为了独裁统治的必需。这也正中他本人的下怀。他知道自己有着过人的眼光以及能力。他天生是个政治家，急需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162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枢密院成员。从此，他不仅放弃了曾经阐述过的精辟观点，也抛弃了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朋友们。他在国王的恩宠下，在权力的阶梯上平步青云，而他的政敌、曾经长期视他为友的埃利奥特却被冠上藐视国王的罪名，最后在伦敦塔慢慢地死去。现实主义的温特沃思开始考虑另一套说辞，说这种转变也不是突然就发生的。有人认为，他是唯一能促成国王与议会合作的人选。当时人们对国王的恩宠和社会义务的看法不同，我们考虑这些看法时必须有所保留。兰克做过一段正面而尖锐的论述：“英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把他们在枢密院和内阁里的活动同他们在议会里的行动统一起来，这一点使得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更加伟大。当然，他们如果不能在议会立足，便无法在枢密院和内阁占据席位。……一位大臣的行动必须同他在议会里的步调一致。这条原则对于杰出人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发展是极端必要的。然而人民也尚未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原则。从温特沃思的行为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反对压制他的政府，只是为了使其个人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又一次坦率地表明，他自然喜欢国王对他的微笑，而不喜欢对他的皱眉。他可以先反对政府，随后应邀加入这个政府，虽然它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所以，温特沃思激起的仇视与碌碌无为的大臣们受到的仇视并不相同。他是“变节的魔鬼”、“堕落的天使”和“议会的叛徒”，无论是其辉煌的政绩还是干练的政治手腕，以及出众的口才和不平凡的品格，都不能使他的旧友饶恕他的背叛。他们可以有十一年的时间来旁观这场政治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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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尔和迪格斯早就被委以官职，几名反对国王的著名律师也被收买，站到了国王的阵营。温特沃思完全被国王拉拢过去，议会运动的次要人物，有的在国王的狱中遭到迫害，有的像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皮姆那样，在抑郁的谪居生活中抒发不得志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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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裁的第三个条件，也是最无情的条件，便是决定一切的金钱。怎么才能筹措到金钱呢？首先必须厉行节约，不能发动战争，不能进行任何的探险活动，也不能发生任何的内乱，国事则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保持稳定。这些都是查理一世新政中必然奉行的原则。我们以二十世纪的角度观察下，从这个专制政权中至少可以看出布赖特和科布登在十九世纪力图达到的目标。这个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海外的探险活动。王室靠着传统税收这项微薄收入节俭度日。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句口头禅说：“传统的税款根本不值得收取。”全国人民通过辛苦的工作积攒起来大量财富，他们的荷包越来越鼓。国内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不会有大的动荡。国王以及文雅尊贵的朝臣们实行着有节制的统治，他们的形象曾出现在梵戴克的画笔下，他们的礼貌和道德为所有人树立榜样。查理一世是一个专制君主，然而是一个没有强大力量作为基础的专制君主，没有任何常备军推行他的命令。宫廷里对宗教分歧比任何地方都要宽容。国王坚信他是根据国内的传统习惯进行的统治。他的法官极力渲染这一点，他的人民也并不否认。如果把这段时间的个人独裁当作名副其实的君主暴政，那么也未免滑稽。后来在克伦威尔的军政统治下，所有的英国人都开始怀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段的平静时期，把它视作祥和安定的时代。遗憾的是，人类寻求的不仅仅是安定。一个人在人生的轨迹上本来可以见好就收，坐享其成，但他的本性驱使他不断前进，其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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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特权范围是十分广阔的，而且边界并不清晰，他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征税。国王在法官们的支持下，尽力采取各种适宜手段，他不仅征收为人们所熟知的船吨税和每磅税，而且提高了某些项目的税率，他授权专员在收取一定的税金后，批准某一些人的非法土地所有权，并且减轻对土地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的惩治。他对许多未满年龄的继承人的地产行使监护权，并从中攫取大笔收入。他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应邀前来接受册封，他对他们统统处以罚款。长期以来，出席加冕仪式仅仅是一种形式，而这一次却给国王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查理一世把伊丽莎白女王和他的父亲不顾议会反对而批准的零星专利权加以重新调整。现存的反专利权法案中有许多的漏洞，查理一世因此以更高的要价重新批准专利权。许多专利权被赐给了有大臣和地主参加的财团。实际上，这是国王赐予一些得力的收税者的间接税收。每批准一项专利权，国王就得到大笔的收入，而且能够从每年的贸易活动中获得可观的财富。从专制中获益的人拥护查理的个人独裁，而更多一无所获的人则站到反对立场上，使得反对派的阵营日益强大。人们普遍对伦敦的发展感到不安，包括郊区在内，伦敦的人口有二十多万。住宅拥挤，随时都有发生瘟疫的可能。公众舆论反对建立新的住宅，尽管如此，新的住宅仍旧拔地而起，伦敦和其他的城市不断扩张，国王的专员此时有了新的工作，人们面临两难境地，一是拆毁房屋，二是缴纳罚款。有些住房条件较差的穷人拆毁了他们新建的住宅，但绝大多数人则缴纳了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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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担任爱尔兰总督的温特沃思刚柔并济，使得爱尔兰王国对英国王室的效忠尤甚于任何时代。他解决了部落之间的世仇，恢复了秩序和繁荣。他以爱尔兰人普遍都默许的方式，建立了一支爱尔兰军队，并筹措了一大笔贮备金，以维护查理国王的统治。他在历史上的名誉地位与他在爱尔兰的统治是分不开的。经过七年的努力，他平定了爱尔兰，攫取了大量财富，他没有采取明显的激进措施，也没有诉诸暴力手段，而爱尔兰却成为他手中驯服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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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由于厉行节约，查理一世在不召集议会的情况下也能够维持其统治。反对势力仍在暗中窥视机会，他们坚持的观点仍旧没有从他们的脑海中消失。但是他们并没有表达出来，也没有一个集中的目标。交通的不便，聚会的危险以及安逸的生活阻碍了他们的行动。如果有机会，他们一定会发动猛烈的进攻，而他们此时却安于享受各自的生活。英国有很好的地理环境，春夏秋各有美不胜收的景色，冬天人们享受圣诞节的欢愉和其他的庆祝活动。农业和猎狐让每个人都有事可做，从中获取一份慰藉。农产品丰富，物价也相对稳定，劳动阶级的不满已经消失，《济贫法》的执行情况完全体现了博爱精神，普通乡绅无法参与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但在自己的领地还是统治者。他们通过每季开庭的地方法庭统治着各郡，他们只要做到奉公守法，规规矩矩地缴纳税金，就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在这种条件下，议会势力要鼓噪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心中积聚着不满的人，在寻找机会，将人们从惰性里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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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查理一世的律师和爪牙们注意到了多年以来形成的一个奇怪现象。英国有一条古老的法律，大概源自阿尔弗雷德大帝时代，根据这条法律，全国都要承担维护舰队的费用。可是长期以来，只有沿海各郡缴纳了这笔费用。这支海军难道不是在维护不列颠的和平和自由吗，既然是整个国家收益，为什么不由全国承担海军的军费呢？各郡应该同样缴纳海军维护费用，不列颠岛国对人民提出这个要求再正当不过，古老的传统姑且不论，仅仅就这个要求的合理正当性来讲，如果把它交给一个正常运转的议会，也会得到一致通过。然而，内陆郡不缴纳海军军费的做法已经成为了惯例。即使在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大举进攻的时代，伊丽莎白女王也从未改变这个传统。查理一世想要改变现状，从1635年8月开始，他对全国征收“海军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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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郡中一名坚决反对国王的前议会议员率先发难，带领大家抗税。他的税款估计不超过二十先令，可是他坚持任何税金的征收都必须先得到议会的批准。抗命给他招致了惩罚，财产被扣押，自己也锒铛入狱。他的名字叫约翰·汉普顿。双方都把他的抗税行为当作一种信号，议会派没有其他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意见，便把汉普顿的案子当作一个工具，希望引起全国的关注，而且不吝惜有人主动牺牲，希望以此给沉寂的社会一点刺激，他们希望人民对国王专制表达自己的不满。另一方面，王室由于自认为税收合理而备受鼓舞。汉普顿的案子因此在当时造成了极大反响。在里斯伯勒王子城有一座方形尖塔，上面刻着他大胆的主张：内陆郡和皇家海军毫无关系，只有议会下令他们缴纳“海军税”，他们才会服从。结果王室获得胜利，法官们的判决不无道理，并没有明显地曲解法律。可是国内却民怨沸腾。1637年，最终收缴了百分之九十的海军税，而到了1639年，这个收入降到了百分之二十。各地的乡绅从安逸的生活中警醒，重新高喊《权利请愿书》中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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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单凭借这些活动并不能激发足够的民怨。议员们懂得，把问题局限在法律问题上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继续煽动宗教情绪，把它当作将英国人从政治冷漠中唤醒的工具。这个时候查理一世身边的昏庸军师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劳德。他是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信徒，坚决反对罗马教廷和日内瓦教派，是脱离加尔文派运动的领袖。他渴望参与政治，是已故白金汉伯爵的亲密朋友，据说他是白金汉几次成功演说稿的实际起草人。在宗教问题变得棘手的时候，他毅然放弃了牛津大学的学术工作，登上了政治的舞台，进入了枢密院。伊丽莎白女王的国教依赖国家，教会单凭自身是无法应对各种危机的。国家和教会因此结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即国家承认教会的财产，教会宣布服从国家的政策以及国王的神圣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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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德并不是这种关系的缔造者，但他努力加强这一纽带，但只是时机不对。他的革新里有一项是用栏杆把圣坛隔开，重新强调宗教仪式和教士们的尊严。教士与信徒们的关系日益疏远，教会的权力不断扩张。国王的宗教观点和他的政治主张是同步发展的，民众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劳德还为国王开辟了新的财源。根据伊丽莎白时代的法令，每个人都必须到教堂去进行礼拜。至于内心是否虔诚，则无关紧要，但形式上必须要信仰国教。这个制度逐渐松懈下来，有些人干脆不去参加礼拜，另外一些人甚至对此事心怀不满。此时，英国各地的人们突然因为没有参加礼拜而被带到法庭，每次被罚款一先令，一般人都知道其中的玄机，这并不是值得律师和法官花力气的严重问题，而是带有愚民性质的蹩脚规定。早已被惹怒的清教徒认为这是宗教迫害，他们不禁议论起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刑，认为依照目前的形势，必然走向那样的宗教迫害。在国王危机重重的时刻，多年来经过不断怀柔政策安抚的议会派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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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和他的清教徒作家在特别法庭上受审，被处以枷刑、烙刑和割耳的刑罚。这对国王查理的政府而言，不过是一个不算严重的污点罢了，它同不久之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出现的其他政府相比，还是相对宽厚仁慈的。2其实，纵使放任其发展，英国也未必会发生大的叛乱。动乱的发源地反而是斯图亚特王族的故乡，查理一世出生地苏格兰，星星之火，足可燎原。劳德对这个北方王国的宗教现状感到不满，说服国王采取措施加以改善。苏格兰人必须拜读英格兰的《祈祷书》，同英格兰兄弟保持步调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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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除了计划在岛内统一所有的宗教仪式外，还有世俗和物质的目标。他的父亲詹姆斯国王生前在苏格兰恢复了主教制度，试图以此约束频频发难的长老会。詹姆斯还巧妙地支持了苏格兰贵族反对苏格兰教会的运动。查理刚刚登位，便颁布了一项法令，企图剥夺贵族自宗教改革以来，所获得的教会土地，这致使贵族离心离德，更紧要的是，他决意改革已经落入贵族腰包的什一税，以减轻小地主们的负担，增加牧师们的薪水。他甚至计划加强苏格兰主教的权力，从而遭到了苏格兰贵族坚决的抵抗。而另一方面，作为国王代理人的苏格兰主教在地主和教士那里越来越不受爱戴。为了支持苏格兰主教，宗教法有了新的阐释，其中强调了国王的权威。新的《祈祷书》在伦敦起草完毕，以统一苏格兰的宗教活动。1636年颁布了这些《祈祷书》，然而谁也无法预计这将带来何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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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和他的谋士们并非要与新教教义作对，更不会转向天主教，他们想维护新教中注重仪式的那一派别的观点。他们强调国王的权威，规定了更为严格的宗教仪式，尤其是完善了圣餐制度。在此过程中，他们同贵族的物质利益、各阶级的宗教信仰和苏格兰民族的独立精神产生了激烈的矛盾。苏格兰人普遍感到不满，迅速反弹。他们自己认为，同时也被其领袖们灌输，英国国王最终将迫使他们屈服于罗马天主教，这是灾难性的一步。他们怀着强烈的不信任感仔细地阅读了《祈祷书》。不禁质疑起来：国王娶了一个身为天主教信徒的王后，王后本人在自己的小教堂里崇拜偶像，天主教在英格兰全国获得了默许，对新教的地位产生了威胁。那么英议会不会同罗马重新建立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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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年7月，苏格兰政教界的上层人士于爱丁堡的圣贾尔教堂聚会，准备首次郑重其事地朗诵新的《祈祷书》。许多牧师和无数的信徒从苏格兰各处来到爱丁堡。当教长准备朗诵新《祈祷书》的时候，骚动和谩骂掩盖了他的声音。一名下层的妇女甚至用脚凳，去追打这位衣冠楚楚的伪君子。整个仪式变成了一场闹剧。爱丁堡这座古老的城市一下子群情激愤，主教和国王的权威在这里受到了挑战。爱丁堡藐视王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这座古堡的沸腾。查理一世为此大感惊讶。他力图说服苏格兰的臣民们，他本人是仇视天主教的，并且有意修改新的《祈祷书》。这些尝试均告失败。只有立即废除这部令人生厌的《祈祷书》才是最行之有效的举措。可是国王没有收回新《祈祷书》，双方仅仅就一些枝节问题开始了长期的谈判。国王不断地退让，而苏格兰的愤怒情绪却并未减少。在长期的争论与法律方面的争端下，一场规模更大的骚动拉开了序幕。苏格兰人策略性地在律师的指导下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至此，国王才不得不收回了新《祈祷书》，但为时已晚，一场骚乱已然发动起来，它推动着苏格兰人不断前进，他们仍旧效忠于国王，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主教们。查理一世最终放弃了原先的初衷，但它已经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抗运动。1637年的整整一年里，国王一直考虑使用武力解决危机，但其表面上还是一再让步，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自己的失误。同时，苏格兰民族正在形成一个团结的整体，向教会和国王发起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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