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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班牙初战失利。白金汉率军攻打西班牙加的斯，企图获得比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还要大的丰功伟绩，结果铩羽而归。他回国后，下议院就着手弹劾这位衣着华丽、腐败无能的大臣。议员们对查理说：“在这位大臣停止干涉国家大事之前，我们反对将议会即将或者能够拨出的预算交由他作出有损国家利益的事。”白金汉遭到弹劾，而查理一世为了保护他的朋友，不得不解散了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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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又一个复杂的新问题凸显出来。查理一世同法国结盟，以便对付统治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而法国本身并不想参与英国收复莱茵候选国的战争。在查理一世与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履行婚约的问题上，英法双方也出现了分歧，胡格诺教派的问题使得这个问题显得更加尖锐。握有实权的新任法国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决心阻止胡格诺教派在法国的独立运动，特别要彻底摧毁他们的海滨要塞拉罗歇尔。英国人从情感上自然会支持信奉新教的胡格诺派，在纳瓦拉的亨利执政之时就支持过他们。英法两国因此发生了战争。1627年，白金汉率领一支军队来到法国支持胡格诺教派，他们在雷岛附近登陆，却未能攻入这座城堡，又一次铩羽而归，白金汉的军事指挥生涯又多了一个劳民伤财的污点。在国内，安顿士兵们的留宿成为了千家万户的负担，农户因此怨声载道。当时是以军事法来仲裁军民之间的纠纷，而造成的不公引发了农民更深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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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急需军费，而议会则可能利用国王召集他们批准拨款的机会再次弹劾他的朋友白金汉，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使得国王焦头烂额。在战争期间，他不理智地采取了方法欠妥的手段筹集军费。他索要义务贷款，许多上层人士拒绝出钱时，他便将他们逮捕入狱。这些囚犯中有著名的“五骑士”，这五个人上诉法院，最高法院最后裁决说，这些人是“根据国王的特殊指令”被逮捕的，所以人身保护令在这一问题上是无效的。这次事件引起了巨大的骚动，涌现了著名的《权利请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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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贷款并不能满足国库的需要。在得到了议会的保证——不再弹劾白金汉公爵后，国王查理又重新召开议会。全国处于骚乱之中。议会重新进行了选举，人们坚决反对随意征税。1628年3月召开的议会反映了真实代表民意的领袖们的意愿。议会支持这场战争，但不愿意继续拨款给国王和白金汉公爵，因议会已经不信任这两位。贵族和乡绅、上下议院都坚决保护财产权，也坚决拥护与此相关的自由事业。而国王扬言要采取极端手段，无论如何也要得到这笔款项“以保护我们自己，使我们的朋友免于灭顶之灾。……每个人都必须忠于自己的良知，如果你们不顾及上帝的意志，不能满足当前国家的需要，我就必须……利用上帝授予我的其他权力去抢救可能由于人们的蠢行而丧失的东西。不要把这番话仅仅当作恫吓，而是该视为圭臬，我不喜欢恐吓地位低于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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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要将所有的错误归结到一方身上，议会同意发动战争之后，却同国王一样为难，企图迫使国王放弃帮助胡格诺教派，或者放弃历代国王长期享有的特权。议会的策略比较巧妙，根据它的理念和当时的实际情况，采取这种策略是必要的。它一共拨出五笔款项，总额高达三十万英镑，必须在一年之内付清。这笔钱足够支撑那场战争，但议会在一项法案中正式批准这项款项之前，提出了自身的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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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四项决议案获得一致通过：凡无合理根据不得随意监禁任何自由民；对在押犯人发出人身保护令，即使是国王或者枢密院下令逮捕的人也不例外；如无关押的正当理由，应将犯人给予释放或者允许其保释；每个自由人对自身的动产以及不动产拥有完全的所有权，这是无可置疑的传统权利，国王或者大臣在未经议会法案批准之前不得索取捐款或者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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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克的带领下，下议院开始起草《权利请愿书》。它的主旨是限制国王的特权，反对义务贷款、未经审讯的监禁、军队进驻民宅以及军事管制法。国王的上述行为被指责为“侵犯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违反国家的法律法规”。如果国王不接受这个请愿书，他便无法获得议会的拨款，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来维持议会敦促他发动的这场战争。查理一世采用了灵活的手法，秘密同法官们商讨对策。法官们对他说，即使承认上述权利，他的最高权威仍旧不会受到影响，但他本人对此并不敢确信，因此在上议院给出了模糊的答复。这引得全场的哗然，不仅下议院喧哗声四起，参会者大多激动起来。他只好采纳了法官们的建议，完全承认应该按照众人的愿望办事，同时心底依旧有所保留。他说：“现在我已经尽了全力，假如这次议会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那便是你们的错误，与我本人没有关系。”听到此番说辞，众人大喜过望，下议院投票通过了各项拨款，认为这是一笔成功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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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混乱的斗争中，英国人的自由传统起到了关键作用。政府出于政策的需要可以监禁任何人的行为遭到了制止。通过艰苦斗争赢得的这一成果，给守法公民带来了基本权利。如果触犯了现有的法律，只有陪审团的审讯才能做出裁决被告是否应该被监禁。而国王认为这有碍于他本人的权威。当时，他可以借口状况紧急，必须把危险人物监禁起来。当时的统治者尚未想出“监护”和“逃跑者格杀勿论”这样的说辞，这些词语是人们在后来的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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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议会运动的背后，潜伏着巨大的危机。欧洲各国的君主一意孤行，日益蛮横。法国议会自1614年巴黎会议之后，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后来直到1789年爆发革命才重新召开了议会会议。常备军的出现使得贵族和平民失去了抗争的能力，因为这支军队使用火器，并拥有大炮。前几个世纪里，尽管社会动荡不安，却没有一位国王可以无视议会的“立法权和反抗力量”，如今议会处于软弱的不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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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议会双方都有更多的要求。国王得到拨款之后，便开始相信法官的保证，认为自己的权力不会受到掣肘。下议院则提出了下一步打击的对象，反对天主教仪式派和英国仪式派的发展，指责战争指挥失当。由于海军力量的软弱，贸易活动在英吉利海峡受到了挫折。下议院恢复了对白金汉的弹劾，并且质问国王说，屡屡招致祸端的人却继续担任要职，与国王关系密切，这难道是对国王以及国家安全有利的吗？而国王和白金汉此时寄希望于发动一次成功的战争，就此替胡格诺教派解拉罗歇尔之围。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在国王再一次需要议会支持之前，他与近臣们试图取得外交和政治上令人满意的成就。援救国外的新教徒，比迫害国内的天主教众要有意义得多。如果国王能够为拉罗歇尔解围，他甚至可以要求拥有对国内天主教徒施恩的权力，这并不会有损他的声誉，但幸运女神并没有眷顾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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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深知他自己已是众矢之的。他打算再次率军前往拉罗歇尔，希望此举可以获得全国的一些支持，至少也可以分化他的敌人。这位统帅去意已决，在朴次茅斯准备起航。船上装备有最新的武器，能够击溃黎塞留为封锁拉罗歇尔港口而设置的水栅。可正是在这个时刻，白金汉被一名狂热的海军中卫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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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的名字叫约翰·费尔顿，他似乎生性剑走偏锋，因此才能干出此事。他因没有获得升职而心怀怨恨，看到从未参加过战斗的军官得到晋升而更加不满。从他留下的书信中可以看出此人还曾计划着更大的阴谋。议会在国王面前指责白金汉奢侈浪费和贪污腐败，这给了他极大的刺激。他认为，人民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上帝批准了这个法律，凡是对国家有利的事情就应该视为合法”。行刺以后，他立刻混入人群中。当听到人们咒骂是哪个无赖刺杀高贵的公爵时，他站出来说：“不是无赖干的，而是一个正直的人，这个人就是我。”他身材瘦小，长着一头红发，黝黑的面孔显得意志消沉。周围的人们对他咆哮不止，他反唇相讥：“你们心里却为我的行动而欢呼。”一些船上的水手呼唤他的名字。后来在死期来临时，他发现自己铸成大错，他认识到“公共利益不能成为某项恶行的借口”。他希望在行刑前可以表达这一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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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金汉的去世对年轻的国王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国王并没有原谅埃利奥特，认为他的煽动性讲话导致了费尔顿的行刺。同时，这次行刺也使得国王摆脱了一时的窘境，因议会的不满随着白金汉的去世而消失了。这个刺杀事件还给他带来了第一次融洽的婚后生活。在此之前，他在精神上一直深受“斯蒂尼”的影响。此人是他青少年时期的密友，他对这个密友无话不谈。他已经与王后分居三年，甚至有人说，他和王后从来没有真正地完婚。他还遣散了王后的法国随从，这使得王后不免伤怀。白金汉去世后，国王对王后重新投入了感情，从此，他们开始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暴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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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虽然批准了五笔款项，在税收问题上却是一步未让。它投票通过的税收权只有一年的有效期，一年之后，国王仍旧按照惯例收取税款。全国各地的议会支持者因此而格外愤慨。拒绝交税的人被质押了财物，遭到了监禁。从此可以看出，国王并没有真正地接受《权利请愿书》，并且拒不承认他曾经接受过。请愿书印发之后，人们只看到国王对第一次的闪烁其词的答复做了补充，而没有看到他后来明确做出的肯定答复。另一名司令官率军远征拉罗歇尔，结果再次以失败告终。黎塞留红衣主教设置的水栅极为成功地阻止了英国军舰，胡格诺教派最后在绝望中打开城门向法兰西国王投降。他们的失败让英国全国感到震惊和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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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9年初议会再次开会时，议员们对内政和外交问题心怀不满。不过他们的发难是从宗教问题开始的，下议院们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他们认为反对天主教教义的法令过于宽容和松散，对此进行了长期的辩论，因而个个满腹牢骚。这种情绪促使他们的大多数人团结起来，狂热分子们持偏激的意见，热衷于彻底肃清腐败的教会，他们同奠定英国自由基础的爱国者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这些怒火中烧的议员把英国的宗教偏见视为团结的契机和发动战争的动力，正如穆斯林依靠《古兰经》保卫自己的领土，犀牛依靠尖锐的角，老虎依靠锋利的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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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在一个内容丰富的决议案中宣布：提倡天主教仪式者、在税收获得批准前而擅自征税者以及帮助征税者以及交税者，均为社会的公敌。以前弹劾白金汉的许多罪名此时落到了财政大臣理查德·韦斯顿的头上，说他就算不是耶稣会的成员，也是天主教徒，参与过非法的征税活动。这些罪名罗列在一份谏言书中，但议会议长被国王拉到自己的阵营，他在3月2日宣布，国王决定把议会会议推迟到3月10日。因此阻止了谏言书的通过。会场上顿时不满声四起，议长准备起身离开之际，被态度坚决、身体强壮的议员霍利斯和瓦伦丁拦在椅子上，黑仗侍卫被阻拦在门外。霍利斯背诵谏言书的全文，议员们以鼓掌的方式通过。接着下议院四门大开，议员们蜂拥而出。他们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无法在下院会议厅重聚了。很显然，国王和下议院正式决裂。一个星期后，议会被解散，查理一世开始了个人独裁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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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十四章 个人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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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查理一世的独裁统治来得直白又直接，他公开宣布过自己的意图。他说：“我们通过经常召开议会会议已经向人民表明，我们乐见议会所发挥的作用，但是，最近议会滥用权力的行为使得我们必须终止他的活动。如果有人想规定议会会议召开的时间，我觉得那是自以为是。召集议会和解散议会的权力一直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如果人民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以及所有行动背后的意义，如果那些扰乱议会秩序以至于迫使议会解散的人最终伏法，那么我们很愿意重新召开议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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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政策需要其他重大举措的配合。首先，必须同法国和西班牙停战。没有议会的支持，国王就无法进行海外战争。实现和平本不困难，法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自动释放了它们在拉罗歇尔和尼德兰抓获的俘虏，这说明它们本没有将英国当作强大的对手。第二个条件是至少要争取议会一部分的领袖支持，在这个问题上一定经过长期的争论。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想博得国王的恩宠，有人采取的是服从的方式，有人采取拉帮结派搞抗争的方式。国王认为，埃利奥特是冥顽不灵的人物，而亨利·萨维尔爵士、托马斯·迪格斯和温特沃思则是可以争取和利用的人。迪格斯起初甘愿为议会事业抗争到底，后来在国王恩典的感召下很快就改变了初衷。在其余那些人当中，温特沃思是最值得被争取的人。他在讨论《权力请愿书》的时候，态度就比较缓和，在他对国王的抗辩中，人们可以发觉他其实也有倾向国王的意愿。他具有过人的能力与野心，他的影响力足以决定国王所建立的新制度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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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查理一世努力争取他的辅佐，甚至在白金汉在世时，这位领袖就做出了明显的缓和举动，既不丧失尊严又极为得体。争取他的支持此时已然成为了独裁统治的必需。这也正中他本人的下怀。他知道自己有着过人的眼光以及能力。他天生是个政治家，急需一个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1628年12月，他被任命为北方事务委员会主席和枢密院成员。从此，他不仅放弃了曾经阐述过的精辟观点，也抛弃了同他并肩战斗过的朋友们。他在国王的恩宠下，在权力的阶梯上平步青云，而他的政敌、曾经长期视他为友的埃利奥特却被冠上藐视国王的罪名，最后在伦敦塔慢慢地死去。现实主义的温特沃思开始考虑另一套说辞，说这种转变也不是突然就发生的。有人认为，他是唯一能促成国王与议会合作的人选。当时人们对国王的恩宠和社会义务的看法不同，我们考虑这些看法时必须有所保留。兰克做过一段正面而尖锐的论述：“英国的政治家们能够把他们在枢密院和内阁里的活动同他们在议会里的行动统一起来，这一点使得他们比其他国家的政治家更加伟大。当然，他们如果不能在议会立足，便无法在枢密院和内阁占据席位。……一位大臣的行动必须同他在议会里的步调一致。这条原则对于杰出人物在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发展是极端必要的。然而人民也尚未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原则。从温特沃思的行为里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他反对压制他的政府，只是为了使其个人成为政府不可或缺的人物。他又一次坦率地表明，他自然喜欢国王对他的微笑，而不喜欢对他的皱眉。他可以先反对政府，随后应邀加入这个政府，虽然它的政策并没有改变。”所以，温特沃思激起的仇视与碌碌无为的大臣们受到的仇视并不相同。他是“变节的魔鬼”、“堕落的天使”和“议会的叛徒”，无论是其辉煌的政绩还是干练的政治手腕，以及出众的口才和不平凡的品格，都不能使他的旧友饶恕他的背叛。他们可以有十一年的时间来旁观这场政治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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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维尔和迪格斯早就被委以官职，几名反对国王的著名律师也被收买，站到了国王的阵营。温特沃思完全被国王拉拢过去，议会运动的次要人物，有的在国王的狱中遭到迫害，有的像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皮姆那样，在抑郁的谪居生活中抒发不得志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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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独裁的第三个条件，也是最无情的条件，便是决定一切的金钱。怎么才能筹措到金钱呢？首先必须厉行节约，不能发动战争，不能进行任何的探险活动，也不能发生任何的内乱，国事则必须减少到最低限度，保持稳定。这些都是查理一世新政中必然奉行的原则。我们以二十世纪的角度观察下，从这个专制政权中至少可以看出布赖特和科布登在十九世纪力图达到的目标。这个政府已经没有力量再进行海外的探险活动。王室靠着传统税收这项微薄收入节俭度日。在维多利亚时代有一句口头禅说：“传统的税款根本不值得收取。”全国人民通过辛苦的工作积攒起来大量财富，他们的荷包越来越鼓。国内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不会有大的动荡。国王以及文雅尊贵的朝臣们实行着有节制的统治，他们的形象曾出现在梵戴克的画笔下，他们的礼貌和道德为所有人树立榜样。查理一世是一个专制君主，然而是一个没有强大力量作为基础的专制君主，没有任何常备军推行他的命令。宫廷里对宗教分歧比任何地方都要宽容。国王坚信他是根据国内的传统习惯进行的统治。他的法官极力渲染这一点，他的人民也并不否认。如果把这段时间的个人独裁当作名副其实的君主暴政，那么也未免滑稽。后来在克伦威尔的军政统治下，所有的英国人都开始怀念十七世纪三十年代这一段的平静时期，把它视作祥和安定的时代。遗憾的是，人类寻求的不仅仅是安定。一个人在人生的轨迹上本来可以见好就收，坐享其成，但他的本性驱使他不断前进，其结果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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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特权范围是十分广阔的，而且边界并不清晰，他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征税。国王在法官们的支持下，尽力采取各种适宜手段，他不仅征收为人们所熟知的船吨税和每磅税，而且提高了某些项目的税率，他授权专员在收取一定的税金后，批准某一些人的非法土地所有权，并且减轻对土地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的惩治。他对许多未满年龄的继承人的地产行使监护权，并从中攫取大笔收入。他举行加冕仪式的时候，有些人没有应邀前来接受册封，他对他们统统处以罚款。长期以来，出席加冕仪式仅仅是一种形式，而这一次却给国王增加了一大笔收入。查理一世把伊丽莎白女王和他的父亲不顾议会反对而批准的零星专利权加以重新调整。现存的反专利权法案中有许多的漏洞，查理一世因此以更高的要价重新批准专利权。许多专利权被赐给了有大臣和地主参加的财团。实际上，这是国王赐予一些得力的收税者的间接税收。每批准一项专利权，国王就得到大笔的收入，而且能够从每年的贸易活动中获得可观的财富。从专制中获益的人拥护查理的个人独裁，而更多一无所获的人则站到反对立场上，使得反对派的阵营日益强大。人们普遍对伦敦的发展感到不安，包括郊区在内，伦敦的人口有二十多万。住宅拥挤，随时都有发生瘟疫的可能。公众舆论反对建立新的住宅，尽管如此，新的住宅仍旧拔地而起，伦敦和其他的城市不断扩张，国王的专员此时有了新的工作，人们面临两难境地，一是拆毁房屋，二是缴纳罚款。有些住房条件较差的穷人拆毁了他们新建的住宅，但绝大多数人则缴纳了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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