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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年冬，荷兰面临着同西班牙重新开战的危险，忧郁不安的清教徒们对此议论纷纷。严重的危机和不确定的冒险活动摆在了他们眼前。除了前人在那个遥远世界里遇到的凶险、饥馑和失败之外，他们还听到了关于印第安人的可怕故事。故事的内容是印第安人如何用贝壳活剥俘虏的皮，砍掉肋骨，当着死者同伴的面烤着吃。未来的新殖民地总督威廉·布雷德福阐述了大多数人的观点。在《普利茅斯殖民史》一书中，他代表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一切伟大崇高的行动必然会遭遇巨大的困难，从事这项事业需要极大的勇气。纵然危机四伏，但也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困难固然很多，但也绝非不可战胜。可能会出现许多挑战，也可能并不会出现；人们担心的事情可能永远也不会发生，另一些事情可通过事前准备以及必要的手段加以预防；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用坚韧不拔的意志来忍受和克服一切困难。没有成熟的条件，就不要进行这样的探险，也不要像他人那样由于好奇和金钱的诱惑而盲目行动。但是这些事业的条件非同一般，它们的结局无限光荣，它们的召唤合法而迫切。所以进行这项事业能够得到上帝的保佑。人们可能会为此项事业献出生命，但即便如此，也同样会得慰藉，他们的努力将会被后人铭记。他们在这里不过是穷困潦倒的流亡者，可能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因为十二年的和平时期已经过去了。此时只听见战鼓响起，而战争的胜败难以预料。西班牙人可能像美洲的野蛮人一样残忍，那里的饥荒和瘟疫也会像美洲一样的严重，那里的自由却比美洲更少，甚至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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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清教徒初步计划到圭亚那定居，然而他们意识到，单靠自己的力量去冒险是行不通的，必须得到英国的帮助。于是他们派人到伦敦，同弗吉尼亚公司谈判，它是对殖民扩展活动唯一感兴趣的公司。公司董事会的成员之一是颇有影响力的议会议员埃德温·桑兹爵士，他在公司里伦敦商人们支持下，促成了殖民活动。要移居海外的这些人是最理想的新移民，他们头脑清晰、勤劳刻苦、精于农业。他们坚决主张信仰自由，因此必须说服英国国教的主教们。桑兹同来自荷兰的使节去见国王。国王詹姆斯对这些人心怀疑虑，询问他们打算怎么在弗吉尼亚公司的美洲属地上生存。他们回答说：“捕鱼。”詹姆斯对此兴趣盎然，他高兴地说：“上帝保佑！这是正经行业，是使徒们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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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在莱顿的清教徒得到了移居美洲的特许，他们匆忙为出发做着准备。他们当中有三十五人离开荷兰，在普利茅斯同英格兰西部的六十六名冒险家会合。1620年9月，他们乘坐着一百八十吨位的“五月花”号向美洲大陆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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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寒风凛冽的大西洋上航行了两个半月之后，他们到达科德角，意外地在弗吉尼亚公司的属地之外登陆。伦敦授予他们的特许证便无效了，登陆之前，他们之间在领导人选上发生了分歧。从英格兰西部来的那些人并非虔诚的教徒，因此不愿服从莱顿清教徒的领导。寻求英国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他们如果不愿饿死，就必须达成某种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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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名具有责任感的人最终起草了一份协议。这个协议是著名的历史文件之一，确立了政治组织的自发准则。“以上帝的名义起誓，阿门。我们这些签名者是尊敬的国王詹姆斯陛下的忠实臣民，蒙受着上帝、大不列颠、法国以及基督教捍卫者爱尔兰国王的恩宠。为了上帝的荣光，为了传播基督教信仰，为了我们的国王和祖国的荣耀，我们航行至此，在弗吉尼亚北部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在上帝和彼此的监督下，郑重地组织起来，以便获得更好的秩序，达到上述目标。我们将不断制定公平合理的法律、法令、法案、宪法和设立各种官职，以满足和适应殖民地的基本需求。我们保证绝对地遵守法律，服从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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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在美洲海岸的科德角湾建立了城市普利茅斯。他们同前人一样，在弗吉尼亚同大自然展开了艰苦的搏斗。这里没有大宗商品，他们靠着艰辛的劳动以及对上帝坚定的信仰而生存下来。而伦敦的资助者并没有获得任何回报。1627年，他们卖出了普利茅斯的股票，普利茅斯殖民地从此开始了自主。新英格兰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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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后的十年里，没有再进行有计划的移民美洲的活动，但普利茅斯这一小块殖民地明确地指出了自由的方向，1629年，查理一世解散了议会，开始了个人的独裁统治。随着国王和臣民们的矛盾不断加深，反对国教的运动在乡村逐渐壮大。欧洲大陆各国普遍出现独裁专制，英国似乎也走上了这条道路。许多有独立精神的人开始计划离开英国，去遥远的地方寻求自由与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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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斯克洛比的会众集体移居荷兰那样，多塞特的另一批清教徒在牧师约翰·怀特的帮助下，下决心移民美洲。这个计划起初遭受到了阻碍，后来在伦敦和东部各郡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他们热衷于贸易和捕鱼，对移民颇感兴趣。有影响力的反对派贵族为他们提供了援助。他们步弗吉尼亚的后尘，根据皇家的特许证成立了一个公司即“新英格兰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这个消息迅速传播开来，不少人愿意一同移居美洲。第一批人出发后，在普利茅斯北边的塞勒姆建立了定居处。1630年，该公司派出的总督约翰·温思罗普带领着一千人随后加入。他是这次冒险活动的重要领导人。他的书信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不安情绪，也说明他为什么把家眷也带上前途叵测的万里航程。他在谈到英格兰时写道：“我确信，上帝不久将对英国的国土实行严厉的惩罚。不过请不要担心，……如果上帝认为移居对我们有利，他会为我们和其他所有人提供栖身的避难之所。……教会要逃往遥远的荒野，这说明灾难即将来临。”温思罗普选择的定居处在查尔斯河边，殖民地的首府也随即迁往这个沼泽遍布的地区。波士顿城就是在这里逐渐发展起来，它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成为反抗英国统治的核心地带，长期以来一直是新大陆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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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海湾公司根据它的章程，它是一个联合股份公司，完全是为了贸易而成立的。塞勒姆殖民点在第一年里受伦敦的控制。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特许证上面没有说明马萨诸塞海湾公司要在何处开会。一些清教徒股东意识到，可以顺利地把公司、董事会和一切机构搬到新英格兰。董事会为此做出重大决定。马萨诸塞殖民地从这个股份公司剥离出来。掌握公司大权和大片土地的清教徒采取了国王查理实行专制统治之前的代表制。约翰·温思罗普在这段时间统治着这片殖民地。它迅速地壮大起来，在1629年至1640年之间，殖民地人数从三百激增至一万四千。公司的支持为普通移民提供可期的未来。在英国，雇农的生活往往是艰难困苦的。在新大陆，每一个新移民都可以分得一块土地，享受着自由，不受英国禁止劳动力流动等各项法令束缚，以及其他一切带有中世纪色彩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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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的统治者对自由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必须由虔诚的人进行统治，他们也像英国国教徒那样不能宽容他人，因而发生了宗教纠纷。并非所有人都如加尔文教那样墨守成规，在纠纷加剧的时刻，一些富有冒险精神的人纷纷离开原来的殖民地，在此之外，是广袤无垠的土地。在1635年和1636年，一些殖民者迁徙到康涅狄格河畔，建立了城市哈特福。后来又有许多新移民从伦敦来此，于是那里成为了河畔几座城市的中心，后来发展成康涅狄格殖民地，在远离故土三千英里的地方，他们开创了开明统治，他们颁布了《基本准则》，或称之为宪法，这与大约十五年前的“五月花号协议”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那里的所有自由人组织成了民主的政府。这个政府在王权复辟之后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在那之前，一直谨慎小心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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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涅狄格的创建者们为了寻求更适于居处的大片土地而离开了马萨诸塞，宗教的纷争使得其他人也纷纷逃离。剑桥大学的学者罗杰·威廉斯被大主教劳德赶出了校门。他按照传统航线来到新大陆，在马萨诸塞定居下来。在他看来，那里的教会同英国圣公会一样专制。他不久就同殖民当局发生了冲突，成为殖民点那些力图躲避各种迫害的理想主义者的领袖。当局认为他煽动闹事，于是决定把他遣送回英国。他在得到该消息后，立即逃走。投奔他的人越来越多，在马萨诸塞以南建立了普罗维登斯城。另外一些从马萨诸塞逃离或者被放逐的人也在1636年到达他的殖民点。这个殖民地后来发展壮大为罗德岛殖民地。他是新大陆的第一位政治理论家，他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殖民者，也在英国的改革派间发挥了作用。在许多方面，他的思想启迪了约翰·密尔顿的政治思想。他使得教会完全地摆脱了世俗政府，而罗德岛殖民地是当时世界上唯一实现宗教自由的中心。这项崇高事业是靠蒸馏和销售烈酒来支持的，殖民地的发展也是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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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1640年，英国已经在北美洲建立了五个主要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在名义上是国王直辖属地，1624年弗吉尼亚公司的特许证被取消后，它便由枢密院的一个常务委员会管辖，这种管辖其实相对松散，第一批清教徒建立的普利茅斯殖民地缺少资本，尚未发展起来；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正在兴盛起来，另外两个是由它派生出来的康涅狄格和罗德岛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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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弗吉尼亚之外，其他的四个殖民地都在新英格兰。这四个殖民地在宗教方面有分歧，而在其他方面相类似。沿海地区，贸易、捕鱼和航海活动将它们紧密联系起来。不久，它们又被迫联合对付毗邻的殖民地。另外一批富于冒险的苏格兰人在圣劳伦斯河上游居住了一段时期后，被法国人驱逐，这些人便从自己在加拿大的定居处不断向外扩张，在1603年完全控制了这条河。另外的哈德逊河却被荷兰人控制，他们于1621年在河口建立了新荷兰殖民地，即后来的纽约。马萨诸塞海湾公司前往新的定居点后，马萨诸塞殖民地同英国政府中断了联系。普利茅斯殖民地的股东们于1627年抛售了股票后，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自治权，所以不存在向英国当局要求独立的问题。这种状况使得他们易受到来自法国和荷兰人的进攻，不过这个危机尚未来临。此时的英国正忙于国内事务。1635年，查理一世及其枢密院打算派远征军到美洲殖民地，以维护他的权威统治。殖民地当局抓紧修建堡垒，以便迎战。而此时，英国不巧却发生了内战，查理一世的远征计划被迫搁浅，这样，殖民地又自由发展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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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两次以贸易为主要目的的冒险活动使英语民族在新大陆迅速壮大了起来。自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英国人一直尝试在西班牙控制的西印度群岛夺取立足之处。1623年，萨福克地方绅士托马斯·沃纳从圭亚那的冒险空手而归，归途探索了人烟稀少的西印度群岛的圣克里斯托弗岛。他在那里留下了几名留守人员后，急忙赶回国，向国王申请大规模开拓殖民地的许可证。他得到该许可后，返回加勒比海，却遭遇了西班牙人的不断攻击，但他在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建立了英国人的实际控制。到了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巴巴多斯、圣克里斯托弗、尼维斯、蒙特塞拉特和安提瓜这些岛屿均落入了英国手中，有几千名殖民者到达那些地方。丰富的蔗糖生产保证了这些地方的繁荣。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统治受到了威胁和挑战，双方在随后的时间里进行了残酷的战斗。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这些岛屿在经济上比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有着更高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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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期的另一次拓展殖民地的活动是由国王本人发起的，在原则上，英国人开拓的土地都属于英国国王。他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把这些土地授予某公司或者个人。正如伊丽莎白和詹姆斯曾经把工业和贸易的专营权授予某个大臣那样，查理一世也想把向外拓居的权利作为赠礼。1632年，巴尔的摩勋爵乔治·卡尔弗特申请到了弗吉尼亚附近的拓殖权。他本人信奉天主教，长期渴望去殖民地活动。他死后，他的儿子继续获得国王的特许。特许证上规定的条件同当初弗吉尼亚公司获得的权利类似，特许证也把新地区的所有权授予申请人，并要求把采邑制度引入新大陆。统治殖民地的权力也一并授予巴尔的摩家族，使得他们在当地拥有任免官员和制定法律的最高权限。朝臣和商人纷纷向这项拓殖活动捐款。将要建立的殖民地准备以查理国王的妻子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的名字命名，叫作马里兰。新殖民地的统治者虽然是一名天主教徒，但他在统治初期采取温和的宗教政策，巴尔的摩只有宣布英国国教为当地的正教，才可领到殖民地的特许证。实际上，国王查理的权威有所削减，巴尔的摩在当地却扩大了支配能力，当然这是以特许证上的权利换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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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规模移民活动的最初几十年里，有八万多讲英语的人渡过大西洋。从日耳曼入侵不列颠以后，如此规模的大迁徙还是第一次。撒克逊人和维京人曾经使英格兰殖民化，一千年后，他们的子孙又开始拓展美洲大陆。将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汇聚到新大陆，为塑造美利坚合众国的多重性格发挥了巨大作用，在这些新移民里，最先到达的是英国人，并占据了移民的主流。殖民地运动的领袖们一到达美洲，便在感情上同英国政府决裂了。移民在荒野中建立新的城市，同印第安人战斗，完全置身于全新的环境，这使得新旧大陆之间的鸿沟更加难以弥合。在新英格兰建立和巩固的艰难时期，它的母国被内战消耗得无暇他顾。当英国国内恢复秩序的时候，北美殖民地已经完全能够独立存在，并业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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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十三章 查理一世和白金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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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文献记载了即位不久的查理一世的情况，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查理一世有深刻研究的日耳曼学者兰克的著述，他写道：查理一世“刚满二十五岁，正可谓风华正茂。他骑在马上威风凛凛，人们经常看到他娴熟的马术。他善于武功，射箭打枪都百发百中，甚至懂得给火炮装炸药。他和他的父亲一样，酷爱打猎，但论及见识和智力，他不如他的父亲，论性格的温和讨喜，他又不及他的亡兄亨利。……但在道德上，他却居于父兄二人之上。他属于人们所说的完美的青年，举止得体，近乎腼腆。从安详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稳重的性格。他具备领悟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且善于写作。他自幼养成了勤俭的习惯，既不过分奢华，也不寒酸。他善于思考各种问题。”1令人遗憾的是，查理一世患有小儿麻痹症，并且他讲话有点结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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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政治和宗教危机。在英王詹姆斯统治时期，议会的地位已经有所提升，它不仅掌握着税收决策权，而且干预国家事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尤甚。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有文化的人对欧洲事务的关注具有引导性，他们如何思考和行动，英国广大人民就如何跟随。对英国人来说，发生在布拉格或者雷根斯堡的事情如同发生在约克或布里斯托的一样重要，波西米亚和莱茵候选国的局势同国内政治一样受到重视，在金雀花王朝时期，人们由于王室争夺欧洲的霸权而关心整个欧洲的局势，而此时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人们出于对宗教的狂热而关注着欧洲大陆。英国人民深感，只有新教取得胜利，他们才能生存，灵魂才能得到拯救，因此他们关注着整个进程的每一步，不管新教运动在哪里受到进攻，英国都应在反击中发挥领导作用，这种强烈的愿望推动了议会运动，它的推动力量远远超过以往国内问题产生的影响。阿克顿勋爵说：“如果没有十七世纪宗教运动的推动，世界向民主前进的步伐就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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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俗的问题同样不能忽视，当时人们之所以接受都铎王朝的统治，是因其有能力结束玫瑰战争带来的混乱以及痛苦。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都铎王朝已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了。人们不禁回忆起过去的年代。科克和塞尔登等伟大的律师们将目光移至议会在兰开斯特王朝时期所拥有的权利。他们自豪地谈到西门·德·孟福尔的丰功伟绩，谈到大宪章，甚至谈到了盎格鲁撒克逊国王统治时代的古老权利。对历史进行一番梳理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列颠岛的习惯中，他们可以继承一套根本性的法律，这套法律对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依旧适用，同时也必不可少。对他们来说，过去的历史几乎可以提供成文的宪法，而国王却有背离这套宪法的趋势。但国王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也同样发现了许多完全相反的事例，尤其是近一百年来，许多先例证明国王可以行使绝对的权威。国王和议会各有一套立论充分的说辞，这给未来的斗争平添了几分悲怆和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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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比都铎王朝时代更加复杂的社会正在孕育中，内外贸易均不断扩大，采矿和其他的工业也得到了提升，更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这次推动社会进步的先锋是伦敦市，它一直是维护自由与进步的伟大旗帜。那里有成千上万充满朝气的学徒以及资本雄厚的公司和同业公会。在伦敦之外，许多地方绅士已经成为了议会议员，他们同新兴的工业和贸易建立了紧密的联系。这一时期，下议院的主要作用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促使国王遵守古老的传统，以防社会进步沦为国王独裁统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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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艰难而且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运动中，居于领袖地位的是一批显贵。科克帮助议会于詹姆斯统治末期掌握了维护自身的本领和制胜的方法。他本人精通英国的习惯法，从历史中寻找各种先例。把他们经过取舍后加以利用。有两位乡绅与他同一阵营，一位是英国西部康沃尔郡的约翰·埃利奥特爵士，另一位是约克郡的托马斯·温特沃思。二人都有惊人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有一段时间共同战斗，随后又相互对立，进而成为死敌，他们在各自的方向上都做出了最后的牺牲。在他二人身后，是清教徒绅士阶层的领导人登齐尔·霍利斯、阿瑟·黑兹尔里格和约翰·皮姆。他们这些人同样拥有刚毅的品格，皮姆把他们的事业最终推向更高的阶段。他是萨默特人，是一名律师，坚定地反对国教中注重仪式的派别，对殖民地的拓展也充满了兴趣，此人对政治倾轧的规则十分熟悉，并以冷酷的手段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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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时代，议会主张发动战争，参与欧洲事务，查理时期的议会同样如是，议员们妄图利用自己对财政的控制权迫使国王和大臣们踏上这条危机四伏的道路。他们其实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负担会迫使国王向他们屈服，如果采取他们的政策，便是他们自身理念的胜利，他们的势力也一定会发展壮大。而詹姆斯采取的绥靖政策，虽不光彩，但有效地避开了这个陷阱。而查理国王和白金汉公爵都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查理国王的父亲为他向西班牙求亲遭到拒绝后，查理本人也在马德里遭受冷遇。他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力主对西班牙发动战争。他甚至想另辟蹊径，在国王驾崩后不举行新的选举就召集议会。他迅速与法国公主昂里埃塔·玛丽亚结了婚。昂里埃塔带着大批的法国天主教徒和传教士来到多佛，查理的威望第一次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新议会批准了对西作战的军费，同时它还决定，国王在和平时代依赖的关税收入也应由投票决定。关税条例本来在国王统治时期终身有效，可今后却是每年表决一次，多少个王朝均未有此种做法，这表明议会想要重新审视间接税的问题，这大大地激怒了查理一世，虽然此事伤及他的自尊，但却动摇不了他发动战争的决心。这样，查理即位之初便陷入了受制于议会的窘境。另一方面，议会提出的越来越多的要求也令其感到深深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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