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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议会首先要打击的目标就是约克公爵。为此查理二世早就告诫他不要出席枢密院的会议，并规劝其离开英格兰。于是约克公爵投奔荷兰，年轻的上尉、曾当过法军上校的约翰·丘吉尔跟随其左右，是他可以信赖的帮手。约克公爵脱险后，国王开始着手对付周遭的反天主教风波。奥茨以及帮助他作伪证的追随者，此时正在实行残酷统治，残忍镇压天主教徒中的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们。他们通过作伪证或者收买的方式，处死了很多无辜的天主教徒。国王试图援救受害者的行动并未见效，只好任由迫害活动猖獗下去。他已经对人生有着透彻的认识，流亡期间的颠沛，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明知有些人是无辜的情况下，还是签署了死亡判决书。他之所以如此隐忍，并非出于自私自利，而是他及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放弃了过去安逸舒适不问政治的生活，为挽救自己的生命和处于危险之中的王朝，用尽全力去抓住逐渐丧失的权力。现在，人们经过研究，对他的才能给予了越来越高的评价。他统治的最后五年，是他此生最为光辉的时刻。同沙夫茨伯里的放手一搏，令人激动。起初，他几乎都要败在对方手里，但由于长期冷静的应对和巧妙地运用了一些手段，他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沙夫茨伯里，这个残忍，嗜杀的人，流亡海外，客死异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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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和议会斗争的焦点是《排他法案》。英国绝大多数人将防止天主教徒继承王位作为首要任务，他们几乎可以忍受各种情形，唯独不允许天主教徒继承王位。如何决定王位的归属问题？沙夫茨伯里考虑过奥兰治亲王威廉，但又觉得查理二世同露西·沃特斯所生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更加合适。公爵本人年轻勇敢，优秀又深受人民爱戴，还是一个新教徒。他是婚生子还是私生子呢？根据当时的一些看法，国王与露西以某种形式结过婚。据说结婚证书就保存在一个“黑盒子”里。后来，结婚证书被教皇使节盗走。英格兰的主导势力希望蒙默思被认可为婚生子，因为他们需要一位信奉新教的国王，一位属于圣公会的国王。这位国王成长于立宪制度的熏陶，也必须拥有一些平民血统，这样他才会相对理智，奉行明智的方针，将新教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抗以路易十四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统治。只有一个人能解决问题，那就是查理二世，只要他认可蒙默思是他的继承人，那么一切问题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而国家的前途也就明朗起来，然而，国王却拒绝如此，他沉醉于享乐之中，过着放浪形骸的生活，笃信不可知论，但他有一点固执，即忠于王族血统和合法继承权。同他的弟弟约克公爵相比，他知道自己愧对英格兰的王冠，因此他认为把王位传给他弟弟是他的神圣使命，尽管这样做，会带给他本人以及整个王国巨大的困扰。然而，关于“黑盒子”的传言并未停止，他们如今还听闻不幸的蒙默思的后代，一位巴克勒奇公爵找到并销毁了露西的结婚证书，以消除对王位继承权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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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议会建立时，下议院比上届议会的下院要强大得多，形成了反对天主教的绝对多数。它立即着手弹劾丹比伯爵，并打算判处他死刑。下院力推《排他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的逻辑推理下去，会得出一个令所有人震动的结论：既然法律禁止天主教徒在英格兰担任公职，那么为什么要由一个天主教徒执掌王权呢？另一边，查理二世极力推行替代方案，他不同意议会改变嫡系子孙继承王位的传统，当初的玫瑰战争就是因此问题而爆发的。他提出了一些对国王权力的限制条款，如果这些条款可以通过并实施的话，那么，英国将产生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君主立宪制。天主教徒不得充任上下议院议员，也不能担任任何公职。国王去世时议会应该再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如果处于休会期间，不经过召集，就可以自动复会。查理二世也放弃了他父亲长期为之奋斗的兵权、议会负责任命控制民兵的地方总督、副总督以及海军军官。然而，一旦天主教徒当上国王，任何对王权的限制都是徒劳的。《排他法案》在二次表决的时候，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通过，于是国王又亲临并解散了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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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短命的议会为自身留下了丰功伟绩。它通过了一项《人身保护法》，强调并维护了个人不受政府随意逮捕的权利。任何人，不论出身，只要法庭根据现有法律不能确定他所犯何罪，在关押几天后就必须得到释放。查理二世对此并没有异议。国内对峙两派实力相当，所以朝臣、官员和所有大臣也需要这个法律的保护。国王用诺曼底人的法语讲了句“国王有此意愿”。世界上所有讲英语的地方，凡是不列颠国王或美国政府统治的地方，一切守法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人身保护法》是英国人政治智慧的产物，即使最无知最粗心大意的人，也不能忽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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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的浪潮再一次席卷英国各处，各地人民纷纷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真诚的教士们试图劝说公爵回到他的祖先和他未来臣民所属教会中，但约克公爵不为所动。他天生具有抗争精神，又有皈依天主教的热忱。纳瓦拉王国的亨利曾经妥协地做过信仰转变，以便取得王位。而约克公爵不想效仿他的做法。他宁愿流亡海外，安于贫困，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时，他无视国家也许会毁于内战的可能性。对立双方的初衷都是令人敬佩的，但也无情地带来了长期深重的灾难。天主教会利用他的传统权威反对世俗专制统治的时候，人们已经无法认清：1679年天主教会带给英格兰的，同史密斯菲尔德刑场上烧死新教徒，圣巴塞洛缪节的大屠杀，西班牙无敌舰队的征伐和议会爆炸的阴谋，这些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彼此间的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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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二十四章 辉格党与托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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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的处境并没有因新议会的选举而改善，因此国王又下令议会休会了一年左右。在这次休会期间，“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首次被提及，二者使得不列颠岛分裂长达二百年之久。宗教问题虽然仍占据着斗争的焦点，但查理二世统治下的英国，民主思想已经脱离了它的宗教根源。英格兰的思潮正从宗教斗争的深谷中奔流出来，涌向高原，那里的景致虽然没有深谷那般美妙，但视野开阔。宗教斗争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已经退居二线。党派的斗争已经取代宗教斗争，尽管前者用尽卑鄙诡计，但不似后者那样丧失理性和不受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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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0年，新议会召开之前，面对汹涌的新教运动，掌握全国大权的绅士阶层深感不安。从沙夫茨伯里的狡诈行动中，拥护国王的圣公会教徒们日益看出他与克伦威尔的可怕相似。内战和所谓的共和制唤起了长者们的痛苦记忆，经常折磨着他们的内心。数以千计的城市居民签署了反对约克公爵继承王位的请愿书，而居住在乡村的人们则对向国王提出这样的要求而感到普遍愤怒。不过双方都不愿承担“请愿者”和“憎恨者”的名号。他们不为自己正名，而是急于给对方贴上标签。古怪、固执、贪财，善于空谈的苏格兰长老派被冠以“辉格党”的名号，去抢劫领地和富人家宅的爱尔兰天主教徒中的土匪则被称为“托利党”。就侮辱性而言，这两个称呼不分伯仲。“托利党人是一种有着英格兰人长相，法国人的心肠和爱尔兰人是非观念的魔鬼，他们长着宽额头、大嘴巴和肥胖的臀部，可是却没有头脑，他们是一群野猪，要颠覆当时的政体……他们采取愚蠢的方式破坏政策，摧毁自由的两根支柱——议会和陪审团，把议会变成有名无实的巴黎议会，把陪审团变成法官的传声筒。”4另一方面，辉格党人“老是空谈新的启示和预言，宗教方面的收获，精神的活跃，宗教的传播和精确的概念……他们带着鼻音发表感情充沛的讲话，不过内容并没有说服力……这些小喇叭会说话，他们唯一的词汇是‘推翻’。他们的祈祷是一派胡言，是合法化的狂吠，是叹息、哭泣、哮喘和呻吟。他们为国王祈祷，但比正直的人们承认《神圣盟约》时有更多的保留。”5（与对照译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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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仇视又带有侮辱性的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英格兰又一次差点被拖入一场残酷的内战，“辉格党”和“托利党”这两个名称不仅受到了被冠名的人们的珍视，还成为他们自傲的资本。这两个党派逐渐进入了英格兰民族的社会，以各种形式反映民族的思潮。它们曾经参与过有利于英格兰的重大事件，而获得长期的尊重，双方也都为后来苏格兰的发展和兴旺贡献了力量。很长一段时间，尽管斗争的中心不断转移，党派的阵容发生了变化，而成千上万的人将对党派的忠诚和党派的名称传给了下一代。煽动者和知名作家们相信自己的号召能力，以豪言壮语鼓舞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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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艰难的国王查理二世，并没有同第四届议会对抗，而是采取了让步，这让人联想起他的父亲，查理一世在四十年前曾经试图尝试但最终没有实施的妥协方案。英国驻海牙的使节威廉·坦普尔爵士建议枢密院减少人员，但要手握实权。他积极主张反对法国的政策，以一己之力促成了反法三边同盟，这个同盟曾经在埃克斯拉夏佩勒战斗中，遏制了法国路易十四的野心。根据他的建议，两党一共选出三十人，一半是政府官员，一半是无官职的幕僚，以这个组织取代同意签订《多佛条约》的“阴谋小集团”。国王应该公开他的政策，不管其正确与否。秘密外交即将终结。查理二世此时已经与路易十四彻底闹翻，后者在英格兰反对派中疯狂散布他曾经收买查理二世的事情。查理二世听取了坦普尔爵士的建议，成立了被人们认可的枢密院。查理二世还任命反对派的领袖沙夫茨伯里为枢密院院长，可是这种明显的妥协并没有取得成果。矛盾重重，不久之后，三十人的枢密院便自成一体，它垄断了一切实权。沙夫茨伯里并没有因受到国王的任命而减轻丝毫的敌意，他仍旧不放弃他领导的反对派以及其抵抗运动。相反地，他利用自己的职位和地位，为反对派的利益服务。1680年10月议会开会期间，他因再次推动《排他法案》而令个人威望到达顶峰。他一个人既有大臣的权力，又有反对派领袖的名望。下议院最终通过《排他法案》，而上议院则因此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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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使得这场斗争免于流血牺牲，这名政治家使得“政治变色龙”一词变得世人皆知。哈利法克斯侯爵萨维尔反对法国与天主教。他是这世上少有的人才，他沉着、机智、果决，能够以极端主义者才有的坚定态度保持中庸之道，他善于顺势而为，有时也逆流而上，但又不丧失立场和威望。在社会情绪到达顶峰的时候，他毫不退缩，虽然他被人毁谤说缺乏立场，但他的形象却日益高大起来。德赖登曾栩栩如生地描绘了那个动乱时代的许多名人，其中哈利法克斯侯爵是最令人喜爱的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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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试不利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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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做出良好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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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简单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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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改变了力量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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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畏之人剋改地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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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利法克斯侯爵十分痛恨丹比伯爵，而这次在上议院却反对《排他法案》。他的任务不那么艰巨，因为除了约克公爵之外，人们很难找到其他的王位继承人。一些反对约克公爵的人，主张让他的长女、奥兰治亲王威廉的妻子玛丽为王位继承人，因为她也是王室成员。沙夫茨伯里也曾经有这个想法，不过后来他转而支持查理二世的私生子蒙默思公爵为继承人，并把后者拉入了枢密院，让他成为了反对派的同党。辉格党人捏造了蒙默思拥有合法继承权的事实。国王很喜欢他这个年轻威武的儿子。既然他此时承担了巨大压力，即将厄运来临，为什么国王不采取安全便捷的方法，宣布他为婚生子呢？可是查理二世不同意这个反对派的解决办法，议会也不赞成，因为它的每一个成员都是通过严格的世袭原则继承了土地、财产和权力的。圣公会也拒绝因反对天主教，而把私生子推上王位，最后，《排他法案》被上议院以63票对30票的多数否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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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无辜人的性命被这场反对天主教会阴谋的运动吞噬了，然而运动也逐渐平息下去。这场运动最后一位牺牲者斯特拉福德勋爵，于1690年11月被处决了。直到上了断头台，他仍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周围的人喊道“我们相信你”。奥茨等人的诬陷越来越难以让人信服。法官们也注意到了那些杀害天主教徒的证据有明显的矛盾和模糊。人们的恐惧心理一日胜过一日，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当人们发现国王已经和路易十四彻底闹掰后，他们在政治上的敌对情绪也就有所缓和。国王此时认为他可趁机再召集一届对他比较友好的议会，而哈利法克斯，这个刚刚为国王排忧解难的功臣，反对解散这届议会，他认为1680年的议会仍有利用价值。经过枢密院的讨论，国王没有听取多数人的意见，他说道：“先生们，你们的意见我已经听够了。”随后，三年之内的第三次竞选开始了。选民的态度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大多数议员再次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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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有传言，新的议会将要在牛津召集，那里是伦敦市以及沙夫茨伯里的追随者够不到的地方，他们再也不能要挟国王了。于是，双方都准备去牛津一决高下。国王将禁卫军调往牛津，并派兵把守伦敦同前往牛津的要道。上议院辉格党议员们带来个人的武装，他们以准备参加决斗的绅士般的姿态，蔑视宫廷的卫兵。下议院的议员们有四五十人相继赶到牛津，伦敦的议员还带来了武装市民。一场激烈的战斗将要打响，没有人能避免流血的可能。而《排他法案》仍然是大多数下院议员的首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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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此时已经做好了两手准备，他首先派约克公爵的妻弟，能干的金融家劳伦斯·海德去查探王室每年的岁入，弄清楚通过节约能否“自力更生”，此举目的是要保证海军的正常运转。国王在与情妇们大肆挥霍享乐的同时，仍不忘要发展海军。海德报告国王，仅仅依靠议会批准的关税和国内货物税，以及议会后来批准的税款，无力履行国王的职责。假如削减开支，就不会有很大的财政赤字。接着海德又奉命去和路易十四谈判，英格兰最终以不阻碍法国在欧洲大陆扩张为条件，每年获得法国十万英镑的资助。有些人相信，国王有了这笔援助，就可以摆脱议会的控制。当时的英格兰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衰落期，曾经在约翰国王依附教皇时，也有过类似的衰落。从现代社会宪法的角度评价国王的行动，通过金钱换取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方式令人愤慨。但如果再以现代社会的是非标准看，议会和沙夫茨伯里一派在宗教方面的排他和残忍，也将受到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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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查理二世在议会面前没有陷入这种绝境，就不会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由他一手策划的屈辱外交政策。国王不顾及全民的恐惧，坚持要把王位传给一个天主教徒。他在王位继承的神圣原则前，丝毫不动摇，但他还可以做出保证，一旦约克公爵继承王位，他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国王，英格兰将由护国公和枢密院实行统治。而约克公爵皈依天主教的选择，不能让他失去王位继承权，而是失去国王的实权。新教徒将掌握实际的权力。如果约克有了儿子，这个继承人将受到新教徒式的教育，在成年之时立刻继位。如若没有儿子，他的两个坚定的新教徒女儿将统治英格兰。护国公必须由奥兰治亲王威廉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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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国王会接受上述条件，然后他便可以摆脱法国，同荷兰人和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公侯结成同盟。应该没有人不满意这个计划。查理二世做了这些安排，说明他内心十分挣扎。沙夫茨伯里却另有打算。他和他的追随者们誓要将蒙默思送上王位。因此，议会召开之初，便显示了咄咄逼人的气势。国王在开幕致辞的时候，心情沉重地回顾了上一届议会采取的有悖道德的宗教活动。可上一届下院议长再一次当选，他以谦逊的口吻说：他们不觉得有改变行动纲领的必要。沙夫茨伯里仍旧是枢密院的成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政府的成员。他同国王的会谈口吻坚决，让在场的人士都吃惊不已。沙夫茨伯里把一份文件交给查理二世，督促他宣布蒙默思为合法的继承人。国王拒绝道：这种做法既违法又不道德。沙夫茨伯里反驳说：“如果你服从法律和公德，那就将问题交给我们，我们将制定法律，使这些必要措施具有合法性，以维护国内的稳定。”国王又立刻反唇相讥：“不要再做白日梦，我不会屈服，也不会受你们的欺负。人都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而我却恰恰相反，在接下来的生命里，我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名誉受损，我握有法律和正义，一切正直的人都将站到我的身边。我还有教会的支持。”说到此处，他用手指了下主教：“任何事都不能使我们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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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以后，也就是1681年3月26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下院会议召开了。一位重要的议员向大会透露了国王要在约克公爵继承王位后，设立护国公。如果国王让辩论继续，可能是明智之举，但牛津有两派对立的武装，一旦擦枪走火，随时将引发战争。正如约克公爵甘愿为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出任何牺牲一样，查理二世也为捍卫世袭原则，敢于面对一切。他疼爱自己的儿子，弟弟是他一切烦恼的根源，可是他不惜任何代价阻止儿子取代弟弟，成为王位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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