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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的位置岌岌可危。他铲除了法国在印度和北美的势力，夺得了法属西印度群岛。大不列颠似乎已经如愿以偿。如今只剩下投在普鲁士上的这笔不得人心的开销，比特认为要利用厌战情绪反对皮特易如反掌。连一些忠贞爱国的阁僚也怀疑是否要继续打下去，英国占领的领土超出了它的保护能力。此战恢复了英国自拉米伊大捷之后的国际地位。打仗势必要有开销。这一战早就出现了连最辉煌的战绩也免不了的后果，工人和农民担负着苛捐杂税，股票经纪人和承包商却大发横财。皮特费尽口舌，称一日不在欧洲打败法国，就没有长久或圆满的和平，结果也是枉然。拖垮法国之前与它讲条件，恐怕要重蹈托利党人在乌特勒支的覆辙，充其量是为下一次较量赢得了喘息的机会。认识到自己的处境，皮特不禁五味杂陈。他的帝国战争政策太过一帆风顺，余下工作是给普鲁士一笔人人反感、数目客可观的补贴，但他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消灭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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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年，乔治二世驾崩，他向来不喜欢皮特，但器重他的能力。皮特直言不讳地说过，“侍君兴许是一种责任，但对有此荣幸的人来说，却是最辛苦的一项差事。”新君乔治三世的脾气与父亲截然相反。他清楚地明白自己想去哪里，要做什么。他想当一位国王，一位英国人臣服和敬重的国王。在辉格党政权的长期统治下，下议院俨然成了一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机构。乔治三世年少气盛、品德高尚，从外表上看，无疑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英国君主，将英国的自由交付在这样一位国王手中，难道不比某派系依靠腐败不堪的下议院治理国家更加保险？他要终结派系操控的内阁，亲自任命阁员，给他们撑腰，一举肃清政治上的腐败。但在这样一个君主国家，能否容得下皮特这种人？他的成就既不靠腐败，又不靠国王，而是靠臣民的支持，以及他独揽下议院的大权。只要他仍然在任，就难免与恺撒分庭抗礼。他情非得已，虽然发自内心地尊重皮特和乔治三世，但谁都看得出，皮特才华出众，国王平庸无能。“幕后大臣”比特如今独揽枢密院的大权。纽卡斯尔早就不满同僚严厉、盛气凌人的作风，恨不得将他扳倒为快。当时有人主张议和。英法两国在海牙举行了谈判，但由于皮特不肯撇开普鲁士，双方不欢而散。法国国防大臣如五十年前的托尔西那样看准了机会，他知道，皮特大势已去。1761年，法国与西班牙结盟，同年九月，与英国的和谈破裂。有西班牙在美洲做后盾，法国或许能重振新世界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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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希望与西班牙一仗能像1739年一样重振国民的精神。借机夺取几个西班牙殖民地说不定能投伦敦金融界的所好。他向内阁提出向西班牙宣战，却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他向阁僚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演讲，“我对我的行为负责，但对不曾插手的事概不负责。”这番话遭到被他毁了仕途的老冤家，已成为格伦维尔勋爵的科特里特的猛烈抨击。“这位先生说到对人民负责，却满口下议院的口气，他忘了身在这个内阁，他只对国王负责。”皮特别无选择，只能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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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9年至1789年这一百年中，皮特是堪比马尔博罗的英国伟人。“在世界史上，”卡莱尔写道，“他当了四年英国事实上的国王。”他不是第一位放眼世界，将威廉三世的政治理念放之四海的英国政治家，但他却是第一位以实现大英帝国主义为己任的伟人。皮特还利用民意影响政治，削弱了一手遮天的几大辉格党派系。他的英雄时代已成过去。他命令各个派系说，“要团结一心”。五年后，他将受命危难，抱病重掌大权。那时，他以雄辩的口才将继任者驳得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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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仗不了皮特的威望，纽卡斯尔这下成了人家的砧上肉，大权轻易落入了比特勋爵之手。比特万贯家私，掌握着苏格兰的选票，但要说到称职，也是当年在王太后懿驾前做侍从官的时候。自从白金汉公爵遇刺以来，英国内阁第一次交给了一个没从过政的人，他与议会唯一的关系是二十年前代表苏格兰上院坐过几天议会的板凳。伦敦市民以一幅画着长筒靴和一条衬裙的画，表达他们对国王任命比特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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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辞职不到三个月，内阁迫于无奈，对西班牙宣战。英军此后在西印度群岛等地连连告捷。英国海军舰队占领哈瓦那港，钳制了西班牙本土的贸易命脉，以及来往的运宝船队。在太平洋，一支舰队从马德拉南下菲律宾，占领了马尼拉。英国成了除欧洲以外海上和陆地的主人，只可惜这些战绩多半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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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乌特勒支和约》五十年后，英国又与法国签订了一纸和约。比特委派贝德福德公爵（Bedford）赴巴黎商谈具体条款。这位公爵担心英国占领的土地太多，欧洲盟国会对它虎视眈眈，心怀不满，伺机出手。他认为应采取绥靖政策，慷慨地交还占领的土地。但皮特的意见却截然相反，他认为，除非置法国和西班牙于死地，否则就难有长久的安定与和平。他无缘和谈，只能狠狠地斥责这纸和约破坏了国家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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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1763年《巴黎和约》的条款，英国也收获颇丰。它获得了加拿大、新斯科舍岛以及相邻的岛屿，还有对北美印第安人贸易有着重要意义的密西西比河通航权。此外还收获了西印度群岛的格林纳达、圣文森特、多米尼加和多巴哥。从西班牙手中接管了佛罗里达，非洲的塞内加尔。在印度，东印度公司保住了英国征战来的广袤领土，尽管将贸易重镇归还了法国，但却彻底挫败了法国人在南亚次大陆的政治野心。在欧洲，米诺卡岛又纳入了英国的版图，并且拆毁了敦刻尔克的防御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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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鼎大英帝国的和约受到史学家们大肆吹捧，但他们却对其战略上的不利之处视而不见。和约充分体现了贝德福德公爵的观点。法国保住了海军，收回了位于圣劳伦斯湾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两座岛屿的主权，以及纽芬兰沿海的捕鱼权。这几个地方是法国海军发家之地，法国在此部署了约一万四千名官兵，每年从此获得的商业利润近五十万英镑。法国或许还能在此建成海军基地，或建立一块向丢掉的加拿大殖民地走私法国货物的集散地。西印度群岛最大的战利品，盛产食糖的瓜德罗普岛，外加马提尼克岛、贝尔岛和圣卢西亚也被悉数奉还了法国人。瓜德罗普岛物产丰富，英国内阁甚至考虑留下此地，将加拿大归还法国人。上述诸岛也是法国人将来对付英国的理想的海军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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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收复了扼守加勒比海的战略要冲哈瓦那港，此外还收回了对华贸易中心马尼拉。如果英国人不肯松这两个地方，法国和西班牙两国的海军恐怕永远要看英国的脸色。在非洲，内阁不顾皮特的反对，将格雷岛奉还了法国，格雷岛是海盗的老巢，经常打劫来往东印度的商船。此外，和约丝毫不顾及腓特烈大帝的利益。这个联盟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这位普鲁士领袖认为这是背叛，此后一直耿耿于怀，一辈子也不肯原谅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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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虽说普遍渴望和平，但这些条款却与他们的期望相去甚远，议会是否会批准，似乎还是一个疑问。要获得多数通过，内阁必须不惜一切手段，这些手段再熟悉不过了。他们在议会中耍尽了阴谋和诡计。明着与内阁作对的上下院议员都丢掉了各自有幸担任的职务。皮特严词声讨和约，称这是要将英国拖入战火，结果白费口舌。和约最终以三百一十九票对六十五票获得通过。绥靖与妥协占了上风。皮特眼睁睁地看着人家蓄意糟蹋自己的战果，但他消沉的结论却道出了一个真谛。他认为和约的条款中埋着战争的种子：“和平并不保险，因为它纵虎归山。和平存在欠缺，因为我们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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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 第十二章 与美洲殖民地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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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继位为英国政治生活带来了重大变革。从理论和法律上来说，君主在制定国策、任免大臣和官员、国家开支等方面仍掌握着决定权。几百年来，国王在上述大事等方面的许多决策始终影响深远，得到臣民的普遍认同，但自从汉诺威王朝以来，代为行使王权的却是议会中的辉格党人。沃波尔和纽卡斯尔是大臣，更是摄政王。他们与支持者夺得和执掌大权达五十年之久，这有着诸多方面原因。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不懂英语，在观点、秉性、意见等方面都与英国人格格不入，他们任用的朝臣也多半是日耳曼人，其关注点只在汉诺威和欧洲大陆，另外他们能登上英国王位，也离不开辉格党人的支持。如今时过境迁，乔治三世至少自认为是一位地道的英国人，也努力做一名英国人。他在英国受到母亲和比特公爵的悉心教育，比特公爵是苏格兰人，在对手的眼中，他也是一个托利党。乔治三世有据可考的最早作品，是少年时期写作的一篇关于阿尔弗烈德大王27的文章。据说，他的母亲对他说过，“乔治，你要做一位国王”。乔治听从了母亲的教诲。在位期间，他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连连失策，但从长远来看，却让英国臣民有幸得到彻底的自由。在随后发生的灾难中诞生了如今的议会制，但这场灾难却令人生畏、撼天动地。乔治三世驾崩前，美洲殖民地已脱离了英国获得独立，当初的大英帝国解体，国王气得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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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登基之初，前途似乎一片光明，当时是收回皇权的一大契机。只要有人反对汉诺威王室继承王位，辉格党人就会给托利党人扣上一顶詹姆斯二世党人的帽子，将他们赶下台，不过，到了1760年，斯图亚特王朝僭君彻底死了心，继承权已无可非议，乔治三世在反对辉格党独揽大权的保皇和爱国主义高潮中登基为王。一大批支持托利党的“乡村党”终于归顺了君主，将国内痛恨辉格党贵族独揽大权的臣民团结在国王和他们周围。乔治三世从而得到了许多“国王自己人”的支持，他们忠心耿耿、贪图权力，一心要帮他“赶走老帮派”。他和比特着手安排此事。1761年，英国举行全国大选，纽卡斯尔再无权分封官爵，新国王将许多官职赏赐了拥护自己的亲信。同年3月份，比特奉命出任国务大臣，翌年春天，怨气冲天的纽卡斯尔被罢了官。继位不到两年，“国王自己人”就主宰了下议院。他们虽算不得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但只要是国王委任的政府，他们一概拥护。国王再一次主政，年少气盛的他让辉格党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过，直到1770年，他才牢牢地掌握政治机器，在此之前，他一直在苦苦物色可靠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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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位的头十年，议会中的各个帮派钩心斗角，形同一团乱麻，有人顺应新形势，有人却消极抵制国王的新政。各个派系的领袖们争执不休，让乔治又气又恼，伤透了脑筋。皮特当时仍担任议会议员，“他既无朋友，也无人搭理”，心情低落。许多人赞成约翰逊博士对这个苏格兰人的评价，积怨甚多的比特于1963年初下台。继任的乔治·格伦维尔是一位执拗的律师，依仗的是贝德福德这座大靠山，一个化名“朱尼厄斯”的人在匿名信中写到，“他怕是收买和出卖了英国一半以上代表的正直。”格伦维尔虽不甘心充当“幕后大臣”，但却恋栈了两年，美洲殖民地独立，他想必逃脱不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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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纷争也接连不断。1763年4月23日，一份叫《北布立吞人》的报纸抨击大臣们是“专治和腐败的走狗和工具……他们将互相倾轧的风气传遍了全国，我敢说，他们一日不下台，这种风气一日不会根绝。”格伦维尔的内阁被斥为与不得人心的比特勋爵是一路货色。作者含沙射影地说，与法国的和谈不仅无耻而且下作，连国王也难辞其咎。乔治三世勃然大怒。一个星期后，国务大臣签发了一纸逮捕令，下令查出和逮捕《北布立吞人》第45期（均未署名）的作者、印刷者和出版人。当局大肆搜查，查封了报纸，近五十名嫌犯被抓获归案。议会议员约翰·威尔克斯一贯放浪形骸，他也是嫌犯之一。他被关进了伦敦塔，但却拒绝回答一切问题，并且提出抗辩，称逮捕令不合法，议会议员享有豁免权。国内一片哗然，纷纷质疑没有列明嫌犯名字的“空白”逮捕令是否违规，一时间成了涉及宪法的一个重要问题。威尔克斯的罪名是煽动性诽谤。再度竞选议员的时候，他的问题成了全国性的大事。思想激进的伦敦人难得见有人不买内阁的账，1768年3月，他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28议员。翌年2月，下议院取消了他的资格，进行补选。威尔克斯再度胜出，获得了一千一百四十三票，而内阁的对手仅得了二百九十六票。伦敦人点起篝火以示庆祝。议会宣布此次补选无效，威尔克斯再度被捕入狱，罪名是模仿教皇的“论男人”，出版了一本诲淫诲盗的“论女人”，这反而让他成了伦敦人的偶像。内阁最终宣布他的对手合法当选米德尔塞克斯郡议员。威尔克斯1770年4月获释那天，伦敦张灯结彩，夹道欢迎。经过漫长的斗争，他终于当选伦敦市长，继而又当选议会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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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国家机器的腐败暴露无遗。内阁不承认威尔克斯议员资格，等于否认选民选举代表自己的议员，明摆着议会是一个水泼不进的特权机构。这时候，威尔克斯的事业得到了一位英国人的强力支持。如今已是查塔姆勋爵的皮特激烈抨击空白逮捕令的合法性以及政治腐败，他认为增加各郡的议席将增加选区，减少小城镇更容易滋生的腐败。他的演说是十八世纪最早的议会改革诉求。不过，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还有待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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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抗议空白逮捕令的呼声迫使法官们就人身自由、内阁权限与言论自由表明了态度。威尔克斯等受害人一纸诉状将执行逮捕令的官员告上了法庭。法官们判定逮捕令非法。官员们认为自己实属冤枉，因为他们不过是奉内阁的命令行事。首席法官卡姆登撰文驳斥了这一冠冕堂皇而又荒谬绝伦的借口，这段文字至今仍是有关法治的经典名言，“说到谈论国是，”卡姆登勋爵说，“与危害国家及其他罪行的区别，习惯法没有此依据，法典中也不曾提及。”如果一位大臣下达一条非法的命令，那么，他和执行的官吏都要担负与普通人一样的责任。闯入威尔克斯家、抢走文件的副国务大臣、与逮捕印刷商的钦差大臣是擅闯民宅，都要受到相应的处罚。陪审团判定他们非法拘禁，要支付巨额赔偿的时候，法官们都未予干涉。国务大臣自掏腰包，赔偿了威尔克斯四千英镑的损失。另一位原告仅仅被拘留了几个小时，而且有牛排吃，有酒喝，也拿得了三百英镑的赔偿。首席法官说，“陪审团认为，在法庭上，原告受到轻微伤害或他们卑微的地位，无关于自由受到侵害的重大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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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针对独断专行的大臣和唯唯诺诺的官吏的有力手段。人身保护令兴许也保护了臣民免遭非法拘禁之忧，至少保证了他们尽快获释出狱，不过，对非法拘禁提起民事诉讼却击中了当局的要害，陪审团自由裁量自认为合适的金额，震慑了企图打着“国策”的幌子强奸民意的家伙。这个惩戒影响深远。连后来的黑暗时代，英国与拿破仑连年交手，内阁不得不采取种种手段镇压真假卖国贼的日子，议会仍严控和监督侵犯臣民自由的执政权。直到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能凭大臣一句话，合法拘禁一名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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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和言论自由同样不为人关注，却又在稳步地发展。早在乔治一世登基前，议会就否决了修改《许可证法》。一度由星室法院29行使的出版审查制度从此不复存在，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必事先得到内阁或别人的许可，便可以享有以文字发表意见的普遍自由。议会做出这一决定，并非出于什么大原则，而在于无孔不入的许可证法招致了社会的不满。英国并不是有心确立出版自由。赋予出版自由出于许多无足轻重的缘故。不论怎么说，不必事先批准发表言论并不等于可以口无遮拦，如果一个人发表诽谤、煽动、亵渎、淫秽言论，或者侵犯他人的权利，事后都要为此负责，这就是延续至今的言论自由的限度。言论自由的限度是由众多刑罚和民法条款的定义确定的；这些定义经过不断扩充，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扩充后的定义又根据以前的原则加以甄别，以此严格限制言论自由。要纠正这种严格的法律，一般做法是靠法官灵活把握，不能死抠字眼。不过，如果遇到民愤，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够，比如十八世纪，批评内阁的人往往以煽动罪论处，后来陪审团的权力扩大，言论自由才有了保障。多年来，民众在众多审判中坚决主张，陪审团不仅应裁量被告是否发表了指控中提到的言论，而且应裁决该言论是否涉嫌诽谤，福克斯最终将这一民意写入了《诽谤法》（Libel Act）。从此，审理每一起案件，法律的含义由陪审团自行裁量，因此到了十八世纪末，“只要十二名乡亲认为一个人的话无可指责，他可以畅所欲言。”历史不会否认，这里面也有约翰·威尔克斯副市长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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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与美洲的冲突也占据了英国的政治舞台。七年战争后，大片的领地沦为了王土。从加拿大边界到墨西哥湾，美洲殖民地整个腹地都纳入了英国的版图，这些新土地的分配加剧了英国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乔治·华盛顿等一大批人成立了公司，准备从印第安人手中购买边疆地区，但王室却一纸公告，禁止他们买卖和定居。华盛顿等人不理睬这道禁令，他致信地产经纪人，要他“买下（俄亥俄河畔）国王辖区内最肥沃的土地，”华盛顿说，“尽管眼下禁止买卖土地和殖民，但过了这阵风后，也许会予以承认；依我看，这纸公告不过是安抚印第安人的权宜之计（我们不过私下说说而已）”。英国内阁整顿殖民地的尝试引起了殖民者的不满，尤其是在中南部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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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也认为殖民地应负担大英帝国和新世界驻军的一部分开支。对此，他有充分的理由。在与法国人的战争中，英国出兵出钱，才保护了他们，或者说他们的生存之地；只可惜英国内阁采取的措施效率低下、轻率。英国决定对殖民地进口的货物征税，1764年，议会对《糖浆法案》进行了补充。这项法案于1733年出台，目的是保护西印度群岛的甘蔗种植者。该法确立了西印度群岛垄断大英帝国的食糖贸易的地位，同时对殖民地的进口货物课以重税。殖民者规避这项法案由来已久，他们只能与法属和西属西印度群岛以货换取糖浆，才能赚到偿还英国债权人的硬通货。新规对他们是个沉重的打击。用一位商人的话说，“议会对我们加以的限制让我们只好利用船舶打主意，再说我们在本岛没有市场，在别处也换不来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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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两岸对这一结果都有怨言。英国内阁发现征收进口税收效甚微，早就关注美洲债务人窘境的英国商人也不愿殖民地的金融出现波动。鉴于间接征税收效甚微，格伦维尔和副手查尔斯·汤曾德征询司法官们的意见，准备对殖民地直接征税。司法官们表示赞成，格伦维尔于是提议殖民地的法律文件一概要贴花纳税。殖民地驻伦敦代表得知这一消息后，致信美洲殖民地议会商讨对策。虽说殖民者一向反对直接征税，但这一次，反对的人却寥寥无几，1765年，议会通过了《印花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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