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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两点，印花税并没有增加过重的负担。法律文件贴花无论如何都带不来大的进项。印花税一年给英国带来三十万英镑的收入。在美洲执行印花税有望再增加五万英镑。但印花税也涵盖了报纸，许多报社记者是美洲极端党派中的极端分子。殖民地商人一筹莫展，因为印花税必须以黄金缴纳，而他们本来要用黄金弥补对英贸易逆差。这一争议激化了矛盾，更多的暴乱分子开始崭露头角，并借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弗吉尼亚的亨利·帕特里克、马萨诸塞的塞缪尔·亚当斯、南卡罗来纳的克里斯多夫·加兹登等未来的革命领导人出面抨击内阁政策的合法性，同时指责大多数殖民地商人一贯逆来顺受。一小股井然有序的激进势力脱颖而出。尽管殖民地一片哗然，并且派代表召开了一场印花税法大会，可惜美洲殖民地内部却意见不一。发放印花的人被打，住宅和办公室遭到抢劫，但这不过是少数商人和青年律师所为，为的是挑起权利遭到侵犯的民众情绪。英国商人是最得力的反对势力，他们意识到印花税法影响他们收回商业贷款，斥责该法有违大英帝国的商业利益，危及殖民地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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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三世的个性决定了事态的发展。他堪称英国史上最正直的一位君王。他嗜好不多，态度谦和，乍一看，仿佛一名典型的小地主。不过，他具有汉诺威王室的头脑，擅于处理琐碎的小事，然而却驾驭不了大事和原则性的问题。他坚持正义，又固执己见，他的固执又让内阁的态度更加强硬。美洲殖民地最终脱离英国，他要负主要责任。他理解不了大臣们居然担心高压政策的后果。以下是他说的一句直率言语，“我的臣民居然助长了美洲某些殖民地不幸存在的犯上倾向，着实令人震惊。我相信议会，或者说王政厅的才智，我将坚定不移地落实他们为维护大不列颠的立法权和王国商业利益提出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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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维尔及其党羽独揽大权，他早就心有嫌隙，但又担心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和乱象。到了这个时候，他终于认识到不该排斥辉格党阁员，于是他寻求和解。1765年7月，罗金厄姆侯爵这位腼腆、善良的辉格党人为乔治的诚意打动，奉命组建内阁，侯爵还带来了自己的私人秘书，埃德蒙·伯克。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人在文学圈子早已小有名气，是一位优秀的作家和演说家。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作为一名外族人，他不偏不倚地旁观英国的政治斗争和英格兰人的性格，并对当时局势做出深刻分析，这令那些深陷其中且受传统观念束缚的人们望尘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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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4年后，党派逐渐衰落瓦解。1760年以后，国王亲自主政，再加上相继出现了几个原则性的大问题，辉格党失去了靠山，分裂成几个互相倾轧的派系。国王略施小计，打垮了他们。罗金厄姆的追随者多半为人正派，只可惜人少势微，又缺乏主见。伯克想笼络他们，组建一个高效的政党。他可以为该党出谋划策，但他首先要让辉格党人相信，一个共同的原则可以组建和凝聚一个政党。此外，他还要消除一个普遍的偏见，那就是将政党本身视为一个声名狼藉的组织，这种偏见又因为皮特瞧不起党派和党派斗争愈发根深蒂固。下野的政客不必出席议会，而是退隐归乡，等待有朝一日再得到国王的恩宠，赏一个肥缺，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老传统。谢尔本与亨利·福克斯等各个派系向来我行我素，坚决反对伯克将他们组成一个党。亨利·福克斯曾致信罗金厄姆，“你以为继续做个一事无成的反对派，也能为国效力。我却认为除了执政，其他道路都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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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认为，党应该有一个固定的党纲，在野期间宣传，执政期间实施，目前的新形势显然需要一个这样的党纲。伯克在爱尔兰、美洲和印度等问题上态度明确。他和他的党主张同殖民地和解，放宽对爱尔兰贸易的管制，以治理英国的道德基础治理印度。至于内政，他建议议会摆脱国王的从属地位，废除众多的闲职，遏制腐败。用他自己的话说，可惜没有一个强大、组织严密的党为他提供“权力和门路”。多年来，伯克仿佛一个在旷野中呐喊的声音，频频发出愤怒的狂叫。他是一位堪比古人的雄辩家，一位杰出的政治理论家，只可惜他缺乏判断力，自制力差。他或许是爱尔兰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人。凭他的才能，再加上稍许英格兰人的懒散和尖刻，亨利·福克斯大名鼎鼎的儿子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正是深谙此道，伯克若能向他借鉴一二，兴许能成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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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金厄姆的内阁维持了十三个月，此间通过了三个法案，一举平息了格伦维尔挑起的大西洋两岸的仇恨。他们废止了印花税法，敦促下议院宣布空白逮捕令和查封私人信件属非法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又通过所谓的《公告法》，重申了议会对殖民地征税的权力。不过，乔治三世决意要废除这几个法案，病糊涂了的皮特经不住国王的好言相劝，再加上他对政党一向没有好感，居然答应挂名那个无政治原则的新内阁。他傲慢如故，但权力却非同往昔；“伟大的议员”这一名望也因为他突然受封查塔姆伯爵而黯然失色。实权悄然落入了查尔斯·汤曾德、克拉夫顿公爵（Grafton）和谢尔本勋爵的手中。1767年，汤曾德不顾谢尔本的反对，提出对美洲进口的纸张、玻璃、铅和茶叶征收进口税的提案，在美洲引起轩然大波。殖民地的货币储备日渐耗尽，新岁入即使有盈余，也不会如原来说的那样，用于维护英国驻军，而是给殖民地的英国官员发薪水。这样一来，官员们将不再依附殖民地议会，因为议会对付强硬的总督的一个撒手锏是停发他们的薪水。即便如此，各地仍没有起义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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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总督哈钦森等有识之士认为，如果征税行不通，还不如不强征，他们说，事后再收回成命只会“助长企图独立的人的野心”。宾夕法尼亚总督约翰·迪金森在《农民来信》这本当时广为传颂的小册子上公开提出了异议。信中措辞谨慎，在这个阶段，希望脱离联邦的人的确寥寥无几。他们嘴上说不承认议会对殖民地的权力，但对国王和大英帝国忠心耿耿的却大有人在，反对者多半是有身份的商人，他们认为在商业层面有组织又有节制的抵制才能让英国内阁明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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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议会会同其他殖民地机关提议联合请愿，抵制新税。殖民地有组织的抵制如今遍及北美大陆，各自逐渐放下了地方主义和互相妒忌这两道藩篱。各殖民地达成了不进口协议，有组织并且成功地抵制了英国货物。殖民地群情开始高涨。1678年5月，皇家海关官员在沿海拦截并搜查了波士顿头号富商约翰·汉考克的一艘小帆船“自由号”。殖民者强行将船救走。截至1769年，英国对美洲出口下降了一半。内阁虽不十分担心，但却也不能不以为意。英国答应降低关税，但茶叶例外。这项提案以一票反对获得多数通过。议会保留一磅茶叶征收三便士税的法案，以此宣示对殖民地的宗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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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神来之手，萦绕查塔姆脑际的迷雾突然间烟消云散。1768年，他因身体欠佳辞职，克拉夫顿接了他的班。他清醒过来后看到的局势足以让人退避三舍。我们都知道，国王及其议会中的亲信鬼迷心窍，一心想把约翰·威尔克斯赶出下议院，此举实际是侵犯了全国选民的权利。不知是何人的“朱尼厄斯”不放过一个惹恼了他的大臣。美洲虽未发生流血冲突，但帝国瓦解的种种迹象却摆在了明眼人的眼前。经历了十二年的钩心斗角，乔治三世终于找到了一位言听计从的首相。1770年，诺斯勋爵出任第一财政大臣。诺斯仪表堂堂、能力出众、性情随和，但英国丧失美洲殖民地，恰恰是他在任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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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看似风平浪静。美洲商人们见废除进口税，欣喜万分，截至1770年年中，除了波士顿，各地看似实现了全面和解。塞缪尔·亚当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抵抗组织者以及脱离英国的煽动者，他看出斗争到了关键阶段。迄今为止，这场纷争说到底是一场贸易纠纷，美洲商人也好，英国的大臣们也好，谁都不赞成他的观点。亚当斯担心，要是不激起更多的矛盾，殖民地的抵抗运动恐怕就此土崩瓦解，英国人将重新确立他们的权威，于是他和其他激进领袖开始着手制造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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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进口税的消息刚刚传到美洲，就发生了第一起流血冲突。英国驻军多半在波士顿。颇不得当地民心，再加上亚当斯到处散布谣言，对他们恶意中伤，于是，一身大红军装的“龙虾”30所到之处，都会遭到民众的侮辱和奚落。1770年3月，波士顿几名顽童一再用雪球砸向海关门口的一名哨兵，从而引发了一场暴乱。几名士兵在混乱和喧嚣声中开了枪，造成了伤亡。“惨案”这种事正中亚当斯的下怀。但有产阶级中的温和派却惶惶不安，殖民地内部也意见不一。激进派怎肯善罢甘休。1772年6月，暴徒纵火焚烧了停泊在罗德岛对面的英国缉私船皇家海军“加斯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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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萨诸塞各地成立了“联络委员会”，到该年年底，“联络委员会”遍及二十五个城镇。以年轻的帕特里克·亨利为首的弗吉尼亚煽动分子在议会设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负责联络其他殖民地，许多类似的机构很快应运而生。他们悄然且迅速地成立了起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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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激进派仍属少数，反对草率与英国决裂的却大有人在。殖民地驻伦敦首席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晚在1773年还写道，“……我们当中一些极端人士似乎赞成立刻决裂；但我认为，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的力量将不断发展壮大，我们的诉求必将得到满足，如果仓促上阵，也许会被打垮，不得翻身……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政府的每一个错误，每一次侵权都不值得起义，……加之这是一个信仰新教的国家（尽管它冷酷无情，但毕竟是我们的母国）是值得维护的，它在欧洲的分量和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她的统一。”尽管发生了波士顿“惨案”、公海暴力、贸易纷争、再加上亚当斯等人的煽风点火，但骚乱却逐渐平息，恰恰在这个时候，诺斯勋爵铸成了一个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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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濒临倒闭，无奈之下，内阁只得出手相救。内阁通过了一项没有引起议员注意的法案，授权该公司将大批积压的茶叶直接运往殖民地，无须缴纳进口税，通过其在美洲的代理商经销。该法案实际是授予了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大西洋彼岸顿时一片哗然。激进人士谴责此举侵犯了他们的自由，茶商们面临破产之忧。从英国海关进口茶叶的货主及其销售茶叶的中间商都要关门大吉。该法实现了亚当斯没有办到的事，统一了殖民地反对英国的声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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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爱国者”的激进派趁机制造事端。1773年12月，第一批货物抵达波士顿。激进分子化妆成印第安人，登船捣毁了茶箱。“昨晚，”塞缪尔的表兄，未来的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写道，“有三船武夷山茶被倒入大海……这是独一无二的壮举。对爱国人士最后一搏的威严和崇高，我深表钦佩……销毁茶叶这一壮举大胆、果敢、坚决、无畏，必将影响深远，我不禁认为这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此次行动只是摧毁了物资，下次类似的民运兴许要牺牲人命。许多人希望漂浮在港内的不是茶箱，而是密密麻麻的尸体。其实，用不着牺牲那么多生命，就能消除我们一切困苦和不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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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伦敦，内阁主张采取高压手段的强硬派占了大多数。伯克与查塔姆主张和解，但无人理睬。议会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条例”，勒令马萨诸塞解散议会，宣布这块殖民地收归国王直接管理，关闭波士顿港，规定这里的法官一概由国王任免。这些法案仅限于马萨诸塞；只有“驻军法案”适用于其他各殖民地，法案宣布，为维护秩序，各殖民地都要派遣驻军。英国指望靠这一手孤立抵抗势力，结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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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年9月，各殖民地在费城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激进派暂且不能放手行动，代表们讨论的还是贸易抵制。此次会议设立了一个委员会，决意断绝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除非他们废除强制法案，各地的联络委员会负责执行这一方案。大会还宣读了《权利宣言》，要求废除英国议会自1773年以来颁布的十三个贸易法案。发往伦敦的这份文件措辞恭敬、委婉，但伦敦却顾不得谦谦风度，下议院中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的竞争耿耿于怀的“食糖利益集团”；瞧不起殖民地军队的英国军官；财政吃紧、一味坚持殖民地存在是为了母国利益的内阁三者联合起来，打破了最后一线和平的希望。议会不屑地驳回了诉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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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这时候急转直下。马萨诸塞军政总督托马斯·盖奇将军打算实施戒严令，可惜力不从心。盖奇是一位出色的军人，无奈他手下只有四千人马，出了波士顿就没了立锥之地。爱国者的殖民地民兵却有近一万人。同年10月份，他们成立了“安全委员会”，多数殖民地都在加紧训练和武装，采购武器装备和弹药。他们从英国驻军那里夺来了大炮，又派人出国采购武器。法国和西班牙一口回绝了英国内阁禁止向美洲出售火药的要求，荷兰商人将火药装进贴着“白酒”的大玻璃瓶，运往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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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们在距离波士顿二十英里的康科德囤积战争物资。被英国议会宣布非法的马萨诸塞议会也在这里召开了会议。盖奇决定查封他们的军火，逮捕亚当斯及其同谋约翰·汉考克。不过，殖民者早有防备。他们每晚派人沿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巡逻，监视英国军队的一举一动。盖奇召集人马的时候，康科德的议会就接到了消息。他们将军火分散转移到康科德以北各个偏僻的小镇，亚当斯与汉考克则转移到了列克星敦。311775年4月18日，八百名英军出发，摸黑赶往康科德。不过，秘密很快传了开去。有人从诺斯教堂的尖塔用提灯通风报信。巡逻人员保罗·里维尔快马加鞭地赶往列克星敦，从床上喊起亚当斯与汉考克，催他们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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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五点，列克星敦七十余名民兵在村前的草坪集结。太阳冉冉升起，三名军官骑马率领的英军先头部队映入了眼帘。为首的军官挥着手中的军刀吼道，“闪开，你们这帮叛贼，快闪开！”民兵队长命令手下解散。殖民地委员会非常担心，生怕他们开第一枪，严令不得与英国正规军发生正面冲突。但混乱中不知谁开了火。英军还以一阵排枪。民兵官兵有死有伤，现场一片混乱。英军纵队撇下残存的民兵，开赴康科德。但乡村这时候已经武装起来，将大批的军火转移到了安全地带。英军好不容易才仓皇撤回波士顿，后面还有敌人穷追不舍。波士顿成了一座孤岛。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消息传遍了其他殖民地，各地的总督和英国官员相继遭到了驱逐。爱国军在“青山仔”队伍领袖，佛蒙特人伊顿·阿伦与康涅狄格商人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的率领下，占领了哈德逊河谷入口处的几个战略要地。加拿大不肯施援手，美洲从此打响了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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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 第十三章 独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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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5年5月，美洲殖民地代表齐聚宾夕法尼亚恬静的小镇费城，在卡彭特厅召开了一次大会。代表们多半是德高望重的律师、医生、商人、地主，他们生怕冲突愈演愈烈，似乎不是一个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第一枪已然打响，洒下了鲜血，但希望和解的却不乏其人，他们担心举兵造反可能会重蹈克伦威尔铁甲军的覆辙，反被其害。除了反对贸易政策，他们没有共同的民族传统，缺乏组织，没有工业、国库、外援，也没有军队。许多人仍希望与英国修好。但威廉·豪将军正率兵跨大西洋而来，殖民者面临着一场自相残杀的激烈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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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顿是抵抗的中心，角逐的战场，新英格兰的一万六千名商人和农民将盖奇和美洲大陆唯一一支英军围困在那里。在城内，不仅爱国者与军队之间，连爱国者与亲英分子之间也摩擦不断。军营外被人贴上嘲讽的标语，全城一片混乱。5月25日，豪将军在克林顿与伯戈因32两位将军的陪同下，率领援军抵达波士顿港，英军总兵力这下增至六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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