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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象岛圣殿是为犹太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和周边纷乱的犹太社区而建造的,这可不是那种发生在边远地区的偷偷摸摸的事件。他们在建造时参照了《圣经》中有关古老圣所的描述,尽量模仿第一圣殿的原样,五个石门开向一个广阔的院子,正中间的神圣处所用于放置约柜和《托拉》。最里面的至圣所的门扇上安装了黄铜铰链,顶部为雪松形,里面是各种金银器。更糟糕的是,这个圣殿公然违犯《圣经》的禁令,常年用动物献祭,还掺杂着粮食和香料祭品。这是因为当地犹太人认为,这毕竟是耶和华(就仿佛这里的神是另一个当地的神)的居所,而他需要的东西必须要经过精心的准备。这样一来,里面就被这些“烧烤祭品”(通常是绵羊和羔羊)弄得血迹斑斑、烟雾缭绕。这类祭品正是“国王大街”另一边埃及神庙中羊头神库努姆献祭仪式祭品的突出特点,用于供奉耶和华就显得极不得体。对于耶路撒冷业已恢复的最高权威(包括祭司、文士和《先知书》的作者)来说,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是,象岛犹太人却至死不渝地为他们的圣殿感到非常自豪,他们认为,这座圣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冈比西斯在摧毁了埃及人的所有神庙后,反而决定保护耶和华的这个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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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理解犹太人在早期集体生活的这次运动中到底是什么样子来说,埃及耶和华圣殿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两件事:或者是象岛犹太人属于前《圣经》时代,仅仅知道《托拉》中的某些律法典章和少量已有的史诗传说片断,但尚未将120岁的摩西在垂死之年向以色列人讲的传奇故事,即《利未记》中那些十分松散且时常矛盾的禁令编成法典;或者是他们的确知道摩西在《申命记》中的指责,或许还知道国王希西家的所有改革措施,以及他伟大的孙子约西亚将耶路撒冷圣殿定为举行献祭仪式和朝拜的唯一地点,但却不愿意屈服于其独有的权威。象岛的“雅护”(Yahudim)子民也是耶和华崇拜者(Yahwist),但他们又不想继续遵守耶路撒冷人确定的惯例,至少不愿像绝大多数自认为遵守惯例的犹太人那样,接受激进的正统派有关是否具备犹太性(或者说得更简单一些,他是否是一个犹太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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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的是,那些管理象岛圣殿的祭司、长老和管事都是岛上的精英,他们或许认为,他们建造的圣所要比耶路撒冷精心建造的圣殿(公元前515年才建成)更忠于所罗门的原作。他们中的某些人之所以于公元前7世纪来到埃及,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国王米拿现(Menasseh)恢复多神崇拜,并按《圣经》中描述的帐幕圣所的样式和比例建造祈祷场所的举动怀有敌意。像巴勒斯坦地区一样,对于对作为集体祈祷场所的会堂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记述。圣殿是社区唯一的核心纪念地,是象岛犹太人独特宗教的建筑表现形式。圣殿的中央似乎立着一根独立的祭柱,即 柱像注40(Massebah) ,与巴勒斯坦地区南部内格夫北端的阿拉德(Arad)要塞的另一处圣所中的柱子非常相像。圣殿中很可能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石头祭台,这也是耶路撒冷之外的圣殿所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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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几年前,一位犹太母亲向他的儿子、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正在举办韦尔伯莎草纸展览)馆长提出如下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问道:这些身在埃及、常年流浪的前《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到底还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字大多以“yah”结尾,无疑标志着他们是“雅护”的子民,而起名在古代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们使用老辈传下来的阴历,每个月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基斯流(Kislev)、提斯利(Tishri)、尼散(Nissan)……],每年仍然按2500年前确定的方式划分月份。他们似乎也为男孩子实行割礼。后来埃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如此,但不一定都在婴儿期做,更谈不上出生后第八天做了。5他们会祝福,有时也会诅咒,他们会立下庄重的誓言,会签订律法合同,他们写信时会用“天国和大地的上帝”作为开头和结尾:“我以耶和华的名义祝福你”“愿耶和华赐福予你”“愿耶和华保佑你每天听到好消息”“愿耶和华保佑你今天成为美好的一天”。尽管他们偶尔也乞灵于阿拉米、腓尼基甚至埃及的神祇,这在当地或许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毫无疑问,长期以来犹地亚本身在崇拜耶和华的同时也在崇拜通常被认为陪伴着他的配偶亚示拉(Asherah)。那些极端排他派的先知,如所谓的“第二以赛亚”,他或许在原典形成两个世纪后又添加了20章离奇古怪的内容,并且要求崇拜“独一的耶和华”,他们也不曾注意到象岛犹太人有什么独特之处,因为象岛犹太人的移民先辈来到埃及后,仍然沉湎于最初的以色列宗教传统和魔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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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申命记》中并没有提到安息日(同样也没有提到赎罪日),但我们知道象岛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正如今天大多数犹太人一样)。聚落中有大量守安息日的人,尽管他们有些人可能说阿拉米语,在休息日面对商业活动和生活便利时可能会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但这与耶路撒冷人允许非犹太的推罗商人在安息日在城墙内和城墙外出售货物时的表现是一样的。如果说今天的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对待在安息日允许或不允许干什么这个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象岛的态度肯定更像 特拉维夫注41。 但是,一封写给一位名叫伊斯拉(Islah)的城里人的信(写在陶片上)的确表明,他们对在安息日停止工作前必须做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愤怒:“你看,明天我还要给你送蔬菜。出于安息日[阿拉米语为‘bsbh’]的原因,我明天得在船靠岸前把菜送到那里[码头],以免蔬菜烂掉。如果你不来,我以耶和华的生命起誓,我会杀了你!不要指望米舒拉麦(Meshullemeth)或示玛雅(Shemaiah)[又是两个沾点神气儿的名字]会做这件事。别忘了,到时卖些大麦给我。”写信的人生怕伊斯拉没有弄明白,又发出了以下威胁:“现在,我要以耶和华的生命起誓,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去做,你就等着后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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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守安息日相比,当时更明显的是(现在仍然是),象岛犹太人会聚在一起过逾越节,而逾越节正是使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犹太人的节日。象岛犹太人守安息日必定有些独特之处,因为他们的耶和华被认为是带他们出埃及的救星,而出埃及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分离”,即宗教和民族再生的重要时刻——使犹太人分离出去从而接受律法的必要条件。但是很显然,象岛的犹太人并没有完全分离,他们不会离开象岛,起码不会主动离开。最早的关于标志着逾越节开始的逾越节家宴上宣讲“ 哈嘎嗒注42”(Haggadah) 故事的规则,是公元9世纪才出现的,所以我们对住在埃及(答比匿、孟菲斯以及更重要的象岛)的犹太人在逾越节之夜诵读或不诵读什么几乎一无所知。(正规的逾越节家宴的“规则”本身也像其他规则一样是无法追忆的,它们不过是出于不早于公元3世纪的拉比的传统惯例,或许只是对基督教复活节圣餐的简单模仿,而不是一种标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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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对于来自“外邦”的污染大为震怒,决定要给国外犹太人出格的习俗烙上他们的权威印记。以斯拉(Ezra)这位“天国上帝的文士”被亚达薛西斯王派往西方,去纠正那些在耶路撒冷圣殿被焚毁后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那些被巴比伦流亡者怀疑有不洁行为或恢复了异教习惯,以及与“外邦人”通婚的犹太人的不良习俗。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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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年,有一个叫哈拿尼雅(Hananiah)的人[很可能是返乡的犹地亚总督尼希米(Nehemiah)的兄弟或近亲]给象岛犹太社区的首领耶达尼亚·巴·革马利雅(Jedaniah bar Gemariah)写了一封信,规定了标准的逾越节仪式的律法。他甚至有可能亲自把这封信送到了埃及。哈拿尼雅的确在象岛的某些地方出现过,但这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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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历史上,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个犹太人会告诉另一个犹太人某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哈拿尼雅决定不再用以西结和耶利米那种威胁的口气,要求犹太人离开那个受诅咒的国家——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哈拿尼雅采取纠正措施的细节表明,他对象岛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放任方式采取的也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在出土的早期陶片上,曾记载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庆祝逾越节?”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在方便时遵守的不固定的节期。所以,哈拿尼雅才指示耶达尼亚,节期必须精确地在尼散月的某一天(第十五天)开始,要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必须要做的事就是要吃特定的无酵面饼,即玛索(matzo)。由于当时埃及人的主食是面包,这样的规定必然会完全打破他们的家庭饮食习惯。至于他们的另一种主要食品——啤酒,则要求他们在逾越节期间戒除“发酵饮品”。时至今日,关于禁酒的规定是在逾越节家宴上喝不多于四杯红酒。“不得在尼散月的第十五天和第二十一天做工”,并且“须保持洁净”。在犹太传统中,房事并不是不洁的(除非在行经期间行房),因此最后一条规定既是命令要仿照耶路撒冷的洁净仪式献牲祭,也是为了绝对避免与死物有任何接触,而这在很看重防腐的埃及可不是一件小事。那么,又如何对待发酵物(chametz)呢?难道任何面包皮、面包和面包屑,或任何与其接触过的东西,都应像今天的正统派犹太人那样,在逾越节临近时从家里彻底清除掉吗?让现代的律法卫道士感到震惊的是,哈拿尼雅竟然命令要把发酵物收集到家里,藏在瓶瓶罐罐中,并在整个逾越节期间密封起来!这样的规定只能让那些遵守 《塔木德》注43(Talmud) 的现代犹太人感到惊愕,因为对他们来说,能不能看见并不重要——尽管 《密释纳》注44(Mishnah) (口传《托拉》最早的文字版本)和《塔木德》(包括《密释纳》在内的各种评注的总汇)允许临时把发酵食物和物品“卖给”非犹太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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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耶达尼亚是否听从了这些指示,并领导象岛犹太人开始以更洁净的方式庆祝逾越节,我们无法确定,但哈拿尼雅这种强制实施统一规定的使命表明,耶路撒冷人对埃及犹太人自行其是的做法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们的担忧并非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从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直指“怎样做才是一个犹太人”这个核心问题——在犹太人可以与外邦人通婚的环境下——军队及其附属人员显然对此持有一种宽容态度。但在当时,他们积累家业是受到他们波斯主人的鼓励的。不要把当时的情景想象成:枯燥的兵营里,一群单身汉睡在一起,在世界的尽头苦熬时日,终日以肮脏、醉酒和无聊为伴。事实上,象岛[像哈德良(Hadrian)城墙上的要塞一样]是一个家庭式城镇,其中的犹太士兵生下儿子,他们长大后仍然在军队里服役,在边境要塞里生活。在要塞之外,犹太人(包括圣殿管事、文士、商人、工匠)就居住在灰色的泥砖房子里,房子通常为两层,底层是炉灶和马厩,而上层则是十分宽敞的生活起居区。大门开向虽然狭窄但名字却极为夸张的街道(如“国王大街”)。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个真正的城镇:石板路一级级地拾阶而上,还有高大的围墙、狭长的胡同和弯曲的小道。根本不需要任何想象,就可以看到象岛的街道,听到聊天声,闻到做饭味儿。这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犹太人居住区,他们的邻居有波斯人、里海人,当然也有埃及人。有时,正如莎草纸上的文字告诉我们的,他们就和这些邻居结婚。如果这个外来人能够走进这个“耶和华”的社区,通婚会顺利得多,但尽管如此,《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也像后期的《圣经》章节和《塔木德》一样,对与异邦通婚采取一种不赞同的态度(如《申命记》7
:3称“不可与他们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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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犹地亚正面临入侵和灭绝的威胁,那里的大部分人去了巴比伦或埃及,而巴勒斯坦本身变成了雇佣兵四处横行的天堂时,那些自认为肩负着保护和恢复“天地间”独一的上帝的宗教使命的犹太人采取守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士和先知们认为,那些留在巴勒斯坦山地和河谷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特别容易受到异教徒的反攻倒算。如果他们和“以东人”(Edomites)或其他可疑的异教徒通婚,那么他们遵守律法禁令的决心就可能会因他们的丈夫或妻子热衷于那些“令人憎恶的事物”而削弱。总之,他们会与异教民族没有什么两样。《以斯拉记》的大部分内容写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象岛繁荣时期,基本上与其描写的事件同时发生书中曾专门命令那些在圣殿被焚毁后留下来并和当地人结婚的耶路撒冷人和犹地亚人,要他们必须“休掉”其外邦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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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采取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象岛犹太人,虽然也是耶和华的忠实崇拜者,但却不会按这些要求去做。他们的官员之一、“雅护”圣殿的一位管事阿拿尼亚·巴·亚撒利雅(Ananiah bar Azariah)根本没考虑(他很可能知道)加在耶路撒冷人身上的严格禁令,娶了一个十几岁的埃及女奴,叫塔比梅(Tapemet),人们都叫她塔梅(Tamet)。可是,塔梅并不是她丈夫自己的奴隶。她的左前臂上文着她的主人米书兰姆(Meshullam)的徽记,而这位主人是拥挤的象岛社会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米书兰姆最早得到塔梅,有可能是因为作为他借给一个叫耶胡恩(Jehohen)的犹太女人一批银锭而将塔梅给他作为抵押品。当时,这种用人作抵押的方式是很普遍的,而米书兰姆这次出借要收5分利,并且在借据中特别约定,如果欠账拖到第二个年头,他可随意取走并占有这个女人的任何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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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想象这位阿拿尼亚是如何遇见他未来的妻子的,我在这里也斗胆猜上一猜。或许有一天他到米书兰姆家里串门,因为两个人本来就很熟。考虑到奴隶主人的身份,娶不娶这个埃及女孩作小妾是阿拿尼亚自己的事,尤其是(事实的确如此)她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彼蒂(Pilti)。对阿拿尼亚来说,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做一个偶尔看望儿子的父亲。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公元前449年娶了这个埃及女人塔梅。合法的“妻子身份文件”中这样写道:“她是我的妻子,而我是她的丈夫,从现在起直到永远。”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使得自由人阿拿尼亚娶了这个女奴,但肯定不是什么复杂的利益驱动。塔梅结婚时的所有嫁妆只有“一套毛衣”、一面廉价的镜子( 这毕竟是在埃及注45 )、一双拖鞋、少量的香精油(这在当时十分贵重)和蓖麻油(尽管只有一点儿,平常也不一定闻),整体价值也不过微不足道的7个舍克勒。这很可能是女孩母亲的全部家当,是她能够祝福这场爱情婚姻的最后财产。米书兰姆作为新娘的原主人,显然对此无动于衷。从律法上讲,塔梅作为一个新妻子的身份对于自身的解放毫无帮助,即使她与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但是,米书兰姆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因为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如果他们夫妻两人离婚,他将保留孩子彼蒂的拥有权。如果夫妻两人有一人去世,他将获得两人所有共同财产的一半。新婚夫妇不同意,于是诉诸律法并重新更改了协议。根据新协议,如果米书兰姆再次主张对彼蒂的权利,他将支付巨额罚金,并且即使夫妻两人有一人去世他也得不到两人财产的一半。对塔梅和哈拿尼亚来说,这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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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他们到哪里去了,或者他们是否从一开始就住在一起,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找到的这些只是律法文书,而不是婚姻日志。但是,在他们结婚十二年之后,阿拿尼亚从两个里海人巴迦祖施塔(Bagazushta)和韦尔(Whyl)名下买了一所破旧的房子。他是以最低价格买下的,只花了14个舍克勒。当时,那个地方不值得一看,只不过是离圣殿不远的一处破败房产。有一个泥泞的院落,有窗棂但没有房梁,然而这就是(虽然买得有点晚)这对夫妻的所有家产。过了三年,当阿拿尼亚把它收拾得适于居住后,他正式地把这套“房产”(实际上只有一间)作为塔梅的个人财产送给了她。对一个女奴即使是纯洁的女奴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几乎可以肯定,又一个孩子出生了,那是他们的女儿耶雅示玛(Jehoish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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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在高墙耸立、小道纵横的边境要塞世界里,奴隶主、临时的女奴、圣殿管事和他们的孩子,共同组成了一个大家庭。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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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年,耶雅示玛已经7岁了,她的合法主人、精明难缠的米书兰姆或许是受了某种刺激,为这个小女孩和她的母亲签发了解放书,给予她们一种有条件的部分人身自由——“释放”,按体面的埃及式手续使她们“从阴影下走向阳光”。当然,这其中还有隐情。这个小女孩将成为米书兰姆家庭的一分子,如果他家愿意,他家的儿子仍然需要她来侍候。所有的线索都表明,至少米书兰姆的一个孩子,即他的儿子撒库尔(Zaccur)成了这个被收养的小女孩的真正兄弟。又过了七年,在她14岁时,她嫁给了一个名字和她的父亲阿拿尼亚完全一样的男人,那就是撒库尔。他保证这个小女孩比她母亲结婚时的场面要豪华得多。第一笔是每一个小女孩做新娘时必需的:全套的日常服饰,包括一身全新的带条纹的羊毛衣服、一条长披肩、亚麻长袍、一套“镶边的正装”,还有一个盛放所有衣物的“棕榈叶箱子”,另一个是莎草芦苇编成的箱子,第三个箱子则用来放她的珠宝、铜杯铜壶及其他器具、花哨的波斯拖鞋,再就是日用油膏,其中有一种据称是香水。由于她有这样一个大哥,这个小新娘在出嫁时打扮一新。她也有地方住,因为在她出嫁前,她父亲已经允许她拥有在她亲哥哥彼蒂不用时占用一半房子的合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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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十六年,到公元前404年,女奴和圣殿管事结婚已经45年了。阿拿尼亚在去世前把房产(那里已经非常像一个家)转让给了他的女儿,这主要是考虑到她在父亲的晚年曾给予的“支持”。多好的女孩!耶雅示玛。在仔细对财产进行了斟酌描述后,在干巴巴的转让文书结尾处写着:“这是房产的四至,现送给我可爱的女儿耶雅示玛。”但是又约定,她不一定非要等到他去世之后才能获得财产。又过了一年半,阿拿尼亚改变了生效文件的称呼:“你,耶雅示玛,我的女儿,对它(房产)拥有产权,从今天起直到永远,并且你的孩子在你之后拥有产权。”或许,这时的老米书兰姆恐怕早就去了岛上的墓地,而那位曾经为奴的女人和她的女儿至少真正地“从阴影下走向了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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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岛或许曾是一个男性军人的城镇,但那里的女人无论从律法意义上还从社会意义上讲都要比那些返回耶路撒冷和犹地亚的女人强势得多。米塔希雅(Mibtahiah)“夫人”——马西雅·巴·耶撒尼雅(Mahseiah bar Jezaniah)的女儿,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塔梅完全不同,她的社会地位非常显赫。9她的族人一直是社区的领袖和圣殿中的重要人物。然而,这对她的婚姻并没有太大影响。她所嫁的三个丈夫中有两个是当地的埃及人,并且这两位都是建筑大师。其中一个是以示俄(Eshor,后改名拿单),他被誉为“王室御用建筑师”。在她漫长的生命历程中,米塔希雅(她的自信和妩媚与塔梅的自卑与朴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曾三度离开丈夫,并且三度把房产留给对方。一开始,她嫁给了一个邻居,叫 耶达尼亚注46(Jedaniah) 。她的嫁妆十分奢华,除了各种珠宝和箱子,还有一张莎草和芦苇编成的大床。她是作为房主结婚的,房子就是她富有的父亲作为她的财产送给我的结婚礼物。正如房产的转让文书上所写:“送给你爱的人,你可以送给别人,以后你的孩子们也可以这样做。”但另一方面,她的丈夫却感到不知所措,因为他只拥有在婚姻存续期间对房产的使用权。但事实证明并不需要如此长的时间,因为耶达尼亚早早地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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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叫皮乌(Peu)的埃及人,他很不争气,而有关他们离婚的文书表明,在埃及的犹太人中间,并不是凡事都要遵守《托拉》的规定(过去和现在均是如此),而是女人有权首先提出离婚。《申命记》(24
:1-4)中赋予了丈夫单方离婚的权利,他只需发一个声明说他“发现了某种不洁”即可。如果一个男人觉得他“恨”自己的妻子,同样可以用一纸休书终止婚姻,并“送她出户”。但是,象岛的情形却并非如此,至少对米塔希雅夫人来说并非如此,她那丰厚的嫁妆必须退回。她和皮乌诉诸法庭对财产进行分割,最终米塔希雅打赢了官司——她只需以当地的埃及女神撒蒂(Sati)的名义起誓即可。这对于耶路撒冷的《托拉》卫道士来说无异于离经叛道,而对于尼罗河上的犹太人而言却只是一个形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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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我们十分了解的第一个犹太社会中,那里的军人家庭是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犹太人——吸纳了埃及人的习俗,但又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们在名字或身份问题上更是如此。由于哈拿尼雅不能,也不可能说服他们像先知们要求的那样全部离开埃及,他强制实施统一性的使命遭到了历代形成的当地习俗的抵触。象岛莎草纸上的文字就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对这样的指示非常反感。他们的社区毕竟是在《托拉》律法成熟之前形成的,而他们自己的习俗和律法离成为一种共同的遗产还有很长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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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尽管对于犹太历史的后续展开而言,上埃及尼罗河边境上这样一个要塞城镇似乎不宜作为一个典型案例,但实际上它却非常典型。像生存于异邦人中间的许多其他犹太社会一样,象岛上的犹太性也是世界性的。他们说当地方言(阿拉米语)而不是希伯来语,沉迷于律法和财产,有强烈的金钱和时尚意识,十分看重结婚和离婚,注重培养后代,有着精细的社会等级,享受着各种犹太仪式的快乐与责任。目前能够找到的唯一文献就是《智慧书》,即 阿希喀尔注47语录。 在整个象岛犹太人社区的中心,在他们与阿拉米人、里海人和埃及人比邻而居、熙熙攘攘的街道上面,高耸着他们的圣殿,远远望去显得有点儿出格,但却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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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些市井间的日常琐事似乎使得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情趣,这是一段没有殉难、没有哲人也没有哲学折磨的犹太历史,这是一个幸福、平静的地方。这里有的更多是财产纷争,人们打扮入时,出席婚礼和庆祝节日;这家的孩子很淘气,邻居家的孩子更淘气,整天弄舟戏浪。这是一个穿胡同走小巷的世界,顽童向河里扔石头,情侣在棕榈树下漫步。这段时间,这个世界,完全与苦难的故事隔绝开来。但是麻烦还是来了,如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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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后来成百上千年间在巴勒斯坦地区之外扎根的许多犹太社区一样,象岛人对他们悠闲自在的生活有点得意。他们憧憬着,只要温和的波斯人在那里保护他们免受当地人粗俗的妒忌,他们与邻居们的关系即使不比期望的要好,但至少可以不受打扰地生活。但准确地说,这正是问题所在。当波斯帝国的势力分崩离析时,那些被认为是其信任的受益者的种族群体突然变成了外来人而不再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无论他们定居了多长时间都是徒劳的。公元前5世纪末期的情形正是如此。公元前486年和前464-前454年,埃及陷入了全面起义的战乱之中,并一直持续到这个世纪末,这再一次让不断扩张的波斯霸主感到埃及人不甘臣服、难以驾驭。突然间( 正如2500年后的20世纪末埃及发生的情况一样注48 ),象岛犹太人被指责为殖民者、波斯占领者的工具,他们的社会习俗是反常的,他们的宗教是一种亵渎的侵略。如果说波斯人的宽容曾经允许他们作为帝国的“走狗”繁荣一时,那么当地埃及人起义的目的就是把他们也视为占领者,从而排斥和恐吓他们,把他们从当地文化的“躯体”上撕裂下来然后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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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草纸记录了当时的骚乱和抢劫场面——大屠杀的原始形式。位正在底比斯大门前等待丈夫的女人突然被捕,而没有任何解释。她们都嫁给了犹太人,但其中有人用的是像伊西拉什韦特(Isireshwet)这样的埃及名字,这在象岛上是常有的事情。墨西雅(Mauziah)写信给社区首领耶达尼亚说,他被诬陷藏匿从商人的身上偷盗了一块钻石,并因此被投入监狱,直到针对这种不公待遇的骚乱变得非常严重后,他最终才被释放。不过即使被释放,他的语气仍是尖锐而紧张的。他对那些救助他出狱的人十分感激,他告诉耶达尼亚要好好地报答他的救星——“他们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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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5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原来的平静突然被打破了。埃及的“雅护”信徒指责那些来自犹地亚的外来干涉者不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墨西雅谴责哈拿尼雅这位来自耶路撒冷的逾越节特使,认为他的出现激起了库努姆神庙祭司的不满,甚至要与犹太要塞为敌。堡垒中动员部队和集合军人时一直供应的饮用水突然中断了。不久,要塞里忽然出现了一堵神秘的高墙,把整个院子一分为二。然而,这些只不过是挑衅行为,真正的灾难随后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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