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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最重要的事实,或许也是《圣经》的关键,希伯来《圣经》并非成书于一个辉煌的时刻,而是经历了三个世纪(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的漫长战乱时期。这正是这部书之所以能够保持着日积月累的清醒和小心翼翼的诗意,并在各种帝国文化的夹缝中,将这些寻求自我安慰的粗糙文字保留下来的原因。甚至在宣称与耶和华订立了其他任何民族都不能分享的约之后,任何以例外论自夸的诱惑,都被其字里行间描述的分裂、背叛、骚乱、欺骗、暴行、灾难、过犯和失败,这些杂乱的史诗斩断了。大卫最宠爱的儿子押沙龙(Absalom),在针对自己的父亲的叛乱中以极度令人恐惧的方式被杀死。以威严自傲著称的所罗门王室,在他死后延续了还不到一代人。国王玛拿西发明了儿童火祭这种恐怖的献祭形式。埃及人始终在南方虎视眈眈,而美索不达米亚历代王朝都在北方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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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说,《圣经》最初只是作为一篇安慰性的文字而写成的,因为书卷从一开始就沾满了泪水。要阅读这部书,就要回溯过去的历史,就会加深对旧时代错误的印象,即犹太人的故事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悲剧性的预感,而其中的文字都是凭着对一次次日益逼近的灭绝的预感写下的:巴比伦人、罗马人、中世纪、法西斯主义。这些都可以证明“哭泣的希伯来”(撕头发、掐乳头、火刑柱上的文士)的“浪漫”传统。这并不是说,在随后的漫长故事中,没有值得伤心的情节——希伯来《圣经》及其大部分后续历史的确曾经历过死亡谷的阴影。但其“字符”及其犹太守护者数千年的历史,毕竟已经从尸骨堆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更好的地方。而犹太人的声音也从低沉的挽歌变成了远远超出你想象的更经常的纵情高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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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又一代的《圣经》作者让书卷上的文字不再记述最黑暗的时刻,而是时刻准备面对最黑暗时刻的来临。正如每一位犹太人都会告诉你的一样,这其间有重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实际上就是生命和死亡。这部充满生命力的书卷的大部分内容不是一味地描述悲伤,而是要与悲伤的必然性作斗争,这又是一个重大的区别。他们是宿命论的反抗者,而不是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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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伯来《圣经》形成的漫长岁月里,在那些从事写作的文士的“囚牢”之外也并非一片静默。整整一个世纪,考古人员终于从沉默的废墟中听到了一种令人惊异的希伯来语聊天声,那是一串《圣经》式语调的响亮声音。当然,其中的句子断断续续,就像刻有它们的那些陶片一样破碎。有时,这些陶片上的内容还赶不上一条希伯来语“微博”,只能让人辨认出这个酒罐或油罐是属于某某人,或(更多的是)一个 “lmlk”印记注78 ,表明某件罐器是属于国王的财产。而有时,这样的“微博”却变成了真正的文本(像我们这样只是纯粹的历史学者,则要将这样的演变归功于碑铭研究人员的保护):关于悲伤、忧虑、预言和自豪的各种故事。这些刺耳的声音和杂乱的信息却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犹大和撒玛利亚(尽管也是属于古联合王国的领土,但其故事却未融入《圣经》的叙事主题,也非绝对重要)存在着生命。这就是羊皮纸和陶片的区别:一种是在动物的皮肤上绘制,涂上底漆,然后再精心刻画,显然是为了用于礼仪性的记忆和公开背诵;另一种则是用墨水写在随手捡到的各种破罐的碎片上,这样的材料简易、低劣、粗陋,随处可见,谁想用就可以用。你可以想象,这样的陶片一堆堆地放在房间或院子的角落里。这些密密麻麻的文字, 字符大约只有一毫米高注79 ,就写在陶片的表面上,笔迹随着通常是弯曲的表面变化,由于左右手书写习惯不同,往往使字迹东歪西斜,仅仅是这些形质上的事实本身就足以证明:这是在用刻画的形式聊天——独特的希伯来和犹太文化中不安分的因子本来就是无法抑制的。在有些陶片上,一段段文字是如此拥挤和散乱,以至于使人感到(我们都知道)真的有两个犹太人在聊天,都不想让对方插上话(即不给对方在边缘处留下位置)。这些碎片上的边边角角也是他们争先占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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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用嘴说还是用手写,这种热闹的聊天形式并没有完全从古希伯来语中分离出来。聊天文字使用同样的标准化字母,字符的样式、语法和句法也基本相同,但却既可以从右向左书写,也可以从左向右书写。然而,犹太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希伯来语则是由迦南—腓尼基语演化而来的,并未经过校订,所以不成体系,但却充满了古拙的、喊叫的力量。《圣经》中的修辞是诗化的;而陶片和莎草纸上的文字却是社会化的。然而,正是这种平凡的诉说,穿越了经文沉思默想的壁垒,从而使犹太人的故事在一神教的书卷中发出了独特的声音。《圣经》或许再造了希伯来语,但并没有创造它;正如塞特·桑德斯(Seth Sanders)富有启发性的描述:希伯来语经历了早期富有生命力的发展阶段后,到公元前8世纪末,已经可以在经过校订后,用于写作历史和律法文书,记录家谱和先祖的事迹——这正是“我们是谁?”“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些古老问题的全部答案。神化语言和社会语言之间、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独特的希伯来—耶和华语言和非常接近邻邦文化(摩押、腓尼基甚至埃及)的语言之间的不断交叉使用,源源不断地为经文和社会语言补充营养。如果说《圣经》的无限生命力,和在所有幻想与神秘(雅各的不诚、摩西的易怒、大卫的色欲、约拿的懦弱,还有竖琴和羊角号、无花果和蜂蜜、鸽子和驴子)中显示出的世俗生命的坚韧,在于其借用希伯来口语和书面语这些充满活力的母体再造的凡人形象,那么《圣经》中以祈祷和预言、律法和判例的形式记录的犹大王国的日常生活同样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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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文本感官上的生机勃勃主要应当归因于其篇章在重写时并没有完全替代与其同时流传的口传故事,从而保留了原有的精神张力和呐喊声音。虽然这些不断被“发现的书卷”中的主要故事,都有一个诵读者和一群听众,但这并不意味着听众只是坐在那里被动地听讲(就像如今诵读逾越节“哈嘎嗒”故事的情形一样)。他们有时会不遵守“必须竖起耳朵,只听不说”的推定。在巴比伦人入侵的前一天夜里,我们的年轻军官霍沙亚胡躲在被围的拉吉要塞里,就曾利用空闲时间对他的上级军官约什不识字表示愤怒。在通常那种礼貌的开场白(“愿耶和华给您带来好消息”)之后,霍沙亚胡接下来给他的“约什大人”写的是:“现在,请给我解释一下您昨天夜里送给我的信是什么意思好吗?我一直在琢磨,并且感到从未有过的震惊。您说‘你不知道怎么读信’吗?以上帝的名义起誓,从来也没有人为我读过信!每当我收到一封信……我都能一字一句地倒背如流!”这封信是20世纪30年代发掘拉吉遗迹时,在要塞入口旁的一间警卫室里发现的16封信之一,信的内容表明,不仅识字运动在犹大王国的文士、祭司和宫廷精英阶层之外已经相当普及,并且就连霍沙亚胡这样通常习惯于“我他妈是条看门狗的儿子”之类军营行话的普通士兵,也把阅读能力看成是一件大事。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如下问题:什么样的人才有诵读《圣经》书卷的资格?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诵读者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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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读书写字的入门教育制度,至少可以追溯到这位也许上过识字班的霍沙亚胡之前三个世纪。最近,在亚实基伦港内名为 特拉扎依注80(Tel Zayit) 的一小块陆地上(存在于公元前10世纪,大卫—所罗门统治时期)和西奈北部的坎底勒阿柱(Kuntillet Ajrud)哨口(存在于公元前8世纪),都发现了从迦南楔形文字演化而成的由线形字母和西闪米特文字组成的可辨认的希伯来文“字母表”。这两处发现的字母表都包括全部22个希伯来字母,但在排列顺序上有几处明显不同,这表明希伯来文字当时已经从其强大邻邦——亚述与波斯的楔形文字和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这些主流文字体系中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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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用于实践和训练的字母很可能是文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有证据表明(从而更进一步证明),到公元前8世纪,文士学堂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令人惊奇并具有原创性的是,这类字母表的日益大众化以及用于练字和作笔记的石板的强烈质感——当然,行文的书写方向尚未定型(有时从左到右,有时则像现在的希伯来文一样从右到左)——并不是任何的官方指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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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扎依(犹太人的信镌刻在一块巨大的石灰岩上)和坎底勒阿柱之所以名声卓著,是因为这两处都位于文化边远地区,而不是商业、军事和崇拜活动的中心。所以,比楔形文字更为简单易写的线形文字的广泛使用,完全有可能意味着当时的文字写作技能已经在精英阶层之外的民众中间普及开来,甚至经常用于日常的信息传递。在坎底勒阿柱,祝福词、诅咒语和颂歌以及最著名的时尚绘画风格(如女子歌唱、母牛喂小牛的画作)的大量运用充分表明,有一种充满生命力的不安正在神圣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之间涌动着。同样,在耶路撒冷以西大约20英里的示菲拉低地地区的基色(Gezer),发现的一本著名的公元前9世纪按农耕季节分月的农用月历(如晒干草月、收大麦月、剪葡萄月、收夏果月,等等)也表明,其写作风格已经完全脱离了该地区其他地方的管理层中间通行的文士专用的正规格式。桑德斯将这一现象形容为“土生土长的手工艺书体”,而不是什么“所罗门启蒙运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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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5世纪,也就是《圣经》编写成书这个时段,在文士和圣殿祭司周围的平行世界中,发生了一件意义深远的重大事件。希伯来文作为一种写作媒介,由腓尼基—迦南文字演化为一种在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甚至覆盖至约旦河以东)基本一致的标准形式:统一的文字和音调(尽管以色列和犹大依然是两个分立的王国,并且当时以色列王国已经灭亡)。这是一种超越了耶和华王国的语言,公元前9世纪摩押国王米沙(Mesha)庆祝其人民从以色列统治下获得解放的 纪念碑文注81 ,就是用他的敌人的文字——生动的古希伯来文——刻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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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犹大和撒玛利亚是分治的,但希伯来文却将不同阶层的民众联系在了一起。那些书写诉状的人和娱乐大众的人并没有因为行业语言不同而隔绝开来。这种连续性可以部分归因于文士代表上诉者书写诉状本身就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许多社会生活和地理位置都完全不同的地区,通行的都是同一种希伯来语。在内格夫(Negev)地区北部的另一个军事要塞阿拉德的“秘库”中发现,当时的军需官伊什亚胡(Elyashib ben Eshyahu)在抗击来自巴比伦的威胁时,曾收到过一封又一封征调油料、红酒、小麦和面粉的信件。而在二十多年前,在靠近亚实突(Ashdod)沿海边境的一个抗击埃及人进攻约西亚军队的犹地亚要塞里,一位农夫曾向要塞中某个主事的头头上诉,要求归还一件作为债务抵押品而强行取走的衬衣或外套,因为这种没收行为在《圣经》中是禁止的。“在我几天前收割完毕之后,他强行把您的仆人(上诉者自称的方式)的衣服取走……所有在烈日下与我一起收割的同伴都可以证明,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并不想冒犯谁……如果大人您不觉得归还您的仆人的衣服是他的义务的话,那就太遗憾了。您不应保持沉默。”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它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止是这位农夫对于找回强行剥走(他就是这么认为的)的衣服的绝望心情。它同时也意味着,这位上诉者懂一些《圣经》律法,尤其是《利未记》和《申命记》中禁止粗暴地对待穷人的律条。就好像浓缩在《托拉》中的“社会”诫命元素已经完全内化,不仅是作为半官方的或律法的规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民众期望的一部分,受到耶和华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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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的书写在上帝与凡人之间是共同享有的。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耶和华一直被认为是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他虽然是无名的和无形的,但他有时也会化为某个可见的事物显现出来,如写字的手。在关于他向摩西显现的一段记述中,他的手就曾直接把诫命写在石板上;在《但以理书》中,他的手也曾把对耽于享乐的国王伯沙撒(Belshazzar)的警告写在城墙上。上帝就是这只手;上帝就是这些文字;而最重要的是,上帝就是“字符”。但他并不是仅仅把“字符”放在自己心里。圣殿祭司试图将宗教权威作为拥有“字符”的条件,但由于字符形式的自由和多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精灵”已经从魔瓶中逃了出来。事实上,在《圣经》当初将其装入魔瓶之前,这些“字符”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所以,这些希伯来“字符”就像随之而来的犹太生活一样,主动地而不是奴隶般地与宗教权威联系在一起。这些“字符”拥有属于自己的辉煌、散漫、善讲而好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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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独有的活力而言,最戏剧性的例证莫过于雕刻在一条水道靠南的墙上的一段希伯来文,那是由国王希西家的军事工程人员挖掘的。挖掘这条水道本来是为了把西罗亚池边的基训(Gihon)泉水引出来,将其导入内城防护区内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建造水道是希西家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是用来应付公元前8世纪末西拿基立的亚述军队的围困。因为他一旦决定信仰耶和华(他当时已经把耶和华圣殿里的外邦仪式和偶像全部清除),并公然拒绝亚述国王索取贡金的无理要求,耶路撒冷将难逃被围的厄运。但是,尽管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创举——整个水道长643米,贯穿坚硬的石灰岩体,并且没用任何竖井通气和透光,这样的水利系统在当时的上古世界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但这条新水道在《列王纪下》第29章中只是简单地一带而过(“他挖池、挖沟,引水入城”),而在更晚的《历代志下》第32章中也不过是多提了几句而已(“这希西家也塞住基训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但是,关于水道工程建设进入高潮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有另一种版本或更戏剧化的描述。这个版本宣称这是一个真实的生活故事,一段微缩的历史,我们从中第一次知道有一群犹太人独自完成了一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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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关于水道的故事……人们肩并肩挥舞着镐头,当只剩下 三肘尺注82 时,就听到有个人在喊他的工友,因为在岩石的右边和[左边]出现了一条裂缝。水道打通的当天,石匠们奋力击打着[岩石],每个人都走到他的工友身边,互相碰击镐头以示庆祝。他们看到,水从泉边流向1200肘尺外的蓄水池。水道上方的岩石离石匠们的头顶足有100肘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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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180个希伯来文单词,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字数最多的、连续的古希伯来文字石刻;而其主题,也并不像巴比伦、亚述、埃及甚至小小的摩押的石碑那样,记录的只是统治者的壮举和威名,或他们的神祇的英勇无敌。与此相反,这篇文字石刻记录的,是普通犹太人的胜利,即工匠——“挥镐者”成功后的喜悦。它并不是吸引公共眼球的纪念碑,而只是为了那些在某一天偶然经过这里,然后蹚过泥泞的古老水道的人们,而镌刻的一墙发思古之幽情的石刻。它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又像是某个人随意、自发的率性涂鸦,然而又不像涂鸦,而是深深刻进岩层的完美的巨型(足有四分之三英尺大)希伯来字符。难道这些还不足够讲述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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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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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发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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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ving, D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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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么会遗漏了2500年前,关于水道建造者的故事呢?一代又一代粉红面孔的英裔美国人——《圣经》学者、传教士、军事工程专家、绘图员和勘测人员,全副武装地带上他们的量尺、蜡烛、笔记本、速写纸和铅笔,在他们的士官和农夫向导的陪伴下,跋山涉水,然后手脚并用地爬进洞穴般水深过膝的水道——怎么会没注意到这六行深深刻进岩层的希伯来字符呢?难道因为他们在蜿蜒曲折的水道中开辟一条通道,在水淹到下巴的暗道中艰难呼吸,还要伸出手去防止烛火的晃动,所以根本顾不上注意那些难以分辨的铭文——这时你只想赶紧跑出去,跑到露天的阳光下,而再也不想待在地下幽暗的微光中,这一切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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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些困难都难不住一个学童。1880年,雅各·伊利亚胡(Jacob Eliyahu)只有16岁。他出生于拉马拉(Ramallah),他的母亲是为了逃避耶路撒冷的霍乱才来到这里的。他的父母都是塞法迪(Sephardi) 犹太人注83 ,后经土耳其移民到巴勒斯坦,但却已经通过伦敦传教团皈依了基督教。在多种语言背景和天生的好奇心驱使下,小雅各早就对耶路撒冷水道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听人们说,这条水道在圣殿山岩石之下200英尺处穿过,从处女泉一直延伸到西罗亚池。人们传说,有一个妖怪或一条赤龙(这条龙正是尼希米骑马经过的“龙之井”中的那条)就蛰伏在那里,这就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还有人说,这条水道是分别从两头挖最后在中间会合而挖通的。于是,他约上他的朋友萨姆森(Samson),让他从处女泉进入水道,而他自己则从高约5英尺的西罗亚池入口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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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各知道自己将要进入黑暗而逼仄的水道,所以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把蜡烛固定在漂浮的木板上,并且把火柴拴在脖子上以备不测。但是,水越走越深,火柴被水浸湿了,而漂浮的蜡烛也成了累赘,所以小雅各只能用手摸着石壁探路,缓慢向前移动,布满浮渣的水面很快没过了他的腿。谁也不知道当时的石匠们为什么把水道设计得如此曲折,尽管有人猜测,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是怕惊动了深埋在圣殿之下某处的历代犹地亚国王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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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西罗亚入口大约30米的地方,小雅各感到石壁表面突然发生了变化,光滑的石壁上好像有一块凹进去一英尺左右的石板。这块石板上有一些字符,并且分成了很多行。这些字符一行行地向下延伸,直达越来越高的水面,甚至淹没在水中。他还能摸到一些用锤子敲打出来的小斑点,把一组组的字符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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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往往对神秘的事物非常敏感。是谁的神秘之手刻下了这些文字,又是什么时候刻下的?是一个间谍,一个犯人,还是一个士兵?小雅各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他兴奋地涉水向另一端的处女泉跑去,他要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朋友萨姆森。然而,萨姆森是一个有些胆小的孩子,他早就从入口处爬了出来。小雅各不等自己眼睛适应外面的光线,就兴奋地一下子扑向一个矮小的身影,他以为那是他的朋友萨姆森。直到这个阿拉伯女人对从水道中钻出来的湿淋淋的“水怪”高声尖叫时,小雅各才意识到他弄错了,但已经来不及抵挡一群正在处女泉边洗衣服的女人的攻击。等到从她们的尖叫和撕扯中脱身之后,小雅各就赶紧把自己的好消息告诉了他在儿童传教团工业学校的老师 康拉德·希克注84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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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克对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但他却不能立即破译这些上古希伯来字符。他们不得不等待牛津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的亚述考古学专家阿奇巴尔德·塞伊斯(Archibald Sayce)从塞浦路斯赶到耶路撒冷进行现场察看。他蹲在污水中从上到下仔细分辨石壁上的字符,而他的助手约翰·斯拉特(John Slater)则在一旁举着蜡烛,并不时被蚊子咬一口。尽管由于水流的冲刷,那些雕刻的字符之上积累了一层硅酸盐,因而辨读起来十分困难,但塞伊斯根据公元前9至前6世纪希伯来文独有的转换词“vav”——字母“v”由三画组成,中央另有一条短短的竖线——以及在“bet”下面有一条长长的横线等特点,认定这是犹大王国陷落之前使用的文字。而希克也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希西家统治时期石匠们的杰作。于是,两人联名发表了这一重大发现。他们找到了公元前8世纪犹大王国失落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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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每一个对耶路撒冷历史感兴趣的人一样,希克曾经熟读“现代《圣经》探险队”队长 爱德华·罗宾逊注85 博士的《巴勒斯坦地区〈圣经〉文本探秘》(Biblical Research)一书,这位康涅狄格扬基佬曾于1838年与经验丰富的同伴艾利·史密斯(Eli Smith)牧师一起测量过水道的深度。正是这位罗宾逊,第一次认定需要两伙人分别从两头挖,才打通了这条长1700英尺的石质水道。后来,这两位探险者又两次进入水道。“我们脱掉鞋袜,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前行了800英尺,头顶上的岩石越来越低,而水面却越来越高,甚至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如果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话,是根本无法前进的。所以,罗宾逊和史密斯“用烛火互相招呼着”,退回去,再进来,来来回回,直到第三天才走完了整条水道。尽管罗宾逊非常细心,他却错过了那片石刻,但他所看到的一切足以让人们相信,希西家水道证明了《圣经》或至少是提到这条水道的《列王纪》和《历代志》,并不仅仅是神圣的经文,而是真实的、可信的历史。根据这些发现,罗宾逊写道:“因此,我们完全能够将另一段远古的历史事实,从漫长的遗忘或者说怀疑中抢救出来,而这一事实曾经失落了如此长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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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圣经》的史实及其信仰,同样也是康拉德·希克的梦想。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在1846年的耶路撒冷“传教团”中多少有点儿孤独。于是他独自一人沿着城墙在小路上漫步。这条小路,尼希米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某天夜里也恰好骑马走过。希克对那里的每一寸城墙和每一道城门都非常熟悉,任何一个人,甚至那些在1867—1870年间绘制《圣城堪舆全图》的英国军事工程人员,也没有希克那样一双鼹鼠似的眼睛,能够在圣殿山的圆顶 清真寺注86(Haram al-Shrif) 之下黑暗的水道和通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哪怕是最不易发现的猎物。在1873—1875年间,只要他能脱开工业学校指定的木工任务,就会一段一段地研究那些水道和通道,研究那些蓄水箱、蓄水槽和可蓄数千加仑的水池,而这些水利工程都深埋在圆顶清真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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